清代的官员俸禄是比较低的，以一个七品知县来说，年俸仅为45两，雍正以后，实行养廉银制度，知县可以拿到800至2000两不等的补贴。如果以清代一个五口之家年支出30两银来计算，似乎知县这个收入也还算不错。

不过，账总是经不起算的。事实上，知县的开销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很多。首先要养幕僚，一般的都会聘请两到三个师爷，一个师爷一年得二三百两。而政务比较繁重的县，则要聘请五六个，显然，仅是支付幕僚的费用就高过合法的收入。

此外，知县还有很多的额外且必备的开支。如给上司送的各种“节敬”，同僚之间也少不了各种仪封，这两项开支，一年也不会少于五百两。

至于意外情况也是时有发生，譬如钦差或是上级巡视地方，那除去接待费用以外，按官场套路，程仪（即路费）就得二万两以上。所以说，在清代，想要作一个清官，只拿合法的收入，显然是无法在官场立足的。

既然合法的收入不敷开支，那么有什么办法来弥补呢？陋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陋规又叫规礼，是在明朝中期形成的一个词语，意思是不见于官府文本的规则，是指各级官员在俸禄之外，从国家正式税收外搜刮而来的民脂民膏，历时日久，便形成了一种惯性的法外收入。

陋规从表面上看，是官员对体制外利益的分配，本质上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公”。若再进一步探讨的话，重点就在于官员如何获取这种非正式的税收。

陋规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自上而下形成的一套体系。其规矩的制定者就是那些京中大员，他们要把官场的规则立起来，并且按照这个规则选拔合适的地方大员。

地方大员即督抚从中要发挥好承上启下的作用，孝敬好京官，选拔好下属，享受自己的陋规收益，维持好官场的这种生态平衡，至于那些破坏规则的人，一律要清除出官僚队伍。

陋规来源于税收，因此陋规的具体实施者就是基层的州县官。他们是亲民官，直接取得非正式税收的税源。当然，他们按陋规取材，并不构成抢劫勒索，因为他们是按照省里定下的规矩，“合法”地扩大税源的。

所谓的“非正式税收”，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通过加征火耗、羡耗，赚取中间的差额。我们知道，自康熙以后，百姓纳税都是以银子的形式上交官府的。然而，一般百姓手里都是铜钱或是散碎的银两，而地方官府上交户部银库的则是官银。

官银的重量一般为五十两每锭，所以官府在收税的时候必须将碎银重新入炉，熔铸成统一的官银。这其中，就有部分银两在熔铸的过程中被消耗。通常情况下，这种消耗并不大，大概只有1%到1.5%左右。

按照正常的收税标准，百姓缴纳一百两银子，只需多加1两或1.5两即可弥补消耗。可事实上，官府在征税的时候，往往将火耗加到20%以上，像河南、山东两省，火耗最高，高达40%。

如此巨大的差额最终不会落到户部，而是进入了各级官员的私囊。乾隆时期的国家年财政收入大约为4000万两，除去关税、盐税和各种商税外，从土地中征收的税大概在2500万两左右。如果按照火耗30%计算，那么就要多收750万两。

陋规的盛行与官员收支不平衡有着本质的联系，清代诸帝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他们知道各级官员大肆收受陋规，如果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势必要提高官员的收入，而这一点，恰恰又是皇帝最不愿去做的事情，毕竟全国这么多官员，国库也负担不起。

不过，对于州县官吃火耗，皇帝认为也该有个限度。康熙帝就曾提出一个标准：州县官，只取一分（10%）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康熙帝的这个表态，无疑将陋规合法化了。

陋规的出现引发了清代官场的“非正式腐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是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似乎都和清官绝缘了，在这种大环境下，可以说没有真正的清官，只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