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伊朗局势持续牵动全球关注，而特朗普在这其中的言辞和举动，无疑成为了焦点。他的表现堪称复杂且充满戏剧性：开战前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又说不打；在冲突进行时，宣布即将停火，随后又改口反悔，信息常常混乱不清。他还时常设定各种最后期限，当期限临近时，又不约而同地延后。这样的做法，加上他常常自豪地宣称自己赢了，并且把结果塑造成他想要的模样，白宫官网甚至用大写字母突出他任内的365场胜利。这些行为，无疑为传播学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值得深入剖析。

进入2026年，全球局势发生了些许变化。多国领导人纷纷赴北京访问，欧洲的民调也显示，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继续扩大。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的则是各国越来越注重经济账单的计算，谁能提供稳定的合作，谁一味采取单边主义、施加高压，逐渐变得显而易见。特朗普政府虽然尝试通过加征关税来振兴制造业、减少贸易逆差，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反而美国自身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退税流程启动后，各企业忙于填写表格，海关系统也在不断调整，市场则仍在适应新的规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邓建国，试图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解读这些变化。他指出，传播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框架理论：媒体通过筛选和呈现信息，来引导公众对某一事件的理解。然而，在特朗普身上，这种传统的框架似乎失效了。他像是一个乱拳打老师傅的拳手，打乱了原有的规则，一切原本坚固的东西都随之消失，秩序变成了后秩序。

特朗普用这种无规则的方式反倒建立了新的规则，这也正是为什么如今如此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研究特朗普学，因为他的做法打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框架。他吸引注意力的方式别具一格，这种方式不仅让学者、专家，甚至普通网民和各国领导人都纷纷被他的风格所牵引。邓建国认为，特朗普可能并不值得过多深究，他或许只是美国民主制度中的一次短暂现象，未来虽然可能会有类似的极右领导人，但特朗普的幕僚们的个性迥异。事实上，很多人可能已深陷他的套路中——通过制造混乱来打乱现有的秩序，让大家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身上。他前后矛盾的言辞，24小时内的朝令夕改，实际上是一种纵向的策略性模糊。

与普通政客在一条信息中制造模糊不同，特朗普选择在不同时间发布矛盾的信息，目的是为不同人群争取最大的认同。邓建国曾分享过自己读硕士时的经历，他谈到在与国内企业的谈判中，对方经常通过马上就要赶飞机、错过了就没有机会的方式制造紧迫感，尽管对方明明没有马上离开。这种方式是商人常用的压迫手段，特朗普则把这套方法从商界带到了政界，用得得心应手。至于特朗普常提的赢学，其背后可以追溯到尼采的那句名言——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在今天这个媒介化时代，大家通过媒体了解现实，特朗普则善于通过社交媒体先给自己定义现实，使得他的版本成为最先传播并占据注意力的版本，这样他的解释便变成了他人眼中的现实。这就使得框架理论在特朗普的时代发生了改变。同样的事实，不同的媒体可以用不同的框架将其呈现出来。西方媒体往往以新殖民主义的框架看待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而中国则自我定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

然而，特朗普却没有固定的传播链条，他的言辞总是断裂的，难以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在社交媒体碎片化的时代，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流的时代，而非稳定的框架时代。流，是碎片化的、情感化的，特朗普正好适应了这种主导情绪的传播方式。特朗普作为一个极具表演性的个性，在前社交媒体时代已经很有特点，而今天的时代则将他的这些特点放大了许多。许多年轻人的媒介形象，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持久的表演可能让他们模糊了真实自我与媒介形象的界限。这不仅是传播学的课题，更涉及心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媒体成了过滤器，将这些人格特征放大，让少数成为主流，许多人也开始模仿。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发帖往往能直接影响决策，白宫幕僚长办公室几乎时时关注他的动态，这无疑打破了传统制度化的决策路径。

美国的政治注定是媒介化的，因为这个国家的面积大、人口多。从古希腊的小型面对面民主到现代的大规模民主，大众媒介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媒体成了第四种权力，几乎与政府平行，政客既依赖又痛恨它。传统媒体常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自由派，而特朗普则对其心怀怨恨，称之为假新闻，因此，他特别依赖社交媒体。希拉里时代就开始通过社交媒体绕过传统媒体的把关，特朗普则进一步极化了这一做法。社交媒体的好处在于其低成本和精准投放，能够根据特定地区、收入和性别的选民进行定向推送。然而，社交媒体的使用也导致了政治极化。沉默的螺旋效应让许多人不愿发声，但一旦发声，他们往往希望获得关注，这使得本来温和的观点变得更加激进。情绪激发之后，大家更倾向于点赞、转发，非理性因素越来越多。

平台算法的设计，鼓励情感内容，以增加用户的停留时间，这打破了传统媒体自由且负责任的假设，情绪被放大，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也使得自我实现预言成为现实。民主原本假设选民是理性且积极求知的，媒体为他们提供平衡的信息，但事实上，大部分人并不深入挖掘复杂的事务，他们只是跟随意见领袖的观点。这改变了领袖形象的标准。过去，人们崇拜像肯尼迪那样体面、善于演讲的领导者，然而如今特朗普粗鲁、简单直接、爱用大写字母反而让他被视为真实的代表。人们对精致包装的政治老手产生了反感，反倒认为特朗普就像个无拘无束的孩子，说话直率，正因为如此，他才更能与普通人产生共鸣。这种反表演性制造了真实感：越是失控，越像普通人，而在后真相时代，这种表现力反而成为最有效的表演。特朗普通过操控信息节奏，制造变化，时而显得失控，时而又显得有策略。他让外界很难判断他的行为究竟是真失控，还是另有图谋，这样的做法打乱了现有的秩序，也让他在混乱中找到了一条生路。

对于美国选民而言，特朗普的这种不稳定言论在短期内显得真实，但从长期来看，尤其是偏自由派的选民，常常觉得烦躁不已，却又无计可施，因为毕竟他是选民选出的总统。三权分立似乎失去了效力，他掌控行政和立法，而司法的影响却有限。利益相关者，如美国的盟国，面对他前后不一的态度，感到十分挫败。政客最需要的是一致性，以此建立信任，但特朗普的做法却打破了这一原则，导致信任的崩塌。不过，普通美国民众大多不关心华盛顿的日常事务，他们更在意的是油价、物价、养老金等问题，焦虑的情绪因阶层差异而有所不同。特朗普的风格，其实也代表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不正式、吵闹、草率，但却凭借这种显性的天命成功。很多美国人认为，反正他是在表演，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他受制度的制约，不是独裁者。传统媒体虽对他心生反感，但却也因他夸张的言论赚取了流量，特朗普因此变成了媒体内容的制造机，大家也在他的节奏中奔跑。

整个信息传播已经进入了后现代、超真实的时代。在AI的出现之后，真假信息变得更加难以辨别。人们开始放弃逐条判断真假，而是选择信赖媒体品牌。信任的媒体，大家会看；不信任的，则不会关注。或者，大家选择让子弹飞一会儿，经过多源验证来求得真相。面对信息危机，媒体、政府、个人和平台必须共同应对，这也关系到人类社会能否延续下去。信息茧房的现实已经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滤机制，因为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去处理复杂的信息，这就需要对成本和收益做出分析。情绪化的强态度常常让人戴上有色眼镜，只看自己想看的东西。然而，大多数人并不会如此极端，真正的沟通仍然是可能的，前提是保持好奇心，对周围环境和国家事务保持兴趣，提出问题，才能进行理性交流。而如今，许多人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AI更是让水平交流逐渐减少，大家觉得只需查询AI，便能找到一切答案。

邓建国也在研究AI对传播学的影响。人机互动是否适用原本的人际传播理论？虚拟数字人可能会创造合成的亲密关系，而背后也有商业力量推动着人们上瘾，甚至影响政治选择。未来，在言论自由、平台权利和信息安全之间寻找平衡，将成为制度的难题。没有绝对的权利，只有平衡。特朗普现象放大了这些冲突，民主制度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新的智慧，以应对个人注意力的全球动员现象。整体来看，特朗普的推特治国和赢学操作，正是为了适应媒介碎片化、情感化的时代，通过模糊、施压、操控注意力等手段打乱规则，先定义现实。

他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媒介、技术和社会变革的集中体现。研究特朗普，实际上就是研究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如何塑造政治和认知。而中国能够应对这种挑战，关键在于未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美出口的占比已经降到最低，但总体出口却仍在增长，顺差突破1.2万亿美元，这得益于东盟、欧洲和拉美市场的开拓。巴西的大豆、俄罗斯和伊朗的能源、欧盟的产业合作，这些多元化布局给中国提供了切实的缓冲。而美国那边，虽然进口中国商品减少，但不少企业感到焦虑，零部件短缺几乎让汽车产业停摆。普通美国家庭也因此增加了支出，税务基金会的统计显示，到2026年，美国每个家庭因关税支出将增加约15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