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以来,南都·湾财社启动“中国普惠金融行”系列深调研,足迹覆盖珠三角、长三角、西南、中部等全国多个核心区域,聚焦各地各类金融机构深入探索普惠金融创新实践和典型案例展开调研。基于调研成果和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权威数据,12月23日,由南都·湾财社金融与行业新闻部出品的中国普惠金融行创新深调研报告(2025)正式发布。当前各类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发展各有哪些模式亮点?专家如何解读普惠金融发展新趋势?报告对此进行了深度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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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行 技术下沉引领数智化转型
南都“中国普惠金融行”系列深调研发现,通过创新数字化产品、构建智能授信、风控体系等,国有银行将“技术流”转化为“金融流”,为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注入活水。
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调研发现,国有行正从线上化向生态化演进。国有行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已基本完成普惠产品的线上化改造,实现7×24小时、无空间限制的自主服务。通过音视频交互与远程银行,对公开户最快仅需15分钟。目前,服务已进入以智能化为中心的“2.0阶段”,利用算法实现产品精准推荐。更进一步,国有行正构建综合化生态平台,不仅重塑信贷旅程,还延伸至财务、法律、跨境撮合等场景,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务。
在智能风控方面,国有行正着力重构信用评估体系。针对小微客群风险高、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国有行通过应用机器学习、知识图谱、联邦学习等技术,深度对接税务、工商、政务等数据源。通过“数据+技术+模型+规则”,实现了自动化准入与授信。例如,某行搭建的百亿级金融图谱和8000项特征指标库,实现了风险精准预警。这种模式从“实地跑现场”转向“数据画像”,有效提升了信用评价的概率准确性与风险防控的前瞻性。
在数字化运营方面,呈现出由人力密集转向智能集约特征。为解决客户激增带来的管户压力,国有行通过数字化底座实现降本增效:一是开发集成人证识别、定位等功能的移动设备,降低作业成本;二是应用OCR与RPA技术,替代机械性人工操作,提高业务处理的自动化水平。此外,有案例通过大数据构建“投诉画像系统”,对恶意投诉的识别准确率已达92%,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实现了权益保护与业务发展的动态平衡。
02
股份行 紧跟市场打造差异化优势
系列深调研发现,在普惠金融迈入数字化与生态化深度融合的2.0时代,股份制银行凭借灵活的机制与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通过园区金融、供应链金融及投贷联动三大核心路径,构建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在园区金融领域,股份行将产业园区视为链接金融与产业的关键纽带,通过“园区贷”等创新产品,将园区的租金、水电、员工人数等动态运营数据转化为企业的“数字信用证”。这种模式实现了政府、银行与园区管理方的三方协同:政府提供政策引导与风险补偿资金池,园区管理方充当企业“管家”提供核心数据,银行则从单一资金方转型为综合服务伙伴。在深圳、北京亦庄及苏州等地政策的引导下,该模式有效绕过了对传统抵押物的硬性依赖。
在供应链金融方面,股份行通过“以点带链”实现批量获客,开辟了产业链普惠新路径。调研发现,股份行正推动供应链金融向“脱核不离核”趋势演进,即在不完全依赖核心企业授信的前提下,利用流向数据、信息流等要素为下游企业提供独立融资,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渗透度。
针对科创企业的投贷联动,股份行构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债权+股权”服务体系。针对早期企业高成长、高风险的特征,某头部股份行通过联合集团机构组建“股权投资联盟”,推出“投贷联动积分卡”及评估未来价值的“第四张报表”,打破了重抵押的传统信贷逻辑。随着2025年兴业、招商、中信等股份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陆续开业,股份行正迈入“内外并举、双轮驱动”的新格局。通过补齐内部股权投资拼图,股份行将实现全周期的投贷联动解决方案,为普惠金融开辟更具可持续性的商业路径。
03
城农商行 因地制宜打造在地长板
系列深调研发现,在普惠金融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期,城农商行立足区域特色,通过“特色产品定制、政银协同赋能、基层网点下沉”的差异化路径,有效破解了长尾客群的融资瓶颈。
针对小微及涉农主体财务不透明、缺乏抵押物等痛点,城农商行将“产业地图”转化为“客户画像”,因地制宜以特色信贷激活区域产。如湖北某行依托2025年出台的农村资产信用贷款试点政策,创新“茶香贷”“生猪贷”等“一县一品”产品,县域涉农贷款规模超430亿元。江苏、江西等地行亦通过生猪存栏数据直连“苏农云”,采用知识产权质押模式为景德镇企业量身打造“陶瓷贷”,将生物资产与无形资产转化为即时授信额度。
为突破“规模—价格—风险”的“不可能三角”,城农商行主要通过深度对接政府资源,政银联动来构建“敢贷愿贷”长效机制。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聚焦普惠金融痛点,从政策完善、风险分担、信息共享三方面发力,推动信用评价体系创新,筑牢融资保障基础。调研中,多位城农商行普惠金融部负责人表示,有了政府风险补偿和数据支持,服务小微更有底气。如广州首创“政银+政担”双模式风险分担机制,年度补偿上限达15亿元。通过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激发了银行与担保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积极性。
同时,城农商行积极发挥地缘优势,通过“网点变站点”织就“15分钟金融服务圈”,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此过程中,制度保障是下沉的核心,如宁波某行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将普惠指标纳入核心考核,并出台尽职免责管理办法,从考核权重与责任追究两端打消基层人员顾虑,确保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田间地头。
04
保险行业 向深融入普惠金融新生态
普惠保险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支柱,正经历从“事后赔”向“事前防”、从“补齐短板”向“提升可持续性”的深度转型,通过产品、服务与环境三大维度的创新,实现“普”与“惠”的双向奔赴。
在《关于推进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引下,保险业聚焦特定风险群体,推出低门槛、高适配的专属产品。在新市民保障方面,福建创新打造快递员权益保障,将热射病等职业病纳入保障范围,广东开展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江苏建立新市民金融保险服务中心,有效覆盖了传统保险难以触及的职业风险。
在民生保障领域,深圳“惠家保”以年保费58元的低门槛,在台风“桦加沙”期间实现40分钟快速理赔;目前全国20余城已推行此类普惠家财险。在养老健康领域,保险机构通过“期限保本型”商业养老金、双账户“养老零钱包”等创新,为人口老龄化提供多元化财富储备方案。
为破解“服务触达难”,保险行业通过银保合作下沉服务:利用银行网点优势提供“咨询-方案定制-投保”一站式服务,并实现手机银行与保险平台深度融合。此外,适老化改造与无障碍服务正加速落地,确保数字化红利覆盖老年等特殊群体,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提升了理赔便利度。
普惠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风险共担、资源共享”的生态体系。当前,保险行业正在探索政企银联动构建协同生态。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风险补偿注入动力,行业组织降低开发成本,银行则通过资金融通与信用评估提升风控精准度。
普惠金融进入“质效时代” 专家解读新路径与新动能
2025年6月《银行业保险业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出台,标志着普惠金融发展从原则转向细则、从方向转向路径。在“十四五”与“十五五”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兼主任曾刚等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剖析,并提出相应建议。
普惠金融进入新阶段
多位受访专家一致认为,从“设施奠基期”到“政策驱动期”再到当前所处的新时期,中国普惠金融已进入以数智化为核心驱动力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其发展模式正从规模扩张、单一信贷转向质量优先、生态协同的系统性变革。
曾刚指出,截至2025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已达36万亿元,是“十三五”末的2.36倍。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不再是单纯的规模扩张,而是强调精准滴灌与服务效能。田利辉认为,发展范式已由政策单轮驱动转向“科技-政策-商业可持续性”三足并立。
新阶段的显著标志是“金融+科技+产业”的深度融合。贝多广强调,数字技术在降本增效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且这种发展是在原有金融体系内的内生式升级,而非另起炉灶。数字人民币、AI等技术正在重构信用评估体系,使金融服务能够真正嵌入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
当前,普惠金融正从单一信贷向涵盖保险、理财、资本市场在内的全方位生态体系演进。高质量发展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的有机统一,通过数字化工具将数据要素转化为生产方式,重塑传统金融模式。
机构错位发展需重点突破
尽管成效显著,但专家提醒,要实现从“量”到“质”的跃升,仍需直面多重挑战。其中,机构的错位发展亟待破题。在国有大行持续下沉带来的“挤压效应”下,如何找到差异化、专业化的生存之道,已成为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首要课题之一。
贝多广认为,中小银行尤其是农商行,如果想找准自身定位,实现错位发展,首先应该明确使命和责任,需置于国家普惠金融、乡村振兴及“双碳”“3060”战略大局中定位,明确其服务基层、履行社会与金融双重使命的角色。
田利辉也认为,农村金融机构的核心优势在于“人熟地熟”,应巩固县域主阵地,融合线下“人情”与线上“数据”,做深做透农村普惠。
近年来,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探索加快,但部分机构面临客群重叠、风控能力不足等问题,亟待探索适合自身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曾刚认为,此类新型金融机构除了要找准差异化市场定位,如民营银行应发挥科技优势,消费金融公司应聚焦细分消费场景,还应利用人缘、地缘优势,下沉服务重心,避免与传统银行在标准化产品上正面竞争。此外,在风控上,应通过构建大数据风控平台、场景金融生态,实现从“以财务指标为核心”向“数字化评分模式”转型。
要有效预防“数字弃民”
数字技术对普惠金融的推动作用显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可有效降低服务成本、扩大覆盖范围,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精准度。然而,技术应用也带来新的挑战,如数据安全风险、算法歧视可能加剧金融排斥,以及数字鸿沟可能使部分群体反而更难获得适配服务,凸显其发展的两面性。
对此,田利辉提醒,普惠金融在运用AI、数字人民币等工具时,要做好三方面的风险防控:方言误判风险等算法歧视需动态纠偏;生物特征数据滥用须建“联邦学习”防护网;保留线下服务触点防“数字弃民”。也就是说,需警惕数据安全泄露、算法偏见导致的新金融排斥,以及隐私保护与技术适配性问题。要建立“技术可控、服务可及、风险可防”的监管框架。
对于普惠金融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数字弃民”风险,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以保障金融服务的公平性与包容性?
贝多广认为,一方面要从产品设计上适应“数字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操作简单明了;二是不仅为消费者提供商业性质的服务,还应同时对他们的数字能力进行引导和帮扶,使他们能够有能力并且有信心去使用普惠金融的“线上服务”;三是提升数字技术的安全性,提升风险防控的能力,减少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的恶性事件的发生几率,使得所有人都能减少对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