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背景
12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开展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
会议指出,要坚决遏制住固废增长势头,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优先对与群众生活、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固废进行治理。
要加快完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加强无害化贮存、转运、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发挥市场力量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 聚焦·嘉宾
刘振刚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固体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实验室主任。
固废治理面临哪些关键挑战?源头减量如何破局?“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如何落地?如何才能变固废为“宝”?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刘振刚。
刘振刚。受访者供图
哪几类固废减量潜力最大?
会议提出“坚决遏制固废增长势头”,并将“源头减量”置于综合治理体系首位。“这是针对我国目前固废产废及治理模式的系统性要求”,刘振刚指出,结合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与消费模式,三大类固废减量潜力巨大,也是政策即将发力的“硬骨头”。
首先是“存量最大、增量稳定”的大宗低值工业固废,包括磷石膏、煤矸石、尾矿、赤泥、钢渣等,年产生量超35亿吨,历史堆存超600亿吨,目前的综合利用率仅59%左右。
其次是“增长最快、回收率最低”的一次性包装废弃物。2024年,我国快递、外卖、商超一次性塑料等一次性包装废弃物产生量突破5000万吨,但整体回收率不及15%,胶带、塑料填充物等回收率不到5%。
最后是“量大质稳、资源性高”的建筑垃圾,占城市固废总量40%左右,年产生量已突破30亿吨,综合利用率约50%。
“抓住数量巨大、资源化属性突出的三大源头,就是抓住了固废增量控制的‘牛鼻子’。”刘振刚提出,通过“源头减量-循环替代-责任延伸-全程监管”措施,就能在2030年前真正实现国常会要求的“增长势头得到坚决遏制”的目标。
如何落实“谁污染、谁治理”原则?
“谁污染、谁治理”是固废治理的基本原则,如何从原则走向实践?刘振刚认为,将该原则变成可量化、可追踪、可问责的实际监管执法,关键在制度设计。
就此,他提出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构想:首先要建立电子台账监管系统,能对所有产废单位在环评、排污许可、固废管理计划申报的“固废成分-数量-流向”进行实时监管;其次,要严格实施排污(固废)许可证管理,通过法律约束,推动企业主动减污;再次,要实施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制度,要求企业在建设前按项目环境风险等级缴纳保证金,确保后期若造成污染所需的生态环境修复资金;此外,还要综合考虑绿色供应链管理,把污染成本计入供应链考核,推动末端企业将减废要求涵盖至上游原材料生产环节。
刘振刚指出,通过“实时台账-行政许可-资金保证-绿色供应”等,在源头厘清“污染者”,在过程中强化“行政约束”,在末端保障“修复资金”,实现污染者“产生即负责、违法即付费、损害即修复”的闭环管理。
固废处理处置设施现状如何?
无害化贮存、转运、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固废治理的硬件基础。刘振刚用“总体满足、布局失衡、协同不足”十二个字概括了当前相关基础设施的现状。
具体而言,目前固废处理处置设施总体满足固废需求,但区域匹配失衡,一方面东部超大城市固废处理处置设施“吃不饱”,另一方面,中西部部分省份“吃不完”。
同时,城乡统筹不足,一方面城市处理处置设施偶有闲置,但广大农村地区普遍缺少相关设施,生活垃圾、医废、农药包装等固废只能长途转运到周边城市集中处置,导致成本激增。
如何兼顾固废处理处置设施的环保性、安全性与经济性,破解布局难题?刘振刚提出了三大方向:
一是强化省级统筹,推动“设施共享”。省级层面要统一规划建设固废处理处置设施,明确“服务半径-处置类别-处理能力”进行设施共享,降低处置成本;
二是探索“跨区域协同”机制。对于跨区域转移的开展协同审批、明确生态补偿,破解“邻避”效应;
三是运用科技赋能“全过程监管”。利用物联网、遥感等技术进行固废产生-处理处置-消纳或利用全过程监管,避免违法倾倒现象发生。
如何变固废为“宝”?
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核心,也是变“废”为“宝”的关键。刘振刚肯定了我国在特定领域技术研发与应用上取得的进展,如针对钢渣已开展“炉内改性-梯级利用”技术,建立万吨级生产线,针对建筑垃圾的再生道路基层材料技术已得到推广应用,实现了骨料替代率高达50%的目标。
11月8日发布的《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中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截至2024年底,已建成废旧物资回收网点约15万个,各类大型分拣中心约1800个。2024年,煤矸石、粉煤灰、尾矿等七种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9%,较2020年提高3个百分点。
但刘振刚坦言,总体上仍存在资源化技术水平较低、资源化产品经济性差及消纳不畅等问题。他认为,要真正解决固废污染,实现资源循环,首要任务是提高资源化技术水平,增强固废消纳能力。通过传统技术迭代升级或新技术研发将固废变成替代原料、替代能源的新增供给,是破解“固废污染”与“资源短缺”双重压力的关键。
其次,开展资源化技术全过程效益评估。技术评估不仅要考虑技术可行性,也要兼顾成本和收益的经济平衡,实现资源化技术的落地应用。
在完善资源化产品标准认证方面,量化资源化产品质量指标为绿色采购提供依据,打通资源化产品进入产业链循环的“最后一公里”。
最后,要进行固废资源化碳足迹核算。建立统一的碳核算方法,量化“替代减排”收益,为企业提供碳市场与绿色金融“通行证”,把固废资源化从“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发挥市场力量促进固废循环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