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南北区域发展差异已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速快慢或总量大小，演变为一个涉及经济、人口、社会与生态等多维度的系统性分化

●如何让传统产业升级？如何让创新要素集聚？如何让开放平台更有效？如何让制度成本更低？基于此，山东在南北协调发展格局中至少承担四类关键功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东中西、南北方协调发展”。这是我国首次在顶层设计中明确提出南北发展差异，标志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进入东西兼顾、南北并重的新阶段。山东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山东要“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山东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且地处南北要冲、连接四方，经济总量即将跨上十万亿元大台阶；基于体量、产业结构与区位优势三重优势，山东既有条件也有责任勇挑大梁，为破解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坚实动能与可借鉴方案。

新挑战：南北经济差距面临的新问题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南北协调纳入战略视野，直面我国长期以来南北发展差距持续拉大的现实挑战。当前，中国南北区域发展差异已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速快慢或总量大小，演变为一个涉及经济、人口、社会与生态等多维度的系统性分化。

从现实表现看，这种分化首先集中体现在经济总量南升北降格局的持续固化。自2013年以来，南北差距加速扩大，这一趋势在“十四五”期间并未逆转，表明差距具有结构性、持续性特征。从2010年到2024年，南方经济总量占比由57%攀升至65%，北方占比则相应收缩至约35%。其次，人口随经济重心同步南移。2010年至2024年间，北方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从42.3%下降至40.4%，而南方则从57.7%上升至59.6%，北人南迁趋势强化。与之相应，2024年南方人均GDP约为10.4万元，明显高于北方的8.3万元。人口随经济机会流动，这一趋势的强化不仅意味着北方面临劳动力与人才的净流失，也加剧了当地老龄化压力，削弱了长期发展的内生动力。此外，北方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居民收入增长预期等方面仍面临压力，部分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对人才形成挤出效应，进一步制约了消费升级与创新活力。

从深层原因分析，南北差距持续拉大涉及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与制度环境。首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化。研究表明，南北地区劳动力人均产出约67.6%的差距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这意味着南北差距的关键，已非简单的资本或劳动力投入多寡，而是资源配置效率、技术进步与应用速度的差距，南方通过更高效的市场机制和创新生态实现了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其次，新旧动能转换不同步，南北产业发展形成代差。南方地区较早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布局上占得先机，将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培育了强劲的新质生产力；北方许多地区产业结构仍偏重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挑战较大，在抢占数字红利、发展高端制造等方面相对滞后，新旧动能接续不畅。再者，要素配置的结构性问题加剧了效率损失。在社会资本方面，由于投资回报预期差异，社会资本呈现南流倾向，北方部分区域投资增速长期乏力；在人力资本方面，北方虽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但由于产业结构与高质量就业岗位供给不足，导致培养人才与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之间出现脱节，人力资本效能未能充分释放。最后，地理禀赋与制度软环境的制约不容忽视。北方部分地区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客观上增加了经济活动成本，但更为关键的是体制机制等软环境的差异。南方地区通常在市场化改革深度、营商环境法治化、对外开放度等方面更具优势；北方部分地区则可能受限于观念桎梏、行政壁垒或路径依赖，导致资源配置灵活性不足、市场活力不足，对创新要素的吸引力较弱。

新角色：山东的四大战略定位

勇挑大梁不仅意味着自身要保持强劲增长，更意味着要在北方普遍面临的共性瓶颈上形成突破：如何让传统产业升级？如何让创新要素集聚？如何让开放平台更有效？如何让制度成本更低？基于此，山东在南北协调发展格局中至少承担四类关键功能。

第一，山东是稳定北方经济大盘、凝聚发展信心的压舱石。在南北协调发展被写入国家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北方需要一个在经济体量和发展能级上与南方强省比肩对话的核心支柱。山东即将迈入十万亿俱乐部，填补了“北方缺少顶级经济大省”的结构性空白。这重塑了全国区域经济格局的认知：北方不再仅以资源型省份为主导，而是出现具有完整产业体系、具备持续增长潜力的支撑点。这一突破本身具有预期效应：稳定市场信心，提升投资者对北方产业升级的判断，进而带来更强的要素集聚能力。

第二，山东是北方新旧动能转换的示范者与核心引擎。作为传统工业大省，山东曾长期受困于产业结构偏重的挑战。近年来，山东以新旧动能转换为牵引，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制造业单项冠军、高新技术产业、工业互联网、新能源与海洋经济等领域取得的全国领先成绩，提供了一批可展示、可复制的实践样本，其意义在于向北方资源型、重工业型地区提供了一条更现实的转型路径：传统产业基地并非只能去工业化，关键在于通过技术改造、数字化赋能、绿色化提升与产业链高端化实现“老树发新枝”。山东若能把这些经验进一步制度化、平台化，并通过产业链协作向北方腹地扩散，就能在更大范围内带动北方地区的产业现代化。

第三，山东是南北产业互补协同的连接器与放大器。凭借庞大的经济总量和独特的产业结构，山东在南北联动中处于枢纽位置。具体而言，山东的枢纽价值源自其产业结构的兼容性和应用场景的丰富性。一方面，山东在重型化工、高端装备、海洋产业等领域具有传统优势，这恰恰是不少南方经济强省相对稀缺或需要巩固的领域；另一方面，山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布局可与南方的科技创新前沿形成更高水平的分工协作。例如，山东可凭借其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雄厚的制造能力与长三角、粤港澳等地的研发创新能力相结合，共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并推动成果在北方实现产业化。值得强调的是，南北协同不应停留在承接转移，更要走向共同创新：让南方的研发创新能力与山东的制造能力、工程化能力和大规模应用场景相结合，形成从研发到试验，再到产业化、规模化的闭环。因此，山东应致力于将这种闭环转化为制度化的合作机制与产业组织模式，从而成为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关键节点。

第四，山东是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与陆海统筹的北方龙头。作为黄河流域唯一的沿海省份，山东天然承担着陆海统筹的北方门户功能：向内，山东是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出海口和枢纽，可将自身的产业升级动力、开放平台与创新资源沿黄河向中上游省份辐射，带动整个流域转型与协同；向外，山东持续发力海洋经济，以青岛、烟台等为代表的城市正加快建设国际领先的海洋科技创新高地，不断向深海拓展开放新空间。山东的战略价值在于能将黄河流域的内陆纵深与海洋开放经贸网络连接起来，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重塑北方区位优势，提升北方整体开放度与产业链韧性。

新担当：实现突破的四个发力点

在促进南北协调发展中，山东“挑大梁”不应简单复制南方经验，而应走一条符合北方禀赋、契合国家需要的特色发展道路。山东的未来应聚焦于功能升级与动力重塑，把比较优势转化为效率优势和制度优势，在以下几方面重点发力。

第一，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南北差距表面是经济总量与增速的差距，深层是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长期南流的结果，根源往往在于市场化程度和制度成本的差异。山东必须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实现突破，推动体制机制革新，把营商环境从政策优惠竞争提升到制度供给竞争的新层次。首先，应着力构建“重制度、轻关系”的稳定透明营商环境，通过法治化方式将产业政策、区域规划等稳定下来，建立科学决策与长效执行机制，让投资者形成稳定、长期的预期；尤其需警惕“关系可通行、制度可变通”的治理惯性——短期或许提高办事速度，长期却会抬高交易成本、挤出创新型企业、强化地方保护与资源错配。其次，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上需有更大胆的先行探索，山东可牵头推动建立跨区域的产权、技术、数据、碳排放权等统一交易平台，探索税收共享、高端人才资格互认、社保便捷转移接续等机制，实质性地降低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成本。最后，政府应管理意识与服务意识并重，服务效能需向最高标准看齐，对标长三角、珠三角，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仅要清理规范审批事项，更要利用数字化手段优化流程，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主动解决企业经营中的痛点。通过这场深刻的制度性变革，山东方能从根本上提升经济效率与韧性，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赋能，也为整个北方地区改善制度生态、汇聚市场要素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第二，将数字经济作为转型升级、重塑竞争力的首要战略支点，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当前南北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创新要素与新兴产业分布不均。山东应依托济南、青岛等中心城市高校和科研机构密集的优势，在人工智能、高端工业软件、数据服务等方向形成可持续的产业集群：一方面通过内生发展提高本地创新供给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制度与平台建设吸引外部人才、资本与技术等在山东形成长期布局。与此同时，山东应推进全省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在既有布局基础上积极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任务，在全国算力网络布局中找准定位，强化与国家枢纽节点的互联互通与算力调度能力，提升作为环渤海—黄河流域数字化转型支撑节点的功能。更关键的是，以应用场景牵引提高算力利用效率与产业转化效率，避免“重建设、轻应用”导致算力闲置与重复投入。这不仅能满足本地数字化转型需求，更能凭借能源、区位等优势吸引对算力成本敏感的南方数据业务北上，打造一个根植于雄厚工业基础、服务北方整体转型的数字经济增长极，从而为缩小南北动能差距提供关键支撑。

第三，坚守实体经济根基，推动产业数字化，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自身雄厚的产业基础深度融合，避免过早去工业化。山东制造业基础扎实、供应链上游优势明显，但数字化转型并未完全深入到流程再造、组织变革与质量效率提升之中，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作为北方工业脊梁，山东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是推动产业数字化的天然试验场，故其未来方向应是再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并举：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化工、装备制造、农业等传统优势产业深度融合，把规模优势转化为数据驱动的效率优势，推动高端化工、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从大到强、从有到优，让厚重的产业变轻、变快、变智能，从而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并带动周边北方省份共同实现产业升级。在此过程中，应警惕两种倾向：一是把数字化理解为信息化堆砌，导致投入高、产出低；二是以去工业化的简单办法替代产业升级，造成产业链空心化。

第四，发挥陆海统筹的枢纽作用，打造北方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开放不足是北方经济的一大短板，而山东独特的区位决定了其必须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向内，山东要通过高铁、港口等基础设施成为黄河流域内陆省份最便捷的出海口，提高沿黄省份出海效率，将腹地资源与产业转化为外向型竞争力；向外，山东要抓住RCEP等国际经贸合作机遇，深化与日韩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链协作，提升高端制造与服务贸易的开放层级。更重要的是，山东应积极承接长三角等先进地区的产业溢出，但这种承接不应是低端产能的简单转移，而应是产业链的深度协作与备份：在关键环节形成互补分工、在重要领域形成韧性布局。通过东联日韩、西接黄河、南融长三角的开放格局，山东有条件成为北方地区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连接枢纽，并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制度优化与产业升级。 （作者郑捷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理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大众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