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越回古代,又穷又病还没家人,会不会直接凉凉?
不要着急,说不定当时的朝廷会给你分房住、发米粮,甚至配医生。
这不是虚构,这是一场从汉朝开始,到大宋达到巅峰,最后被朱元璋写进法律,又被雍正差点搞破产的千年国家保障房实验。
只不过,执行很是一言难尽。
一切的起点,是从西汉开始。
汉文帝某天心情好,下诏说:天下鳏寡孤独穷困的人,朕赐你们布帛米肉!
场面很暖,但问题很大:这福利像过年红包,全看皇帝心情。
好在汉武帝搞了个硬核基建:常平仓。
常平仓系统好比“国家粮价调节器”,丰收时收购,灾荒时开仓,稳住了百姓的饭碗。
管了灾年时吃饭的问题,但居住的问题?还是没有管。
而且,汉朝的福利,是良心有了,全凭皇帝一张嘴,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
到了唐朝中间插进去的武则天统治的武周时期。
当时佛教昌盛,寺庙开了“悲田养病坊”,收留乞丐病孤。
这活儿干得太好,好到朝廷都盯上了。于是,到了唐玄宗时期发了一纸诏书:别让和尚干了,国家接盘!
在《唐会要·病坊》的记载里,原文是这么说的:“开元五年,宋璟奏‘悲田乃关释教,此是僧尼职掌,不合定使专知’……至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
从此,照顾弱势群体,从“慈善”变成了“国家义务”。
这一接,算是把朝廷的心意接到了,但当时的唐朝朝廷只管“接盘”,没空精细化运营,全国福利院依旧有一搭没一搭。
好了,主角登场。
如果说前朝都是零星试验,大宋直接搞出了一套“从生管到死”的终极福利系统。
在京城,有福田院;在每个州县,有居养院。相当于大宋国营福利房,住进去就管吃管穿。
生病了?隔壁就是公费医疗 “安济坊” 。
不幸去世?国家有公益墓地 “漏泽园” 安排。
最狠的是宋徽宗,他在大观元年(1107年)下了一道严令:“诏京畿、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路,依元丰旧法,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 并要求全国推广,不办福利的地方官要挨处分。
这套体系,堪称古代版的 “住房、医疗、殡葬一条龙保障” 。
但它的硬伤也和它的光辉一样明显:财政烧不起。
盛世时歌舞升平,战乱时粮饷都缺,哪还顾得上福利院?加上官员贪腐,很多“保障房”最后成了纸面政绩。
大宋画了一张最美的饼,但也最早暴露了古代福利的根本矛盾:理想丰满,钱包骨感。
朱元璋,一个出身最苦的皇帝,对穷人福利下了最狠的手。
他直接把“养济院”制度写进了朝廷根本大法《大明律》中,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
而且,朱元璋严令各地州县必须建,本地孤寡必须收!细则也很硬核:每月发米三斗、布一匹,甚至细致到冬天发的棉被,“絮不得过三斤”。
明朝福利的特点就俩字:硬核。
但硬核的另一面是僵化。
朱元璋规定只救“本地户籍”,无数流民被挡在门外。
到了明朝中后期,福利名额成了权贵买卖的指标,朝廷的拨款被层层盘剥。
洪武朝的阳光,照不到崇祯年的墙角。
清朝照搬了明朝所有制度,但心态已变:能省则省,能拖则拖。
人口爆炸,白银危机,国家哪还管得过来?
官办养济院几十年不扩容,里面住的人,很多都是康熙朝的户口。
这时候,民间力量登场了。
江南富商们建的 “普济堂” 遍地开花,规模和条件甚至吊打官办。
这标志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持续千年的国家保障房实验,在清朝实质上破产了。
责任,从“天子”肩上,滑落到了“乡绅”手里。
回看这场跨越千年的实验:
汉朝播种,唐朝发芽,宋朝怒放出一朵惊艳但脆弱的花,明朝把它种进法律的硬土,清朝眼看它慢慢枯萎。
古代福利的核心矛盾从未改变:它永远是“仁政”的点缀,而非“权利”的基石。
它依赖明君,依赖清官,依赖丰年,唯独不依赖制度本身的可持续性。
所以,下次当你路过民政局、福利院,或看到医保报销单时,这看似平常的一切,其实走了整整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