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朝中后期朝廷财政拮据的原因，撇开诵经式的“（江南）士绅死命抗税”，我们可以从大小两件事，来看看明廷财政是如何做到“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

第一件来源于被电视剧带火的“徽州人丁丝绢案”。

这个案子的起始就非常神奇，徽州府歙县承担的税目“人丁丝绢”（折银6144两），在缴纳两百多年后，从朝廷到地方居然都说不清“收得合理不合理”了。这本身就证明了明朝财政的一大问题，制度复杂、僵化且低效。

最初朝廷要求徽州府下辖的六县均摊此项税赋，结果激起波及数县的大斗殴和民乱。最终朝廷为平息各县怨气，决定仍由歙县独立承担“人丁丝绢”，但取消了歙县的数项杂税作为补偿，其中有一项名为“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

在古代当某地无力承担某项事务的支出时，常规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朝廷出面调拨物资钱粮以补不足，一是由周边府衙给予资助 -- 即“协济”。明初由于推行实物税加上没有省一级的转运部司，出于节约运输费用的考量，明廷选择了后者。

这就导致明朝各地州县间出现盘根错节的“协济”，尤其是在军事、河防、漕务、驿站这四大项上。

嘉靖三十四年为应对日益频繁的倭乱，明廷在南直隶增设了“应天兵备道”（可理解为扩军）。其对应的军费朝廷不打算直接承担，要求“应天兵备道”防区内的各府（含徽州府）加征“协济应天兵备道兵饷银”来分摊。

嘉靖四十一年倭患渐平，明廷又下令撤销了应天兵备道的编制。按理说徽州府各县也可以解除加征的兵饷银，但税目加派容易取消难。南京兵部以防范浙江矿工暴乱为由，扩大了（浙江）金衢道的防区（没扩充编制）。

这样徽州府原为应天兵备道临时加征的兵饷银就被继续保留，并改名为“协济金衢道兵饷银”。

隆庆六年，明廷觉得金衢道防区跨浙江和南直隶两省管理不便，为此再增设一名巡抚又动作太大。所以把金衢道防区一分为二，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等府划入新设的“徽宁兵备道”。

按理说徽州府原本承担的“协济金衢道兵饷银”，也应该取消或者转支给徽宁兵备道。但还是那句话加税容易，减税难。

首先徽宁兵备道下辖各府受道军保护，自然有分摊道兵军饷的义务。这要求符合明廷财税制度和惯例，没毛病。所以徽州府多了个新税目，“协济徽宁道兵饷银”。

接着徽宁兵备道又指出，其防区内各府脱离金衢道后，它们原本支付给金衢道的防务费用“协济金衢道兵饷银”，也应当改付给徽宁兵备道。“就事论事”，南直隶抚院、户部也觉得徽宁兵备道的要求没毛病。

就这样，徽州府原本应当停征的“协济金衢道兵饷银”，改名为“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池州府为徽宁兵备道驻地）继续加派，还多了个“协济徽宁道兵饷银”。

明朝各地诸如此类，源于同一事务但税目却由一变二、甚至变三的地方加派，数不胜数。所以明末针对全国加征三饷，为何各地反声一片？不是“三饷”税负太重，而是民众的税负能力，早已被名目繁多的税目给耗尽了。

就如，歙县虽因“人丁丝绢案”取消了“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但徽州府其余五县仍然继续加派此税目直至明亡。

除此之外，歙县还被取消了一项杂税“砖料银”。这项四百多两的税目历史也非常悠久，来源于洪武朝针对南京和南直隶的大规模基建。但问题是永乐迁都前，南直隶地区的大基建就告结束了，这加征还合理么？

明廷知道这些税目不合理么？当然知道，不然也不会为了平息歙县民愤而取消了。那明廷为何不像丈量田亩那样，组织全国性的税目清理呢？想啥呢，朝廷存在的目的之一，不就是压榨和剥削治下民众么？

朝廷在征收上锱铢必较的同时，用度又极其松懈。

明朝中后期虽然朝廷度支困难，但有一项财政名目从未缺损过，即北上的漕粮。至万历朝将税负由实物征收改为折银后，每年仍有三百万石以上的粮食由南直隶运抵北京。不少人认为这些粮食大部被明廷派送至九边各镇了，其实这些粮食全被明廷“挥霍”在京师了。

根据《万历会计录》的记载，万历六年漕粮入京通仓310余万石（含折米的棉花），当年支米233余万石、支棉花26.37万斤。都被谁领取了呢，下列排名前四的：

锦衣等七十八卫所官吏旗校军士匠役，支本色米2018714石；

五军神枢神机三大营将官并选锋军，支本色米120996石；

光禄太常神乐观等衙门衙役官匠，支本色米64729石；

吏部等衙门官吏监生，支俸米40385石；

锦衣等七十八卫所军士，支本色棉花257081斤；

五军神枢神机三大营将官并选锋军，支本色棉花6590斤；

基本全被“锦衣等七十八卫所”给支取了。除此本色米和棉花，当年在京卫军还领取了216884两的折色银，但七十八卫有那么人么？

首先，“锦衣等七十八卫所”源自永乐迁都后，在北京设置的七十二卫，它们并不隶属于九边各镇。不说宣德朝京师各卫就缺编严重（很多卫所缺编一半），土木堡之后明廷没有从京师调出五万以上军队的记录。

而按照军卫士兵月饷一石米的标准，即便是把军官计算在内，2018714石本色米也至少能养十万兵（明朝后期士兵每年领十个月本色和两个月折色）。真有这么多人，明朝后期各次战役时，明廷也不会为募兵发那么大的愁了，崇祯更不会看着城外的李闯束手无策。

其次，“京营”不等于“在京卫所”，京营是按照不同于卫所的编制从卫所抽调士兵组建的作战编制。按照这两者支米量换算，万历六年，京营只抽调了6%的在京卫所兵。这么低的成编率，是天下过于太平，还是在京卫所缺编严重？

南方输米一石入都，计须用米二石，每石以银五钱计之，凡费银一两，而京师军士得米一石卖银不过四钱。

《书一 与连白石中丞》徐阶

军士赴仓领米，出即易钱，每石不过二百文。

《西园见闻录》张萱

更离谱的是，这些“京师军士”领米饷之后，往往直接廉价卖掉。每月一石米，全家花不完么？综上，大家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少勋贵蛀虫吸附在京卫兵册上，而皇帝和明廷对此也是视而不见。

所以大明每年花几百万石粮食养京士二百年，到头李闯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京师不说，还喊江南人死命抗税以致朝廷无钱？

编者附：

自嘉靖朝明廷开始规模取消向九边输送粮食，改为派发“京运年例银”，其数额从初期的20多万两增到万历朝的400多万两。但明廷也未直接拿钱，而是要求各地布政司转移支付。

例如，万历六年朝廷支付京运年例银总计3223046两：

山东司承担辽东镇 409984 两；

山西司承担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共 952938 两；

陕西司承担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共 532027 两；

贵州司承担京边诸镇（不含京卫）共 1328097 两；

山东司除了本地田赋，还代管各地盐税；贵州司的收入九成以上来源于其代管的大运河几处钞关（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