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清泰街160号的六层小楼里,曾经是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的常驻办公楼。
宗庆后办公桌后面常年放着一张折叠行军床,他困倦了就躺上去眯一会儿。但每天上午七点,他比员工更早到办公室;甚至好些年的大年初一还在这里与娃哈哈高管开会,也不是新闻。
对宗庆后来讲,这里是1987年创办娃哈哈的发源地,也是他的家。直到2024年,这张行军床被收了起来……
一年后,距清泰街20多公里外的娃哈哈新总部大楼里,宗馥莉坐在落地窗前的董事长办公室里。窗外是钱塘江大潮奔涌向前;窗内是宗庆后留下的700亿饮料帝国,和席卷而来的“改革”风暴。
两张办公桌,隔着的不只是20多公里地理距离,是37年的代际鸿沟。
这种鸿沟,并非简单的权力交接,而是两种商业逻辑的剧烈碰撞。宗庆后的时代,是“人治”的巅峰,他用个人的信誉和威望,将成千上万的经销商凝聚成铁板一块;而宗馥莉的时代,是“法治”的开端,她试图用数据、流程和制度,去替代那些曾经依赖直觉和经验做出的决策。
前者让娃哈哈在野蛮生长的年代迅速崛起,后者则是在存量竞争的红海中寻求生存的必然选择。
修补?还是重构?
2019年,宗庆后面对媒体提问:面对新市场,娃哈哈的营销策略会怎么变?
他用一句话回应:重点是解决“谁来卖,谁来买”的问题。
这是宗庆后理解了一辈子的生意经。甚至彼时流行的“定位论”“互联网思维”等概念,在他看来也是解决这六个字的手段而已,不会盲从。
如今看来,宗庆后在娃哈哈解决了“谁来卖”的问题。他用1994年创造的“联销体”模式给出了答案。让一级经销商压保证金、先款后货、区域保护,将厂家控制力与经销商利益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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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了应收账款风险的娃哈哈获得稳定的现金流,能极大地推动产品销售,引来更多经销商参与其中。在2005年,娃哈哈凭借强大的联销体网络、庞大的产品矩阵将企业带入一个高增长时代,并借助新品营养快线,顺利实现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企业发展战略。
知名企业家段永平曾说,新疆小县城里没有可口可乐,却有宗庆后的非常可乐。
在联销体这套体系里,宗庆后扮演的不是董事长,是“大家长”。他每年200天跑市场,记住经销商的名字,知道他们孩子在哪上学。
有媒体报道,1998年洪水冲了经销商的仓库,他一个电话打过去:“货我补给你,钱不急。”市场低迷时,他回收库存、补贴差价,“放水养鱼”。
2014年,娃哈哈营收从783亿峰值回落。那一年,“营养快线风干变凝胶”“含肉毒杆菌”等网络谣言迅猛传播,营养快线销量下降1.5亿箱,爽歪歪下降8000万箱。年底的销售会议上,宗庆后坦承这是“近几年来销售业绩最差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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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宗庆后的应对方式是:缩短联销体通路层级,把“厂家-经销商-二批商-终端”三级通路,调整为“厂家-经销商-终端”两级通路;鼓励部分传统二批商、业务员成为娃哈哈经销商,“再开一套网络”,让终端店主直接成为经销商。
2019年6月,娃哈哈破天荒地在数十个城市召开新品销售大会,受邀参会的不是传统经销商,而是夫妻店、便利店、超市等终端门店客户。这个变化,体现了娃哈哈从过去“农村包围城市”向“进击一、二线市场”的战略转型。
这是宗庆后式的改革方式——在联销体的骨架上做修补,而非推倒。他承认通路需要调整,但他调整的方式是“再开一套网络”,是让终端店主成为经销商,而非把老经销商清洗出门。
然而,当市场从“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当消费主力从注重性价比转向追求个性化与体验感时,娃哈哈的发展模式也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
宗庆后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从未停止过修补与微调,但他始终不愿彻底颠覆那个由人情、信任和利益捆绑织就的庞大网络。因为对他而言,那不仅仅是一套销售渠道,更是娃哈哈赖以生存的根基,是他用三十多年时间,一脚一脚踩出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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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还是效率?
而“谁来买”这一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宗庆后把这道题交给了女儿。
宗馥莉与其父截然不同的性格,从一句话里能看出来。2019年,她刚履新娃哈哈品牌公关部部长,业内常常拿她与父亲对比,质疑她不懂传统渠道、不跑市场。
彼时,在笔者拜访小宗总的过程中,曾抛出个这个问题,想知道她的看法。
结果,她的回应犀利而直接:“现在的市场环境、消费观念、商业模式已经产生巨大变化,我们应该积极去学习、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再去学习陈旧的东西不是浪费时间吗?”
2016年,马云提出了“新零售”概念,颠覆了传统销售行业对“人货场”概念的认知,宗馥莉显然认定即饮行业也会迎来新的变化。
把父女二人放在一起,经营理念上的差异清晰地浮现出来。
宗庆后重人情,看经销商是“跟了我多少年”;处理滞销是回收库存、补贴差价、不催款;淘汰机制是自然代谢,不主动清洗;底层逻辑是经销商是“需要被维系的网络”。
而宗馥莉的算法更理性:看经销商是“一年卖多少”;处理滞销是红冲罚单、缓发出局;考核标准是300万生死线、1500万门槛、一刀切;底层逻辑是经销商是“需要被考核的资源”。
曾经,行业里流传一句话:“跟着宗老板不会亏钱。”这是联销体能跑通30年的信任基础——他用“大家长”式的情感维系厂商关系,用“放水养鱼”化解市场低迷。
宗馥莉在2025年接受《财经》专访中回应“砍掉年销300万元以下经销商”争议时说:“经销商数量的变化,是基于市场策略和合作意愿的正常优化。效率不高、无法适应新环境的,自然会退出,与此同时,也会有更多有活力的新伙伴加入进来。”
2024年,娃哈哈营收700亿,追平2013年峰值。
但这个数字有两重性:一面是宗庆后逝世的情绪消费红利——包装水市场份额从3.4%涨到17%;另一面是宗馥莉改革引发的B端剧烈震荡,据《每日经济新闻》援引宏胜集团内部文件,2026年3至4月,全国经销商接货履约问题突出,242家客户缓发订单金额占比超40%,发货完成度仅15%,较同期负增长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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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馥莉也承认2024年700亿营收里有“父亲离世的情感加持”,并表示:“相比追求短期的光鲜数字,我们更看重长期的健康成长。”
宗馥莉的管理哲学也与父亲截然不同。父亲信奉“家文化”——员工是家人,经销商是兄弟;她信奉“制度至上”——能上能下、以贡献和结果说话。
萍乡的王新,跟了娃哈哈十几年,年销售额一度过千万。2025年7月,他没有完成冰柜投放考核——83台冰柜,一台都不能少。按照宗馥莉制定的制度:冰柜末位先警告,再不改就关。最终,王新被关了。
云南一位做了18年的经销商,2025年10月续约节点决定不再缴保证金。她说:“我对娃哈哈有感情,但光有感情做不了生意。”
辽宁经销商老张,跟了宗老二十年的一级商。2025年任务同比增长50%,仓库滞销300万货,卡在“订单缓发超过50%出局”的红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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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宗庆后还在,他大概率在下一次区域会上,把这些案例当成典型讲一遍:“经销商是我们的兄弟,有困难要帮。”
这些人是宗庆后当年一个一个从市场上跑出来的,而宗馥莉看的是报表上的数字。
2025年8月,她第一次作为娃哈哈掌门人身份对外接受专访。她说:“我不太喜欢‘某某时代’的说法。企业不是属于某一个人,它属于所有在这里努力的人。”对于接班,她说:“接班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它意味着既要接住好的部分,也要接住不那么完美的部分。”
宗馥莉深知,传统的层层分销导致终端数据黑箱化,厂家无法直接触达消费者,更无法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她要做的,是将娃哈哈从一家“生产驱动型”企业,扭转为“用户驱动型”企业。
宗馥莉为战略变革定了调:“联销体曾经为娃哈哈打下了坚实的根基,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消费环境在变化,我们现在做的,是在保留它价值的同时,进行必要的升级和融合。”
她强调,这是“进化,而不是替代”。
假如宗庆后还在,娃哈哈大概率会是一个“稳中有变”的巨头企业——联销体被修补但未推倒,宏胜仍然作为代工存在但不接管销售,“娃哈哈”字号不会被批量剔除。它错过了包装水份额反弹的窗口,但也避开了B端的剧烈震荡。它可能缓慢衰老,但有韧性。
而真实的娃哈哈,正在经历宗馥莉选择的“进化之路”——这条路有700亿销量的回暖,也有宏胜与娃哈哈集团的“撕裂”;有1500万门槛筛选出的头部经销商,也有被300万生死线清退出局的18年老商;有“娃小宗”的品牌独立尝试,也有KELLYONE“果然啵啵”的轻渠道试水;有10万台智能冰柜的终端直控,也有多地经销商的抱怨与不安。
然而,改革的刀锋落下时,切到的往往是连着筋肉的神经。2025年,娃哈哈不少产品在传统渠道的市场份额出现了肉眼可见的下滑,部分空白市场被农夫山泉、元气森林等竞争对手迅速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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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馥莉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25年下半年,她的策略开始出现微妙的调整。在坚持数字化考核的同时,她开始重新重视线下拜访的频率,甚至亲自带队走访了一些重点区域的标杆门店,在销售大会上主动向经销商敬酒——很显然,她试图在冰冷的算法与温热的人情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稳健,还是超前?
产品策略上,父女之间也存在理念分歧。
宗庆后的产品哲学是“小步快跑”加坚持主业。在主业饮料内做邻近品类延展——苏打水、益生菌、AD钙奶月饼、AD钙奶粽子。
甚至宗庆后也尝试过拥抱电商和新零售。
2016年4月联合创办“福礼惠”,探讨融合线上线下的新商业模式;2020年,75岁的宗庆后在抖音直播,不为带货而为保健品电商“康有利”宣传,并宣布一口气推出4个自建电商平台……
只是这些举措最终都没有掀起太大水花。毕竟,宗庆后吃到了大单品时代的红利,最看重的仍然是线下市场,擅长发现市场上刚冒头的潜力产品,并通过规模化竞争迅速收割市场——营养快线、格瓦斯、双柚汁等皆是如此。
而宗馥莉的产品哲学,必须从宏胜说起。
2007年,25岁的宗馥莉执掌宏胜。这家公司最初只是娃哈哈的代工厂,负责饮料灌装。到她接手十年后,宏胜已成为全国拥有20个生产基地、40多家子公司、100多条生产线的百亿级企业。
但宗馥莉在宏胜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做了一个以自己英文名命名的品牌——KELLYONE。
2016年,她在杭州萧山建了一座400平方米的中央厨房,投入几百万,专门为KELLYONE做定制化果蔬汁。消费者在小程序上自主选择食材、配比、标签、配送时间,订单数据实时传到生产现场;产品全程冷链运输,保质期只有7天。
彼时,热衷喝现制奶茶的宗馥莉认为,KELLYONE不是在“做饮料品牌”,而是和奈雪、喜茶那样,在创建一种新的沟通方式——让消费者参与到饮料推新过程中,系统根据用户历史订单数据分析需求,搭建出用户专属生产线。
这种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柔性生产模式,在2016年是极度超前的。要知道,2019年阿里、京东、拼多多才开始大规模推广C2M模式,而宗馥莉早在2016年就已经在饮料行业实践这个概念。
同期她还在推“哈哈制作人项目”——通过社交平台与消费者建立有效沟通,将海量消费者信息纳入数据库,为未来的产品研发提供依据。
但定制果蔬汁由于冷链成本高、单价高(28-48元),始终没能规模化。KELLYONE随后放下定制,转向更易走量的即饮品类:2019年推出无糖乌龙茶“一茶”,2020年推出0糖苏打气泡水“生气啵啵”,2021年推出果汁果味茶“CHACHA”,同年官宣王一博出任代言人,微博话题阅读量破5.2亿。
2019年,宗馥莉接受新浪财经专访。记者问她:KELLYONE算成功吗?
她的回答很干脆:“我觉得不能算成功,因为它没有销量。”
据媒体报道,2021年王一博代言官宣后,“生气啵啵”月销量从1000多件冲到6万件以上,但粉丝热情消退后销量迅速回落。2024年,KELLYONE在抖音平台全年销售额仅为8.1万元。2025年7月,KELLYONE线上销售渠道全面停摆,抖音、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多个账号停运。
有报道评论称:“9年时间,KELLYONE始终没能站稳脚跟。宗馥莉依旧是在复用父辈们惯用的模仿行业爆款,只是在规模效应和渠道优势的基础上,再叠加一个新式营销方式来取代娃哈哈此前所擅长的电视广告狂轰滥炸。”
但宗馥莉显然有自己的产品理念。
2020年,她在一次闭门沟通会上对媒体坦诚:“娃哈哈的产品形象偏老气,是做给经销商的,而不是做给年轻消费者的。”
并且,她不避讳在产品推新方面应该向同城友商学习:“友商用好几年时间培育无糖茶市场,这种耐心值得推崇。”
所以2025年,当员工提议推出气泡茶等新品时,她一口否决:“冰红茶工艺还没吃透,加个口味算什么创新?”
宗馥莉时代的娃哈哈,砍掉分散资源的新品开发,全年仅押注冰红茶升级款,同时投入10万台智能冰柜到终端。1L大包装剑指家庭场景,错位竞争康师傅500ml主流款;浓缩柠檬汁替代柠檬酸钠,配料表“瘦身”迎合健康风潮;春晚广告加综艺赞助,打破娃哈哈30年远离流量的传统。
她在2025年8月专访中说:“真正的创新,绝不在于表面的变化,而在于底层逻辑的重构。”
这句话可以拿来理解她在娃哈哈的产品策略——不是不做新品,而是把KELLYONE十年实验换来的方法论(C2M、反向研发、健康化、年轻化渠道),通过宏胜的无菌生产线,反向输入娃哈哈。
2026年5月,KELLYONE带着新品“果然啵啵”果汁汽水低调回归。这瓶汽水的瓶身上没有任何“娃哈哈”字样,标注的是“宏胜集团出品”。渠道放弃了娃哈哈依赖联销体深耕低线城市的传统打法,转而布局江浙沪的叮咚买菜、小象超市、全家及喜士多。
但市场回应依旧冷清。第三方监测显示,“啵啵汽水铺”抖音小店开播62场,总销售额仅5万—10万元,场均观看不足千人。同一周期内,元气森林官方旗舰店销售额高达千万元级别。
北京商报报道认为:“KELLYONE缺乏国民品牌背书,又未建立起独立的品牌辨识度,在红海中突围难度极大。”
KELLYONE十年,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功,但确实是理解宗馥莉产品哲学的关键样本。
它证明了两件事:第一,她的产品理念确实比父亲更前瞻——C2M定制、反向研发、健康化、柔性制造,每一项都踩在行业趋势上。
第二,前瞻性不等于商业成功。也证明新品如果没有像联销体这样的完善渠道网络支撑,再先进的产品理念也难以转化为规模销量。
可见,父女二人在产品上的真正分歧,不在于“做什么产品”,而在于“用什么方式做产品”:父亲相信渐进式改良,在已被验证的赛道里做到极致;女儿相信底层重构,哪怕以试错去换取一套面向未来的产品方法论。
而分歧本质,也源于两者身处不同的时代背景——宗庆后的“稳”,是在增量时代通过规模效应构筑的护城河;宗馥莉的“进”,则是在存量博弈中试图通过效率革命撕开一道缺口。
一个在已知世界里做到最好,一个在未知世界里赌一个可能。
但两种理念、两种路径都没有标准答案。如果宗庆后还在娃哈哈,他的修补方式可能让娃哈哈“缓慢衰老但有韧性”,宗馥莉的爆改可能让娃哈哈“剧烈震荡但破而后立”——也可能反过来。
然而,宗庆后已不可能再回来,娃哈哈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宗馥莉需要的,不再是证明“我比父亲更超前”,而是向市场展示“我能让娃哈哈更具竞争力”,时间将是唯一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