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关》

鲁迅的《出关》创作于1935年12月，最初发表于1936年1月20日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后收录于《故事新编》。表面上看，它讲述的是老子被迫出函谷关的故事：孔子两次求教于老子，第二次之后，老子便决定离开周朝，向西域出关。然而，这出关之路并不顺畅——他本想偷偷绕城而出，却被守关的关尹喜留住，被迫讲学，面对一群巡警、签子手、探子、书记、账房和厨师组成的听众，讲他那些“玄之又玄”的道，听众昏昏欲睡，他却还在那里“用尽哲学的脑筋”想着如何出关。

小说中的老子，不像被后世尊为圣人那样从容智慧，反而显得“木讷”“呆滞”“被动无奈”。鲁迅这一处理并非偶然：他用一个无法“处理现实”的老子，来揭示“无为”思想的真实功能——不是通往自由的路径，而是一种让人安于现状、放弃抗争的精神麻醉剂。而“出关”本身，则成了那些不愿与专制统治同流合污但又无力改变现实的知识分子的象征性选择：离开，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留下，又无法改变任何结构。

小说中，老子为什么要“出关”？表面原因是他感受到了来自孔子的压力——孔子带着他的“仁义礼智”来求教，但第二次求教后，老子便决定离开。这种离开，不是一种主动的超越，而是一种被动的撤退。鲁迅借关尹喜之口说了一句极为讽刺的话：“‘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这句话点破了老子思想的底色：你不是因为“看透了”才选择无为，而是因为你“改变不了”才不得不无为。

老子的“无为”，是在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中，选择不干预、不参与、不抗争。它不是一种超然的智慧，而是一种彻底的退却。老子幻想通过“不撄人心”来让社会回归自然秩序，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种“不撄”本身就预设了一个前提：人心已经被某种东西所“撄”了，只是你不去碰它、不去扰动它。而专制统治正是利用了这种“不撄”——它通过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控制，让民众保持沉默、保持忍让、保持“不争”，从而让统治的机器得以平稳地运转。

如何让人在不争中接受奴役？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曾明确指出：“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这句话看似陈述，实则为暗讽。鲁迅看到了老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如果要实现“不撄人心”，就必须先让人心变成“槁木”——枯木一样无知无觉。这种“槁木之心”的状态，正是专制统治最理想的民众状态：没有欲望、没有反抗、没有独立思考，只有被动接受。而“无为之治”的终点，则是一种没有任何活力、没有任何进步的“太平”——一种死寂的、停滞的、让人在麻木中“坐稳奴隶”的太平。

《出关》中，老子与孔子的两次对话，是理解鲁迅批判意图的关键。孔子代表的是“有为”——他热切地想通过礼乐制度来治理天下，他相信人可以通过规范和教化来改善。而老子代表的是“无为”——他认为所有的规范和干预都是多余的，只会造成更多的混乱。

在第一次对话中，老子说孔子“只看到了靴子踏成的痕迹，却没有看到靴子本身”——意思是，你只关注了既成的规则，却没有关注规则产生的基础。这看起来是老子更高一层。但第二次对话后，老子就决定出关了。为什么？因为孔子已经学会了老子的“道”，但他不会像老子那样退隐，而是会用他所吸收的“道”来充实自己的“仁义”体系，使其更加有效、更加难以抗拒。孔子吸收了老子，却超越了老子——他不会出关，他会留下来，用一套更圆融的话语来继续治理天下。

鲁迅在这里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一个权力结构中，“无为”者往往被“有为”者取代。那些选择退隐的人，并不会改变世界；而那些选择留下来、用各种方式塑造人心的人，才是真正掌控世界的人。孔子的“有为”最终胜出了老子的“无为”，不是因为孔子更高明，而是因为他更“入世”——他知道如何与权力共处，如何将哲学转化为治理术。

老子“不争”“不撄人心”的主张，在鲁迅看来，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控制的“配合者”。它消解了人的反抗意志，使人安于被动的状态，从而使统治者的权力更加稳固。这种控制不是通过暴力实现的，而是通过一套话语——无为、不争、知足、安弱守雌——渗透进人的认知结构，让人自觉地放弃争取权利的努力。

专制统治需要两种控制手段：一种是硬性的——国家机器、法律、暴力；一种是软性的——意识形态、文化、思想灌输。软性的控制往往比硬性的控制更有效，因为它不需要随时在场，它已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老子的“无为”思想，正是在软性控制层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让人相信“不争”是一种美德，“安弱守雌”是一种智慧，“退让”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于是，民众在面对不公时，第一反应不是抗争，而是“算了”；在面对压迫时，第一反应不是反抗，而是“忍一忍”。这种“忍”的文化，正是专制统治最稳固的社会基础。

鲁迅一生都在与这种“忍”的文化对抗。他批判老庄思想，不是否定哲学本身，而是揭示其在现实中的功能。他清楚地看到，老子的“不撄人心”与统治者的“不让人心觉醒”之间，有着一种危险的同构关系。当“无为”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策略时，就没有人会去质疑权力，没有人会去推动变革，所有人都在等待“自然秩序”的自行修复，而修复的结果往往是旧秩序的延续。

老子相信，如果统治者不干预人民，人民就会自然过得很好。这种假设基于一个前提：人类天然具有向善的能力，只要不被干扰，社会就会自然趋于和谐。但鲁迅看到的现实是：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里，“不干预”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权力不会因为哲学上倡导“无为”就真的退出；它会继续存在，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而民众在这种“无为”的氛围中，并不会走向自由，只会走向无知、麻木和对不公的习以为常。

老子的“无为”理想，最终只会导向一种低水平的、停滞的“太平”。这种“太平”以消除所有欲念为代价，以压制所有主动性为前提，以让所有人都满足于现状为终点。鲁迅显然拒绝这种太平。他宁愿要一个有争议、有冲突、有活力的社会，也不愿要一个所有人都“安弱守雌”、在沉默中慢慢腐烂的世界。

《出关》中，老子走了。他离开了周朝，向西域而去，留下了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以及一群听他讲道听得昏昏欲睡的官吏。他的“出关”是一个象征：那些无法忍受专制统治、却又无力改变它的人，往往选择退出。但“退出”并不是改变，它只是让现状继续存在，让那些留下来的人继续承受。

鲁迅的立场与老子截然相反。他一生没有“出关”——他留在那个他不断批判的现实中，不断地写、不断地喊，即使他知道自己可能改变不了什么。在《出关》中，他借老子的形象，讽刺了那些以“超然”为名、实则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他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斗争不是“出关”，而是“入关”——进入那个混乱的、压抑的、不公的世界，不逃避、不沉默、不放弃。

老子选择无为，是因为他无能为力。而鲁迅选择有为，是因为他知道，即使力量微小，不作为本身，就是对现状的最大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