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朝贾谊的《过秦论》开篇，关于秦国灭亡的探究，后世文人、政治家总将秦法之苛政、仁政缺失归咎于一谈。而当论及秦法之严酷时，一个名字几乎不可或缺——那便是为秦国推行变法的商鞅，他亦是秦国强盛的基石，毫无人选余地。 秦国自秦孝公启用商鞅变法起，历经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六七代君主，终成秦始皇统一纷争数百年的乱世，建立大一统的秦朝。而这宏伟蓝图的根基，正是商鞅变法所赋予的强大国力。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商鞅为天资刻薄之人，暗指其行事冷酷，缺乏仁义。同样，《战国策》也评论道：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 意思是商鞅凭借强硬手段压制民心，施以严酷的统治。这种评价与司马迁的见解相呼应。 然而，《战国策》中亦记载着商鞅遇害后，秦人竟无悲悯之情。 商鞅的刻薄寡恩究竟表现在何处？

西汉宗室刘向在《新序论》中曾举出一个惊人例子：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人，渭水尽赤。 意指商鞅在渭水边对犯有罪名的囚犯进行公开处决，一天之内便有七百余人丧生，鲜血染红了渭水，令人触目惊心。这无疑是一种残忍至极的行为。 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对文化进行摧残，大兴土木，修筑长城、陵墓、直道，耗费民力，秦朝因此被后世视为暴秦。 如果这事实确凿，是否就足以证明秦法的严酷无度？ 既然秦法如此严苛，为何秦国的百姓能够忍受？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的一百多年间，为何秦国百姓没有爆发大规模起义，反抗秦国的统治？

有人言，秦始皇驾崩后，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席卷全国，最终推翻了秦朝的统治。 然此乃表象，因为参与反秦起义的，皆为东方六国的百姓，而秦国传统势力范围（关中、汉中、巴、蜀）的百姓，却并未出现反抗之举。 陈胜、吴广起义后，派出了周文率领起义军西进，试图攻破函谷关，却很快被章邯以骊山囚徒和关中子弟组成的联军击溃。 章邯率军出函谷关后，秦国迅速动员全国力量，将关中、汉中及巴蜀地区的子弟纳入军队，共同对抗反秦起义军。 从此可见，秦国传统势力范围一直支持秦国统治，从未动摇。

至少从秦孝公启用商鞅变法开始，到秦朝灭亡，秦国传统势力范围的百姓始终支持秦国，并未出现反叛的迹象。 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商鞅变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许多人只看到商鞅变法的表面，却忽略了其背后蕴含的深刻历史意义。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唯一一次彻底、深刻且成功的改革。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变法支持了秦国普通百姓的利益，削弱了世袭贵族的特权，同时维护了国君的统治。

在秦朝之前的社会，包括夏、商、周（春秋及战国），都属于贵族政治，且是世袭制度。一个人的命运由其出身决定，社会资源几乎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平民百姓上升通道狭窄，社会阶层固化，世代为平民，万世为平民；世代为贵族，万世为贵族。 这形成了森严的阶层划分。 商鞅变法正是打破了这种贵族世袭制，打破了阶层固化，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一条成为贵族的通道。 尽管这条道路艰辛，但并非毫无希望。 例如，军功爵位制。

军功爵位制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规定秦国士兵，无论出身，只要在战场上斩杀敌人的甲士首级一颗，就能获得一级爵位。 爵位可用于免除处罚，可带来土地和奴隶，甚至可积累功勋，最终跻身贵族阶层。 这将贵族和普通百姓置于同一起点线，只看功劳，不问出身。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斩首敌甲，都有机会获得爵位，对百姓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诱惑。 毕竟，改变命运的机会难得，没有谁会拒绝。 这也解释了秦军为何被称为虎狼之师，正是商鞅变法的激励机制，激发了百姓的战斗热情。 秦军，实际上就是秦国百姓组成，这极大地提升了民众的积极性。 人性使然，谁都渴望获得晋升的机会，商鞅正是通过变法，将百姓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如同现代工厂的计件制员工，其积极性远高于计时制员工，这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商鞅变法的内容还不止于此。 他还推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即使是太子犯法，商鞅也处罚了太子的老师，使用了黥刑（在脸上或额头上刺字）进行惩戒。 甚至秦国宗室公子虔也因触犯法律而被处以劓刑（割掉鼻子）。 连贵族犯法也要受到严惩，更不用说普通百姓。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百姓的支持。 倘若没有法律，百姓与贵族之间一旦产生矛盾纠纷，百姓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受到欺压。 然而，有了法律，双方产生矛盾时，便只看对错，而不看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百姓的社会地位，使得社会地位低下的百姓无不支持新法。

在任何朝代，法律都旨在保护弱势群体。 强者无需法律的保护，他们拥有特权、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处于封建社会的顶端。 若无法律约束，弱势群体（农民）便会受到强者的压迫。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秦孝公去世后，商鞅遭受诬陷，被迫逃亡。 他想在客栈住宿，却因缺少凭证而被拒绝。 客栈老板援引商君之法规定，没有凭证不得住宿。 这一细节，恰恰反映出商鞅变法后，法律已成为秦国社会秩序的准则，百姓们普遍不敢轻易违背。 法律虽然严苛，却并非无法让人生存。 当秦国百姓养成遵守法律的习惯后，自然会刻意维护社会秩序，因此秦国罕见农民起义。 真正不适应秦法的是东方六国的百姓。 到了秦二世时期，发动农民起义的，也都是东方六国的百姓，而非秦国人。

商鞅变法中还规定奖励开垦荒地和纺织。 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的主业。 对于贵族而言，他们拥有土地，却很少亲自耕种，而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坐收地租。 商鞅变法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规定新开垦的土地或种地的粮食上交给国家，即可获得爵位。 这无形中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与在战场上斩首敌人的首级一样重要。 商鞅还将国家的土地分给失地农民和从东方六国迁徙来的流民，国家提供土地、种子和生产资料，让这些农民租种国家的土地，然后按比例缴纳粮食给国家，以保障他们的生活。 这种做法既养活了农民，又为国家提供了粮食收入。 因此，百姓怎么会不支持变法？ 怎么会反对秦国呢？

再说回刘向在《新序论》中提到的商鞅在渭水边处决七百人，即使这件事的真实性存疑，也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进行评判。 商鞅处决的是犯有罪名的囚犯，在那个时代，严刑峻法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 商鞅变法中所有法律条文都是提前公布的，并且存在连坐法，一人犯罪，全家受牵。 秦法确实严酷，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需要这样一种高压手段。 严酷的法律在秦国却能实现路不拾遗，人人守法的局面，这在东方六国是难以实现的。 正是在商鞅变法的推动下，秦国逐渐强大起来。 而百姓也从中受益，看到了变法给自身带来的切身利益。 当秦国百姓逐渐习惯了变法，自然也就拥护变法，成为守法的公民。 怎么会反对秦法，反对秦国呢？ 这也正是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甚至在秦末天下大乱，六国峰起反秦之时，老秦国人仍然支持秦国的原因所在。 不仅秦国百姓支持变法，秦国国君也同样支持变法。 秦惠文王虽然杀死了商鞅，但仍然维持了商鞅制定的各项变法，因为他看到了商鞅变法能够让秦国变得强大，这是实实在在的变革，这使得变法成为了秦国的制度，并一直流传下去，最终在秦始皇的手中统一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