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全文公布。作为我国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它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在2025年约50.12万亿元的基础上，五年跨越近10万亿增量，年化增速约3.68%。

“60万亿元的目标非常重要，但任务艰巨。”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直言，让消费“挑大梁”，关键要打通“有钱敢花”的良性循环。与以往侧重“短期刺激”的促消费政策不同，此次《规划》提出要“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这种从“政策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变，是促消费逻辑的根本性转变，意味着促消费不再满足于“一阵风”式的刺激，而是要从制度层面解决“能不能消费、敢不敢消费、愿不愿消费”的深层问题。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受访者供图

从“刺激”转向“夯基”，促消费逻辑根本性转变

新京报：《规划》被定位为我国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从以往的“嵌入”其他规划到如今“独立成篇”，将消费提升到如此高度，背后是基于怎样的宏观经济判断？

姚景源：中国经济从短缺起步，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一直以生产为导向，消费是生产和再生产的末端。到了市场经济，消费应该成为整个生产和再生产的先导。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就提出扩大内需——内需就是投资加消费。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依靠了投资，投资率长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占全球1/3，钢铁、水泥、发电量都是世界第一，高铁、高速公路也是世界第一。回过头看，结构失衡了——消费没跟上。过度追求产品数量和增长速度，严重忽略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供强需弱”已成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

《规划》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第一次把消费作为独立的专项规划来部署，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完善的认识。过去更注重“物”，这回要注重“人”，把人放到第一位。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需要。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这种“投资于人”的理念？《规划》在提升居民“能消费、敢消费”的底气方面，有哪些实质性的制度安排？

姚景源：此次《规划》最大的看点是促消费逻辑的根本性转变，从“刺激”转向“夯基”，将提升消费能力（如收入、社保）作为前置条件而非配套措施。过去我们更多是“马需要跑，临时给两鞭子”——发消费券、搞以旧换新、给补贴，这些短期手段有没有用？有用。但今年发了明年还能不能发？这个月补了下个月还要不要补？政策一退，消费就回落，本质上还是“靠天吃饭”。

此次《规划》明确提出“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意味着促消费不再满足于“一阵风”式的刺激，而是要从制度层面解决“能不能消费、敢不敢消费、愿不愿消费”的深层问题。我认为，消费要挑起大梁，得靠制度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让居民有钱，关键是落实“两个同步”——劳动者收入增长要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要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最好的状态是劳动报酬增长跑赢劳动生产率，老百姓才能实实在在感受到收入增长。二是让居民敢花钱，社保制度要完善。养老、医疗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后顾之忧少了，才敢消费。三是让存量资产保值，稳住股市、楼市。资本市场稳了，老百姓钱包鼓了，消费信心自然增强。

此次《规划》中，也明确提到要着力提升消费能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包括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等。在敢消费方面，完善社会保障政策，让老百姓不为养老、医疗、教育“存救命钱”。

在愿消费方面，制度突破层面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以修法推动消费制度变革；限制松绑层面将汽车从“购买管理”转向“使用管理”，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品类扩容层面将“人工智能+消费”写入规划，增加AI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及智能机器人供给。

从政策驱动转向制度驱动，就是从“给政策”转向“建生态”。只有把制度地基打牢了，消费才能从“扶上马送一程”变成“自己跑得欢”。

60万亿目标：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新京报：《规划》锚定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从2025年的50.1万亿元到60万亿元，意味着五年要跨越近10万亿元的增量。你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底气主要来自哪些方面？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

姚景源：这个目标太重要了。去年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我就说过，他凭什么？就仗着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4亿人口的购买力摆在那儿，所以他才敢说“谁不老实我就加谁的关税”。我们有14亿人口，是美国的三倍还多。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建设好。中国大市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每年50万亿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全世界最完整的消费生态。任何一个跨国企业，失去中国市场，就意味着失去未来十年的增长引擎。

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工厂+世界市场”，这不仅仅是多几个字的区别。过去我们是给别人做嫁衣，生产完贴个牌子又卖回给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就是最大的买家。谁跟中国做生意谁赚钱，谁想离开中国市场谁吃亏，这就是大市场的底气。这个战略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从50万亿到60万亿，五年10万亿，平均每年要增长3.6%左右，接近4%。上半年我们还没做到，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怎么实现？我认为关键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那几个“坚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这几个“坚持”，一条都不能偏。好在我们现在认识统一了：消费是当下解决中国经济最有潜力，也是最重要的抓手。上下同心，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新京报：《规划》将“服务消费”置于六大重点任务之首，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领域。在推动服务消费扩容提质方面，你认为当前最需要打破的瓶颈是什么？

姚景源：中国人重物质轻服务，这是历史形成的惯性。过去我们说“衣食住行”——吃饱穿暖就是天大的事，谁还管服务好不好？现在不一样了，服务消费已经接近50%，发展很快，但问题也不少。

我先讲个小例子。我在家门口路边一个小棚子里理发，5块钱。后来涨到6块、10块，前些天再去，已经15块了。人口红利在消退，劳动力成本上来了，服务价格自然就上去了。但问题不光是贵——服务质量呢？现在总说，找个好保姆比找对象还难，这不是笑话，是现实。旅游也一样，没去的时候心心念念，去了以后一肚子牢骚。说到底，服务这个事儿跟生产实物商品不一样，产品质量靠机器设备、靠工艺，但服务质量取决于人，取决于从业者的素质。我们过去总觉得服务业低人一等，大学生宁可在办公室拿两三千，也不愿意做家政拿七八千——这个观念不改，服务消费起不来。

从经济学上讲，问题就是发展潜力，差距就是增长空间。服务业现在问题多，恰恰说明潜力大。我始终讲，中国服务业有两头堵：一头是垄断，有些领域民营经济进不去，干着急；另一头是小、散、乱、没规范，长期得不到重视。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好的服务供给不足，低水平的服务又让人不敢消费。

现在有了转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了——从“有没有”变成“好不好”，从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变成追求美好生活。什么叫美好生活？不是家里堆了多少东西，而是能不能享受到有尊严、有品质的服务。养老、托育、文旅、家政、医疗、教育……哪个不是万亿级的市场？关键是把供给侧打开，把门槛降下来，让有品质的服务供给跟上来。所以说，服务业一定是中国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空间。

清理不合理限制，明确让市场发挥消费的牵引力

新京报：《规划》在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方面，提出要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你认为哪些领域最应该突破？

姚景源：这凸显出政策对消费环境优化的重视，是释放内需潜力、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之举。从观察来看，当前仍有若干领域存在典型限制，构成了对消费潜力不必要的人为抑制。

这次《规划》就明确提出，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演艺活动审批管理等。

我认为，要系统性地破除上述限制，关键在于打破深层次的思想与利益束缚。打破“重生产、轻消费，重投资、轻民生”的传统增长观念束缚，真正树立“消费是最终需求”的现代经济理念；打破“管理本位”而非“服务本位”的行政思维束缚。我认为，在“十五五”期间，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当坚决把那些“管不好、管不了、不该管”的事情交给市场，明确让市场发挥消费的牵引力，核心是为消费创造一个真正良好、宽松的市场环境。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