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本忠院士接受中国教育报专访。陈经宇 摄
今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化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唐本忠牵头组了一个特别的“局”——“翔龙鸣凤科学论坛研讨会系列之第二届科学与哲学对话”。
借由这一平台,一批来自纳米科技、有机化工、高分子材料、智能系统、理论物理、科研管理等领域的院士,与研究哲学的学者围坐一堂,展开了一场跨越学科边界的深度对话。
熟悉唐本忠的人,对他牵头做这件事并不意外。作为一名“非典型”科学家,唐本忠不仅是自小爱唱歌、爱读小说的“文艺爱好者”,也关注科学问题和哲学议题。他认为,科学与哲学本为一体。哲学既是科学想象力的“孵化器”,也是其“导航仪”。
2001年,唐本忠实验组的一名学生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一种分子在溶液中并不发光,但当溶剂挥发、分子聚集成固体后,发出了明亮荧光。这与教科书中“分子越聚集,发光越弱”的常识完全相反。
唐本忠没有先入为主地怀疑学生弄错了,而是带领团队反复实验,确认了这一现象的真实存在。他将其命名为“聚集诱导发光”(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简称AIE)。这一由中国科学家提出的原创概念,打破了长期以来光物理领域由西方主导的研究框架,吸引了全球80多个国家、2000多个研究团队跟进研究。
在传统分子科学看来,如果分子拥有某种性质,那么由分子聚集而成的物质也就拥有这种性质,这背后是还原论哲学的基本预设。然而,AIE现象并不遵循这一预设。
当原有研究范式无法解释新现象时,唐本忠发现,哲学的指导意义变得格外清晰:要跳出占据主流且影响深远的还原论框架,转而从整体论和涌现论哲学寻找新的视角。由此,他倡导了从“以分子为中心”到“以聚集体为中心”的科学范式转变。
他是如何从哲学视角审视科学研究的?他怎样理解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近日,中国教育报独家对话了唐本忠院士。
追问“反常”:
从现象到范式的哲学跃迁
中国教育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科学工作背后受到某种哲学观或思维方式的影响?
唐本忠:科学和哲学本来就是不分家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博士学位叫PhD,全称是Doctor of Philosophy,也就是哲学博士。很多人说:“我又不搞哲学,为什么拿的是哲学博士?”因为早年哲学和科学原本就是一体的。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哲学家其实也是科学家,他们用思维去理解和解释大千世界。
现代科学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你做科学的时候,实际上也在思考哲学问题,只不过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
随便举个例子,做研究一般都有预设目标。但当得到的结果与预期不符时,哲学会指导你如何看待这个结果。不太懂哲学的人,可能会把它扔掉,因为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懂哲学的人则可能会觉得,这是个宝。
为什么?因为在科学研究中,你想要的东西得到了,往往只是渐进式进步,从1到10、到100、到1000,大多如此。但真正的大科学家,要做的是0到1的突破,也就是做别人没有想到的事情。
我年轻时没有意识到这些。那时我一心埋头干活,忙得晕头转向,没有时间思考这些问题。后来,是AIE推动我反思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中国教育报:AIE是如何推动您反思的?
唐本忠:其实AIE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稀溶液不发光,在很稀的溶液中,分子是单独存在的孤立个体。但加入水后,溶液里的疏水分子聚在一起,反而发光了。单从现象来说,我们并不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但前人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从哲学高度来看,这个现象其实非常有意思。按照主流的还原论思路,“整体是部分之和”,部分没有这个性质,无数个0加起来还是0,那整体也就没有这个性质。但AIE现象恰恰相反——分子没有的性质,聚集体可以有。
当现有的研究范式无法解释违反还原论指导下的分子科学的这种现象时,便需要哲学发挥其指导意义。
后来,我学习到整体论和涌现论,前者强调以系统、联系、整体的视角来考察对象,后者认为复杂系统能产生各部分不具备的新属性。这两种哲学理论都启示我们,整体不仅大于部分之和,更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整体会涌现出全新的质。正是得到这两种理论的启发,我们从AIE出发,开拓了“聚集体科学”这一研究领域。
中国教育报:随着您对AIE现象背后的持续思考,您是否也对哲学有了更深的接触和理解?包括这两年,您还特意组了一个“局”,让科学家和哲学家深入对话。
唐本忠:说实话,我现在能静下心来读大部头著作的时间不多,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组织这个论坛,其实也有点儿“私心”——我没时间系统学习,就请专家来教我。
刚开始做论坛时,我以为思考这些问题的科学家可能不多,大家都太忙了。但现在我的看法有些改变。论坛已经办了两届,很多朋友,包括不少院士,都来问我:“老唐,你为什么不请我?”我发现,实际上有很多人在思考科学和哲学的问题,只是缺一个“聊天”的场所。下一届,我想会有更多人参与进来。
中国教育报:您对这个论坛有什么期待?
唐本忠:我对这个论坛没有特别功利的目的。它更像是一个“闲庭信步”的云端沙龙。我想营造一种氛围、一种文化,让每个人的想法都能碰撞起来。也许一不小心,就会撞出什么火花。这就是我组这个“局”最朴素的想法。
人文滋养:
科学家应是一个完整的人
中国教育报:您自称是文艺爱好者。您如何看待自己身上的文艺气息和科学气息?
唐本忠:我比较喜欢读书,但家里穷,书也不多。人很奇怪,越是没有的东西,越想要。所以我就想各种办法找书读。
理工科靠自学有难度,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是可以自学的。我记得当时看得最多的是小说。我们家有一本小说叫《朝阳花》,讲的是女红军的故事,那本书我至少读了二三十遍。还有《欧阳海之歌》《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等,也都读过很多遍。
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要全面发展,因为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科学家需要人文熏陶,艺术家也需要科学素养。
中国教育报:您是怎么走上科学道路的?
唐本忠:我非常喜欢文学艺术,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走上科学这条路。l977年恢复高考。那时,对于能不能考上大学、大学是什么样子,我都没有太多概念。但我有一个信念:如果想做什么事,就去尝试一下。
报考大学时,我报了放射性化学,因为这个专业听起来比较危险,可能想学的人不多。那时的招生方式和现在不一样,我们的档案放在桌上,由各所学校的招生老师挑。后来我才知道,广东化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的招生老师看到我的有机化学成绩还不错,就把我录取了。我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这也是我走上科学道路的起点。
中国教育报:所以您是误打误撞学了化学?
唐本忠:经常有记者问我,是不是因为热爱化学才选择化学。其实不是。我的人生哲学是:如果一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想办法喜欢它。既然我学化学,非学不可,那为什么不把它学好?
中国教育报:您是如何做到即使被选择,也能让自己喜欢、热爱所做的事情?
唐本忠:这就涉及人的精神生活,也就是理念。
人往往是“干一行怨一行”。有句话叫“条条蛇都咬人”,意思是没有哪个行业是完美的。但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两句话的差异在哪里?我觉得在人的头脑里。
我非常强调,人一定要尽量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现在的孩子有选择自由。比如我们学校,大学第一年是不分专业的。为什么?就是要让学生们多听、多看、多想、多问、多观察、多讨论,然后再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专业。
但话说回来,选择太多以后,也可能“花园里挑花,越挑越差”,这时还是需要一定的定力。有些毕业生不到3年换了5份工作,这也不是办法。
没有一件事是完美的。只有真正钻进去之后,你才会发现其中的乐趣。见到困难就跑,这很麻烦。
思想引领:
从“跟随者”到“搭台人”
中国教育报:您认为,哲学有必要成为一门必修课吗?
唐本忠:现在的学生一定要学习自然哲学,科技工作者要懂科学哲学。我还是那个观点:人是一个整体。
很多人觉得,做科学研究不需要人文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国际上的很多知名科学家,他们的人文根基往往非常深。科学需要想象力。如果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只知道几个数理化公式,这是会限制发展的。贫穷会限制人的想象力,知识的贫乏同样会限制科学家的想象力。
中国教育报:但现在很多人似乎没有兴趣了解哲学,或者觉得哲学没有什么用。
唐本忠:我们把哲学神秘化了。其实哲学没那么神秘。比如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通俗、非常基本的哲学问题。
从科学研究来看,无非就是了解自然、发现规律。你越专注地往深处走,就越会不断抽象,冲破个别走向一般。所以,哲学不是人为搭出来的空中楼阁,而是思考走到深处时必然抵达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营造一种科学文化。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会把最优秀的人推向最被认可的地方。几百年前,伦敦贵妇人会到英国皇家学会去听化学报告,她们认为这是一种很高雅的享受。说到底,为什么要学哲学?就是为了培养品位、提高鉴赏力。
中国教育报: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科学。能否从中国哲学中生长出一种不同的科学范式?
唐本忠:从目前看,中国科学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个结论从哪里来?从发表文章的数量以及文章的档次来看,我们现在确实非常厉害了。
但我想,中华民族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后还得靠思想。爱因斯坦实际上没有发表很多文章,他靠的是思想,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
我们要真正引领世界,就必须为世界贡献新的思想、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我们要去开辟新的平台,让别人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而不是等别人搭好台子之后,我们在上面使劲跳。
(本报记者 梁丹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26年07月07日 第03版
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