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越南,当时仍沿用安南的称谓。自1407年至1427年,安南百姓因无法忍受明王朝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施行的高压政策,奋起抗争,整整二十载血与火的岁月,最终迫使明宣宗不得不放弃对安南的统治权。
其中,明王朝自作自受的因素颇多。对安南的管理方式过于僵化,缺乏灵活性,或许也因地理遥远而未能投入足够关注,因此埋下了治理失败的种子。 首先,明王朝派往安南的官员,多为贪婪之辈。明初设立了镇守中官制度,其初衷主要有三:一是充当皇帝眼线,随身监视地方长官,防止越权之事;二是利用中官采办各地珍宝,满足皇帝的个人爱好;三是凭借中官的监军权制衡地方军事长官。这类中官拥有直接上达皇帝的权力,因此在地方几乎是一言九鼎,连正式长官有时也需服从他们的命令。安南时期的马琪便是典型代表,他以为皇帝采办物品为名,肆意搜刮珍宝,中饱私囊;更荒唐的是,他规定安南百姓每年必须上贡一万把扇子和翠羽。这种无理要求激起民愤,短短三年间,安南爆发了四五次叛乱,甚至连地方军队的一些官员也加入了反抗,举起义旗反抗暴政。其次,明王朝派往安南的官员素质低下,治理能力极差。安南官员主要来源有两类:一是从广西、云南的举人、贡生中挑选,但这些下第考生知识浅薄,治理经验寥寥,纸上谈兵居多;二是被贬职或受罚的官员,他们的能力同样有限。这些乌合之众被派往情况复杂的安南,几乎注定管理无方。同时,因地处边远,中央王朝对安南的掌控力不足,给了腐败官员可乘之机。种种因素叠加,安南暴乱最终只是时间问题。 再者,明王朝采取的军事高压政策,更是埋下了复仇的种子。针对安南的叛乱,明军非但不反省自身治理失误,反而以极端残酷的方式镇压:剥皮、抽筋、拔骨,漫山遍野的尸骸触目惊心。起义军虽在残酷打击下暂时被震慑,但仇恨的种子早已深植在安南百姓心中,为日后的长期抗争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