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PUA了！”

回顾过往十余年的中文舆论场，很少有一个外来词像“PUA”（Pick-Up Artist）一样，既被如此广泛地使用着，却又很少被真正严肃地讨论过。从“搭讪艺术”到表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都有可能发生的“精神控制”，再到后来的互联网流行“黑话”，当“PUA”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其诞生之初所提示的权力博弈与结构压迫也在戏谑调侃中变“轻”了。

PUA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最初是帮助那些社交能力不足的男性学习如何与异性迅速建立关系。这期专题就从“PUA”一词最初的语境出发，专访深入相关社群的一线学者。

本篇为对话李莹。

对许多中文读者而言，“PUA”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可能始于2019年发生的一起真实案例。北京大学学生牟林翰持续高频精神凌辱女友“包丽”（化名）致其自杀身亡，最终因虐待罪被判三年二个月。2025年11月，该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选为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该案件揭示了亲密关系内部的“PUA”可能产生的伤害与严重后果。我们专访长期关注反家庭暴力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律师李莹，从法律层面谈谈“PUA”的界定。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5月22日专题《“爱”的陷阱 PUA背后的权力博弈》的B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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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

李莹，北京大学民商法学硕士，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律协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主编有《〈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倡导与实践》等著作，出版有国内首部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办案手记《走到春暖花开》等。

亲密关系内部的“PUA”

新京报：你长期受理婚姻家事类案件，尤其关注反家庭暴力和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相关议题。你怎么看《亲密陷阱》一书所聚焦的“骗色产业”现象？

李莹：这本书中所谈到的“PUA”和国内的语境还是有些差异。“骗色产业”更加聚焦陌生人之间，他们如何通过“PUA”等话术迅速激起异性对自己的兴趣，也就是他们说的“钓到一个陌生女性”，进而发生性关系。整个研究相对仍在“学院内”，并没有找到真正的“PUA”的受害人。

新京报：有“中国‘PUA’第一案”之称的“牟林翰案”(北大“包丽”自杀案)宣判已过去近三年。从你接手的案子来看，与“PUA”相关的精神暴力类案件情况有哪些变化吗？

李莹：在“牟林翰案”中，并没有显现出他背后是否接受过某种组织化的培训。如今回看，我们可以再讨论的是，这里面其实并不完全是“PUA”的问题，甚至都到不了“‘PUA’话术”那么“高深莫测”的地步，他们的对话中还有很大部分围绕女性的贞洁观，这更多折射出的是传统男权思维的束缚之深。

老实说，自“牟林翰案”以来，我们还没有接手过类似的、如此极端的案例，几乎全部都是语言层面的精神暴力。这可能也和两个当事人所处的阶段有关，他们当时都是学生，也不涉及经济收入，而且只是情侣关系，所以明显的身体暴力也还没有，当然究竟是不是完全没有我们也不清楚。但在更多案件中，很少只是涉及“PUA”，而是多种控制手段夹击。

关于“精神暴力”，目前“反家暴法”中认为其具体表现形式是经常性的恐吓和谩骂。在司法实践中，贬损和侮辱也可能被视为精神暴力。实际案件中，我们还接触到一些非典型的精神控制行为，比如打着“爱”的旗号，“以爱为名”限制另一方的人身自由，让ta不要去工作、不要去社交，或者是经济的控制，“你那么笨，花钱也大手大脚，那我们家的钱就由我来管吧”。但这些究竟在法律实践中能否被认定为“精神暴力”，到现在为止还是存在争议的。

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2001）剧照。

新京报：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相关案件，还是相关影视题材引发的讨论，公众对于“PUA”受害者的共情和法律层面对此类案件的审判逻辑之间似乎存在一些割裂。对此你怎么看？

李莹：关于“牟林翰案”的判决，我个人到现在仍然认为这是司法层面一次巨大的进步。作为法律人，我们和公众看待这件事的角度可能是不一样的。首先，以往的虐待罪只限于家庭成员之间——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很难在恋爱关系中得到认定。但当时法院审理认为他们见过双方父母，有过同居，于是认为他们还是有“组建家庭的意愿”。第二，在没有明显的身体暴力情况下，只是精神控制而被认定构成犯罪，这个也是很大的突破。

公众之所以认为量刑偏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包丽自杀了，但的确这并不是牟林翰直接致其死亡的。如果不是因为造成了包丽自杀的严重后果，仅仅是“PUA”，很难判刑。因为在法律层面，“罪与非罪”还是有严格的界限。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这起案件的判决是相当具有突破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这起案件会被最高法列为典型案例。

司法实践关于“PUA”的

认定争议

李莹：关于“PUA”，目前相应的司法解释总体上还并不明确，主要是通过典型案例的判决来不断完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暴力”的示范案例中，一个是前些年的“牟林翰案”，另外两个是今年三月刚刚发布的，当事人的行为最终也是被认定为“精神暴力”。

其中一起案件中，法院拓宽了精神侵害类暴力的范围，明确“语言暴力也是家暴”。案件当事人赵某与张某系夫妻关系。婚后，张某经常酒后无故谩骂赵某。外出打麻将后，也经常因为输钱心情不好，侮辱、诋毁赵某。审理法院认为这些行为有可能会造成另一方抑郁、自我否定等精神伤害，因而该行为属于家庭暴力。

在另外一起案件中，王某和赵某也是夫妻关系。婚后，赵某长期以殴打、辱骂、侮辱等方式强行禁止、限制王某与其他异性交谈，不允许王某与异性参加任何活动。赵某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怀疑王某与异性有不正当关系，认为王某隐瞒了相关通话及微信聊天记录，禁止王某以微信、电话联系对方。比如，双方房屋装修期间，王某在中秋节给装修工人送月饼表示感谢，赵某据此认为王某与装修工人有不正当关系。

最后，法院审理认为，这属于“精神暴力”。理由是长期限制配偶正常社会交往，虽然并未直接对其身体造成伤害，但依然造成被限制一方精神与人身的不自由，形成心理压制，使其丧失社会支持。

《〈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倡导与实践》

主编：李莹　冯媛

版本：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新京报：在家庭或亲密关系内部，以“PUA”为代表的精神操控常常面临庭审上的困难。根据你的观察，这种困难在实际立案中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所谓的“暴力”在法律层面看就是侮辱、谩骂、诋毁、威胁这类情况。说到底，法律在这方面更多还是只能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相应的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变革。

这让我想到最近我们也在申请一个项目，是针对儿童的AI素养教育。其中有一个理念很触动我，它提到要从小培养儿童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我们的孩子从小被教育要“听话”，在家听父母话，在学校听老师话，孩子其实很少有机会得到训练，能对某一件事有真正地思考，也没有机会形成自己对此的价值判断，那么以后进入社会，这样的孩子没有办法有效地保护自己，也没有能力对一个行为做出相对正确的判断。

新京报：如果在亲密关系中遇到“PUA”，且受害人也对此有意识，那么她/他能够在哪些方面寻求外界的帮助？

李莹：说到底，精神暴力不像身体暴力，它更多是感受层面的，如果感受到自己受伤了，那就是受伤了。同样一句话，不同人确实会有不同的感受，每个人的情绪性格、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过往的经历都会影响对一件事的感受。我想格外提的是，很多女孩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善于分析，并在必要的时候能够用法律保护自己。

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应该是地位的平等，是双方尊重彼此的选择，鼓励彼此的成长与发展，关系中的双方是相互滋养的，而不是一方不断耗竭，另一方持续索取。即便关系中对方可能表现出的是相对较低的姿态，让女孩们觉得自己是“公主”或“女王”，这也需要警惕，是不是“以爱之名”的“别有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