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春，在太行山南段的一处山梁上，几位身着棉大衣的干部正对着山谷里的浊漳河反复测算水量。冷风很硬，河水却并不大，水面被石头切割成细碎的白线。站在前面的年轻县委书记杨贵，只说了一句：“要是能把这股水，翻过来……”身旁的技术员接话：“翻过来，林县就不是原来的林县了。”

这句听起来有点冒险的话，后来被证明是一个节点。要理解红旗渠为什么能被周恩来称为中国两大奇迹之一，绕不开这一刻，也绕不开林县几十年围绕“水”不断折腾的来龙去脉。

一、太行山脚下的“老病根”

林县在今天的地图上，已经叫林州，位于河南最北端，紧贴太行山。地势北高南低，多山少川，河流短小、季节性强，雨水一过就顺着山沟跑光。这样的自然条件，对于以种地谋生的农民来说，就是一个长期的“老病根”。

解放前，林县人怎么过？用地方志的话讲：靠天吃饭，靠井熬日子。307个自然村人畜饮水困难，有的村庄取水要走上十里八里，甚至更远。挑水要排队，一担水往往要折腾半天。水用在啥地方，都要精打细算。

抗日战争时期，形势更糟。1942年至1943年，华北普遍遭遇大旱，加上蝗灾，太行山一带粮食歉收。林县部分地区不是减产，而是绝收。饿死的人有统计记载，外出逃荒的也有数字，这里不再细说，只说明一个事实：缺水，是灾上加灾。

在这样的背景下，军队进驻太行山区，不得不考虑一个看似琐碎却关系生死的问题——喝什么水，怎么喝水。林县合涧河西村与二道河村之间，一条河沟常年有水，可村里人用不上，原因就是落差太大、地形太陡。水在眼前，却端不到碗里，这是当时很多山村共同的尴尬。

二、战火中的短渠：从“喝上水”开始

1942年前后，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在林县一带活动。部队扎下脚后，很快就发现部队和群众的饮水都是大问题。驻地群众用水困难，部队行军打仗也离不开水。

皮定均带着参谋和当地干部沿着沟谷勘察地形，最后盯上了那条常流水的山沟。问题是，河水在几十米深的沟底，村庄却在高处台地，怎么把水引上去？当时条件极其有限，不可能搞大型工程，只能就地取材，修一条不长的引水渠。

有一次，警卫员小声问他：“司令员，现在仗这么紧，还修渠？”皮定均回答得很直接：“仗要打，水也要有。老百姓没水吃，哪来的根据地？”

在战斗间隙，部队抽调人手，会同群众开山挖渠，用最简单的铁锹、镢头，靠肩挑背扛，把约2公里长的一段引水渠修了出来。这条渠后来被称为“爱民渠”，解决的是驻地群众和部队的饮水，不谈什么壮观，但意义很现实。

太行军区对这件事给予表扬。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只是一个小工程，却有两层用处：一是立竿见影，确实解决了用水问题；二是在战乱年代，把“靠自己修水利”这个观念，悄悄种进了当地老百姓的心里。很多参加过修渠的人后来回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开挖哪一天动工，却都记得那句“水可以自己引来”的话。

战后几年，林县的“水病”并没有好转。只是人们心里开始明白：等天不行，得想法子自己动手。

三、年轻书记与“英雄渠”的试验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层面把水利明确为“农业的命脉”。1950年代初，全国各地都在“兴修水利”，林县也不例外。但小打小闹的塘堰工程，改不了两件事：山高、水少、地薄。

1954年，一个新名字出现在林县县委书记名单上——杨贵，当时只有26岁。这在今天看也是非常年轻的县委“班长”。他到任后犯的第一个“职业病”，就是跑乡里、下村庄，专门盯着几件事问：多少口人？多少亩地？离水多远？

有老乡跟他说：“书记，你要住在山上十天半个月，就知道啥叫‘一碗水分几家’了。”这样的情况听多了，县里逐渐形成共识：不能再靠修几个小塘堰“糊弄”过去，得来点能真正改变局面的工程。

1957年冬，林县召开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看似“大胆”的决定：在太行山南麓修建一条较大规模的引水渠，后被命名为“英雄渠”。工程打算从相对水源条件好一点的地段截水，通过主渠和斗支渠，把水送进更高处的山村。

会议结束没多久，动员令下到各公社。天气已经很冷，山梁上风大雪急。按照原计划，准备动员几千民工，结果群众报名人数超出预期。有人说，这是“人民公社化”背景下的积极性，多少带有一点“比着干”的味道；也有人认为，这是被缺水折磨多年的自然反应。

一位参加过施工的老民工后来回忆，村里开会动员那天，有人问：“自个吃的带几天？”队长回答：“带得动多少带多少，余下的公社想办法。”这句“想办法”，背后是当时基层组织调配粮食、物资的整体能力。

工程主体要克服三个硬骨头，都是石崖、红砂岩，后来群众习惯叫“红砂崭”“黑崭”等。没有大型机械，就用钢钎、铁锤和少量炸药一点点掏。工地上夜里点着火把干活的场景，当时并不算少见。

1958年春，英雄渠主渠道建成，长度十几公里，配套修了石门、弓上、南谷洞、要子街四座中型水库。渠水一旦上山，涉及8个乡，解决了大约8万人的生活和部分生产用水。在当时，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不久之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了表彰林县治水的奖状。杨贵进京时，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干部的场合点名让他站起来，说“林县这个地方治水搞得不错”。这样的肯定，给了林县人一股不小的劲头。

英雄渠证明了两件事：只要组织得当、方向选得对，中型工程在太行山区是能干成的；但它也暴露出一个问题——水量仍然有限，覆盖面有限，离真正摆脱“看天喝水”，还有距离。

四、1959年大旱与“翻水过山”的决定

时间来到1959年。这一年全国不少地方遭遇自然灾害，林县也没有例外。雨季推迟，渠水变小，水库库容下降，山区不少村子又开始为水发愁。英雄渠的作用还在，但已经不能满足更大的需求。

就在这年秋天，杨贵带人沿太行山脉向西考察水源。到了山西平顺县境内，浊漳河的河面显得比林县那边的河沟要“宽裕”得多。技术人员带着量具反复测量，又翻资料查平均流量数据，当时掌握的资料显示，浊漳河常年平均流量在每秒25立方米左右，汛期最大流量可达每秒1000立方米。

技术员对着河面说：“按这个水量，如果能分一部分引到林县去，灌个几十万亩地不是问题。”话说得不玄，关键是“怎么引”。

问题摆在这里：一条河在山西，一片旱地在河南，中间隔着近乎峭壁式的太行山。把水翻过山去，不但要修渠，还牵涉跨省协调、资金、技术和组织能力等一连串问题。

1959年10月10日，林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长期缺水问题。会上有人提出三种路子：继续扩大县内修渠打井的规模；在英雄渠基础上加高水库、大修配套；或者，从山西浊漳河引水入林，从根本上改变格局。

据当时与会者回忆，会场气氛并不轻松。有人担心“跨省引水难度太大”；也有人直言：“只在县里打转，三十年后还得开这样的会。”争论了几轮，会议形成一个明确态度：发展中小水利要做，但根本出路在“引漳入林”，要尽快拿出具体方案，上报省委。

之后的几个月里，林县方面向河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先后汇报，并通过他们与山西方面接洽。1960年1月24日，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以省委、省人委名义致信山西省委、省人委，请求支持从浊漳河引水到林县。

山西方面也需要权衡。浊漳河在平顺县境内对当地生产生活同样重要，水量调配必须考虑上下游的协调。1月27日，河南、山西双方有关负责人在太原碰头，讨论技术和管理问题。随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副省长刘开基等领导，陆续听取汇报，明确表示在保证本地需要前提下，同意分配一定水量供林县引水使用。

2月1日，双方又在长治商量渠道线走向、水量分配、管理办法等细节。会上的一句话被不少人记住：“水是流动的，不是死守的。”在当时，这是一个颇具前瞻性的看法。

这些协调工作完成后，“引漳入林”正式有了上级批准的基础。工程总指挥部很快在林县组建，杨贵兼任总指挥。此时距离那次太行山梁上的实地勘察，时间并不算久。

五、“红旗渠”开工：元宵夜的动员与十年艰辛

196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四，林县召开“引漳入林”工程誓师大会。大会规模大，各公社、各大队派代表参加。会上提到两个关键词：“自力更生”“统一指挥”。自力更生是现实条件逼出来的，也是当时国家经济调整背景下的总体要求。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大批民工从各个山村出发，沿山路奔赴工地。有人回忆，那天早上天还蒙蒙亮，家里老人跟出门的儿子说：“这回不是去打仗，是去要水。”

开工后，一个问题立刻凸显：钱从哪来？根据后来汇总的数据，“引漳入林”工程总投资约6865万多元，其中自筹资金占到85%左右。所谓自筹，并不是凭空变出来，而是通过压缩其他开支、发展一些集体经济项目、发动社队自留积累，以及从上级争取有限的补助等多种方式拼出来的。

工程技术难度同样不小。红旗渠总干渠需要沿着太行山腰“贴着山”走，既要保证稳定的坡度，又要避开大滑坡、断层、巨石崖等复杂地段。全线需要削平1250个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凿通211条隧道，挖砌土石方1515万立方米，这些数字并非一天得出，而是技术人员在反复勘探和调整中一点点完善的。

在施工组织上，当时采取的是“分段负责、统一标准”的办法。每段设段指挥部，下面再分若干作业小队，既便于组织本地劳力，又能保证工程技术要求。技术员和民工一起吃住在工棚里，白天施工，晚上开“小会”总结安全和质量问题。

有意思的是，工程一开始并不叫“红旗渠”。不同说法中，有人提议叫“漳河渠”，有人提“林漳渠”，后来考虑到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开展“学大庆”“学人民解放军”的红旗运动，有干部建议：“干脆叫红旗渠，既表决心，也好记。”这个提议得到认可，工程名称从此固定下来。

在险工段施工时，困难远比纸面上的设计更具体。比如渠首大坝截流，需要在河床上抢时间，趁枯水期用石块和沙袋筑起临时围堰，一旦上游来水，人就要顶着流水往上加固。还有一些陡崖地段，民工要腰系粗绳，从崖顶垂下去打眼放炮，下面的人负责警戒和清渣。炸药不足，就用化肥硝酸铵加锯末等材料配制，保证施工进度。

由于整体条件艰苦和自然环境恶劣，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多起伤亡事故。据统计，为红旗渠工程献出生命的有81人。他们大多是普通民工和基层干部，名字散见于当时的工程档案和后来的纪念碑上。有队长在会上对工人说过一句话：“能不冒的险尽量不冒，该停时就停，渠要修，人也要保。”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在那种进度压力下并不简单。

经过几年连续奋战，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实现通水。这一天，渠首到林县城一线的水，终于顺着人工开出的“山腰渠”流了数十公里，进入了过去极度缺水的地区。1966年4月，配套的三条干渠峻工，水网结构进一步完善。直到1969年7月，支渠、斗渠、农渠以及各类配套工程基本完成，“引漳入林”工程整体宣告建成。

在这10年间，红旗渠工程累计投工3740余万个，培养出7747名技术人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本地水利、建筑、电力等行业的骨干。就这一点看，工程不仅在山体上凿出了一条渠，也在人的队伍里“凿”出了一个群体。

六、从喝水难到“灌区”：红旗渠改了什么

红旗渠修成之后，对林县到底带来了什么变化？如果只用“精神”两个字来概括，未免空泛，还是得回到一些比较实在的指标。

首先是灌溉面积。红旗渠建成后，形成有效灌溉面积约54万亩，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数字。过去很多靠天等雨的坡地、旱地，开始有了稳定的水源，部分低产田得以改造成稳产高产田。粮食产量随之提高，林县能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达到2000多万公斤。

其次是水源多功能利用。红旗渠不仅为农田供水，还兼顾了人畜饮水、工业用水、林业用水等多方面。沿渠兴建了48座水库、364座塘堰，并配套建设了12408座闸门、跌水、分水枢纽等设施，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渠系网络。沿线修建的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达5800千瓦，为当时的县域工业和农村电气化提供了基础条件。

再者是生态影响。渠水引来后，一些原本光秃秃的山坡开始被用作造林地。统计数据显示，依托红旗渠的水源，林县开展了10多万亩的人工造林工程。树木成活率和生长情况明显好于过去靠天浇灌的情况，长期看，有助于改善局部水土流失状况。

经济上的变化也较为明显。水利条件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一些乡镇得以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集体企业，县域财政收入随之增长。更重要的是，“缺水县”的帽子逐渐被摘下，林县在1970年被定为对外开放县，对外交流的机会明显增加，红旗渠也成了对外展示当地形象的一张“名片”。

在社会层面，这个工程又留下了两层东西：一是修渠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组织、管理经验，比如分段负责、劳动竞赛、技术培训等，被用于之后县内其他建设项目；二是水利意识深入人心，家家户户都清楚，水利不搞，别的都靠不住。

七、两大奇迹：周恩来为何点到红旗渠

196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国内外客人来到林县参观红旗渠。有的走干渠，有的看渠首，有的专门研究这条“贴着山腰走”的人工河到底是怎么修起来的。周恩来在向外宾介绍中国建设成就时，多次提到两个工程：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就是林县红旗渠，并称其为当时中国的“两大奇迹”。

南京长江大桥的“奇”，在于跨江，跨度大、技术难度高，是新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大型铁路公路两用桥梁，代表的是国家工业化水平的一次集中体现。而红旗渠的“奇”，则在于“翻山”，在资源极度匮乏、条件异常艰苦的太行山区，用十年时间手工凿出一条总长1500公里的渠系，把外地的水引到本地来，改变了一个县的命运。

如果细细比较，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中国的技术和组织能力极限。只不过一个侧重城市与工业交通，一个着眼于山区农业和民生。

有外宾在看完红旗渠后问陪同的干部：“这么大的工程，是中央投资吗？”陪同者回答：“中央有支持，但资金主要靠地方自筹，劳力主要是本县群众。”这位外宾听完后显得有些惊讶：“那你们怎么保证质量？”陪同者解释说：“有统一的技术标准，有严格的验收，修不好要返工的。”

从这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的红旗渠在外界看来，既像是一条普通的农田水利渠，又明显带着一国之初水利建设的“缩影”性质：缺钱、缺设备，却在组织和意志上找到了突破口。

在工程技术层面，红旗渠并不意味着发明了多少“世界第一”的新工艺，但一些看上去很“土”的办法，如空心坝设计、简易拱架法、自制炸药和施工工具等，确实是在特殊条件下的有效选择。它们体现的，是基层工程技术人员在物资短缺背景下的适应能力。

从行政角度看，“引漳入林”跨越河南、山西两个省，涉及水量分配、工程管理、维护责任等诸多问题，能在当年得到两地省委、省人委的协调支持，并稳定运行多年，本身也说明当时的行政协调机制已初步具备跨区域调配自然资源的能力。这一点，往往比单纯的“苦干”更值得注意。

最后，如果把目光拉回到林县自身，可以看到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从抗日战争时期皮定均带队修2公里爱民渠，到新中国成立后英雄渠的中型试验，再到1960年代红旗渠这样的大型跨省引水工程，水利建设规模一步步放大，群众参与程度也是一脉相承。

红旗渠之所以被周恩来誉为两大奇迹之一，不只是因为渠本身的长度、工程量和施工艰苦，更在于它汇聚了那个年代中国水利建设的一系列典型特征：山区恶劣自然条件下的工程探索，跨区域行政协调的实践，自力更生筹资和技术自创的综合运用，以及由点到面改变一地经济结构的实际效果。

对于当时的林县群众来说，这条“挂在山腰上的渠”，最直接的含义很简单：家门口终于有了稳定的水，地里终于可以不再完全仰望天空。这种变化，用任何华丽辞藻都不如一句朴素话来得有力——“水，终于留在了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