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产业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让卫星和火箭顺利“上天”，而是让火箭和卫星服务成功“落地”——突破火箭回收技术，兑现商业模式

文｜《财经》研究员 尹路

编辑 | 马克

根据国家航天局发布的发射任务公告，2026年头一个半月，中国已完成18次航天发射，其中商业发射11次，占比突破60%。入轨商业卫星共计127颗，占入轨卫星总数的91%。

同一时期，美国完成22次航天发射，其中SpaceX公司完成19次。中国航天的发射规模稳居全球第二。

2025年中国完成92次航天发射，其中商业任务50次，占比54%。在这50次商业发射中，商业火箭执行了28次发射任务。2026年，中国航天全年发射次数将首次突破100次，其中商业发射将超过60次。连续两年商业航天任务占比过半，证明商业航天已成为中国航天增长的核心动力。

和超百次的发射相比，入轨航天器的增长更为迅速。2025年中国发射入轨航天器377颗，其中商业卫星311颗。2026年入轨航天器总量将突破1000颗，其中商业卫星占比85%—90%。

过百次的火箭发射和超千颗的入轨卫星，意味着发射次数与卫星数量达到了工业级规模，此时航天产业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让卫星和火箭顺利“上天”，而是让火箭和卫星服务成功“落地”——突破火箭回收技术，兑现商业模式。

火箭复用和卫星量产

要实现“落地”，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运载工具的成本与发射次数瓶颈。

2025年底，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正式提交了总计超过20.3万颗卫星的频（率）轨（道）资源申请。此次申报共覆盖14个中低轨卫星星座。其核心用途是构建空天地一体化卫星互联网、储备6G通信资源以及建设天基物联网。

国际频轨资源实行“先登先占”与“逾期作废”原则。根据ITU规定，申请方必须在申报后的7年内完成首发卫星入轨，在首发后的2年、5年和7年内，分别完成星座总量10%、50%和100%的发射部署。这一明确的时间表，要求中国商业航天必须在几年内具备高频次的航班化发射能力，以及卫星规模化量产与组网能力，否则相关频轨资源将面临失效风险。

想达到如此大的规模，降低成本是当前商业航天面临的核心技术挑战。 SpaceX猎鹰9号近地轨道发射成本约为1.8万元/公斤。更大的星舰若实现完全复用，发射成本可降至0.5万元/公斤。而中国一次性商业火箭发射成本目前在5万元—15万元/公斤之间。成本差异制约了低轨卫星星座的组网规模和速度，而可复用火箭技术是降低成本的唯一路径。

2025年底至2026年初，中国可复用火箭进入密集测试期。2025年12月3日，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首飞。12月23日，长征十二号甲完成入轨任务。这两次发射均测试了一子级回收，但两次测试最终均发生异常，未能实现软着陆。但测试过程验证了深度可变推力火箭发动机与高精度飞控等核心技术。

2026年2月11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官方通报，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实施低空验证飞行试验，其一级箭体按程序受控垂直溅落于预定海域。2月13日，海上搜索分队完成箭体打捞回收任务。箭体结构与7台发动机均保持完好。这是中国在火箭可复用技术的关键一步。

在推进剂的选择上，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形成了多路并存的局面。

液氧甲烷是目前应用最广的路线。2023年7月12日，蓝箭航天使用朱雀二号火箭实现了全球首次液氧甲烷火箭发射入轨。当前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在研的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多达7款，其中进展最快的是朱雀三号采用的天鹊-12B发动机，已进入回收测试阶段。国家队的液氧甲烷发动机进度同样迅速，航天科技集团六院披露，2025年已完成200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YF-215整机长程试车，80吨级发动机YF-209已实现装箭首飞。

液氧甲烷燃烧后极少产生积碳，这类发动机在回收后无需复杂的内部清洗即可再次点火。虽然牺牲了部分推力上限，但它最大程度保障了系统的可维护性与复用效率，是当前可复用火箭采用的主流技术方案。

液氧煤油是另一条重要的技术路线。目前，天兵科技的天龙三号、星河动力的智神星一号以及深蓝航天的星云一号等商业火箭，均搭载了可复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相比液氧甲烷，液氧煤油的能量密度更高，火箭燃料贮箱体积可以更小，箭体结构重量降低，有效提升火箭运载能力。此外，中国拥有成熟的液氧煤油供应链，能够保障高频发射的任务需要。

但传统液氧煤油燃烧后易产生积碳结焦，给发动机的多次复用带来了较高的清洗与维护成本。为克服这一短板，以天兵科技为代表的部分企业开始将传统石油基煤油替换为煤制煤油。煤制煤油纯度更高，芳烃和硫含量低，燃烧更加充分、清洁。这一燃料改良方案显著减轻了发动机的积碳结焦问题，大幅降低了火箭复用的维护难度与时间成本，同时还保留了液氧煤油火箭的运载能力优势。

火箭制造工艺正在向大工业流水线模式转变。火箭企业广泛引入燃料贮箱搅拌摩擦焊、发动机喷管3D打印以及全箭电气系统集成化设计等新技术。另外通过应用脉动生产线，国内成熟的液体火箭总装周期已从70天以上压缩至30天，部分商业火箭企业已经缩短至25天，量产后有望进一步缩短至两周。

制造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成本数据上。市场调研机构Trend Force统计，国内一次性火箭的单发平均报价在1.1亿至1.8亿元之间。随着流水线量产与可复用设计的叠加效应，部分即将投入使用的可回收火箭单发成本已降至7000万元左右，整体成本降幅超过40%。

天兵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康永来表示，依托中国本土供应链优势与技术创新，“天龙三号”火箭在不采用回收技术的情况下，规模量产后的发射成本已与重复使用的SpaceX的猎鹰9号处于同一水平。

卫星制造领域同样在大力推行规模化与标准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东方红四号大型通信卫星总设计师周志成介绍，中国的卫星研制和制造已从“一星一议”的定制模式，转向平台模块化、通用化和批量化模式。

根据2025年底的最新数字，长光卫星的卫星总装、总测、环境测试全流程周期压缩至45天，年产能已经达到200颗遥感卫星和200颗通信卫星。吉利汽车旗下的时空道宇台州工厂单星制造周期缩短至28天，年产能达到500颗，产品良品率达99.5%。2025年12月投产的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卫星”）海南超级工厂的全流程制造周期压缩至20天，工厂目标产能每年1000颗。

规模量产带来了显著的成本效益。目前用于批量组网的50公斤级微小卫星的单星制造成本已降至200万元左右。长光的吉林一号卫星成本已降至500万元。中国星网和千帆星座的200公斤—300公斤级低轨通信卫星单颗成本已经降至1200万—1500万元。

卫星的形状、规格也在适应高密度发射和组网需求。银河航天创始人徐鸣表示，其研发的灵犀平板卫星折叠后体积仅为传统卫星的三分之一，且平板设计便于堆叠，支持“一箭36星”的高密度发射。

截至2025年底，中国国内设计年产能超100颗的卫星制造企业共计11家，其中国有及国资控股企业4家，民营商业卫星企业7家。这11家企业中，2026年卫星交付目标明确超过100颗的共计7家，其中中国卫星公司的交付目标超过500颗，规模化的卫星制造和交付能力，支撑了2026年中国入轨卫星超1000颗的目标。

产业版图的结构性调整

火箭复用与卫星批量制造技术让前端硬件成本下降，这直接催生了产业链中后端的繁荣。整个商业航天产业的版图，正围绕着规模化组网与高频发射需求进行调整。

赛迪智库发布的《2026年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形势展望》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为2.8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7%，五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3.1%，显著高于同期12.8%的全球平均水平。

各细分领域的具体市场数据如下：

过去，中国商业航天产业链的产值集中在前端。2025年火箭与卫星制造环节规模达9848亿元。2026年，产业链结构开始发生调整，地面站建设运营、卫星通信运营、遥感运营，以及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这四个下游领域将贡献4500亿元左右的市场增量，占整个商业航天增量的约70%。但下游环节的提速，并不意味着前端制造与发射环节的重要性下降。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火箭与卫星的研发、制造、发射依然是中国航天产业发展的头等大事。

加强下游，其核心作用是补足早期产业的短板。高频次的发射与大规模的星座组网需要巨额资金支撑。应用端市场的扩大，能够为整个产业链提供真实可持续的现金流。这些资金最终将反哺火箭与卫星的研发制造，从而形成健康的产业闭环。

当前中国商业航天市场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结构。中国星网集团等国家队主要负责星座规划与核心基础设施投资。民营企业则通过技术迭代提供高性价比的运载工具、卫星产品与服务。中国宇航学会的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蓝箭航天、天兵科技等商业火箭企业已获超127发发射订单，订单总金额超180亿元，其中超过60%的订单来源于国家级星座组网需求。

中游基础设施的短板也在加速补齐。2025年发射场站建设运营领域规模同比增长87.2%，是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这些新增的投资是为了解决当前制约中国航天发展的瓶颈——发射工位不足。

中国目前有酒泉、太原、西昌与文昌四个国家级发射场，共计15个发射工位。另有10个非国家级发射场。国家级工位以保障国家重大航天工程为主，商业航天任务的发射只能在国家任务的间隙“见缝插针”。工位资源的紧缺，成为制约商业火箭高频发射的重要瓶颈。

作为对比，美国目前拥有超过40个活跃的航天发射工位。其中多数已向商业航天企业开放或由其运营，为高频次航班化发射提供了设施保障。而且长期高频率使用发射工位催生了一系列提升周转效率的技术，如水平总装、测试、转运技术，发射工位抗烧蚀与快速修复技术，无人值守发射技术等，显著提升了发射工位的周转效率，2025年底SpaceX创下的最新纪录是同一工位两次发射间隔仅50小时44分钟。而中国同一发射工位两次发射间隔的最短纪录是14天。

为打破这一现状，采用大量新技术的专用商业发射工位近年来密集投入使用。截至2026年初，国内已投入运营的商业航天专用发射工位共计6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蓝箭航天等民营企业已建成并启用了专属的商业发射工位。东方航天港的建成使得海上发射实现常态化。中国首个国家级商业航天专属基地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一号与二号工位正式运转。

特别是最新投入使用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利用智能发射场系统实现远程测试、发射、控制；无人值守燃料加注；设备健康管理；故障自动诊断。在一号工位采用了地面导流锥和大流量喷水等最新抗烧蚀技术，工位恢复时间缩短到5天—7天。二号工位则是中国首个水平总装、测试、转运的发射工位，还采用了通用接口，适配多型火箭，发射准备时间缩短至3天。新的发射工位全流程周转时间不超过14天，而传统液体火箭发射工位周转时间一般不少于30天。

商业航天的前提是跑通商业模式

无论是前端制造工艺的革新，还是中游发射基础设施的完善，目的都是支撑最终的商业闭环。因此，商业模式能否跑通，是检验商业航天“落地”成效的最终标准，也是支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当前阶段，商业航天的核心收入高度依赖政府（To G）与企业端（To B）的集中采购。这种采购模式为产业早期发展提供了确定性与市场规模。以商业化最成熟的卫星遥感应用为例，中国遥感应用协会及赛迪智库的联合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该领域政府端客户市场规模达723亿元。占比58%。企业端客户规模达424亿元。占比34%。这两大板块构成了商业遥感卫星超过90%的收入来源。

这一高度依赖政府与企业端的发展路径，与SpaceX的发展轨迹高度一致。SpaceX是目前全球商业航天商业模式的最佳参照。其发展早期，美国宇航局（NASA）与美国国防部的政府订单提供了生存基石。随着可复用技术的成熟与星链的部署，收入结构开始发生转变。

根据国际权威咨询机构Euroconsult的测算数据， 在SpaceX当前的营收中，以个人消费者为主的星链项目收入占比已超过50%。来自NASA及军方等政府机构的采购占比缩减至约30%。面向其他企业的商业发射服务占比约为20%。这一数据印证了产业的发展规律，在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后，面向大众的消费级应用将取代政府采购，成为商业航天最大的市场。

商业航天的个人消费者业务，中国企业当前在这一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卫星组网也未完成，相关业务均处在早期尝鲜模式。目前仅有天通一号卫星的手机直连卫星服务达到一定规模，2025年12月天通一号核心运营方中国卫通公司披露，与中国电信合作的手机直连卫星服务用户突破480万。

不过鉴于个人用卫星通信服务已有星链作为参照，不论是运营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对这一商业模式有所了解，一旦星座完成组网，相关业务落地的速度有望超出预期。

但考虑到中国高度发达的移动通信网络，个人用卫星通信除了在野外科考、勘探、航海等当前就高度依赖卫星通信的场景下有确定性需求，在其他个人用户场景下的需求将高度取决于价格竞争力。

和个人卫星业务的不确定性相比，中国商业火箭公司的业务拥有较高的确定性——国家级星座组网带来了明确的发射需求。中国星网星座与千帆星座规划总数近2.8万颗。按照向ITU提交频轨资源申请的时间表，2029年底之前需要完成至少1300颗卫星的入轨，2034年前需要完成1.3万颗卫星入轨。

按照入轨卫星的数量推算，2026年需要火箭发射30次—50次（一箭10星为主），2027年—2029年每年发射70次左右，2030年—2034年，每年超200次发射。这些确定性的发射需求成为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大力投入的底气。

除了确定性的需求，中国的商业火箭公司还开发出了固体火箭这一独特的产品。星河动力等民营企业依托固体火箭率先实现了发射业务的财务盈利。

固体火箭无需复杂的推进剂加注流程，其发射响应时间可压缩至72小时以内，甚至可以使用“一车一箭”的车载发射方式，无需复杂的发射工位准备工作。2019年12月7日，两枚快舟一号甲固体火箭使用同一发射工位的两次发射间隔仅357分钟，这种响应速度是液体火箭无法达到的速度。

在成本方面，中国固体火箭的单发总价通常在3000万至5000万元。但由于运载能力较低，单公斤发射成本较高，通常在每公斤10万至20万元。相比之下，国内一次性液体火箭的单发总价为1.1亿至1.8亿元，单公斤成本5万元至15万元。SpaceX猎鹰9号的单次发射报价6700万美元，单公斤发射成本约1.8万元。

固体火箭具备“速度快、总价低、单价高”的特点。液体火箭则“速度慢、总价高、单价低”。部分政企客户对发射时间窗口与总价高度敏感，反而对单公斤成本相对脱敏。若客户为单颗卫星购买液体火箭专属发射，资金门槛过高，如果要等候搭车发射，则发射时间不确定。固体火箭以较低的发射总价和更快的发射时间，成功占据了这一细分市场。在今后的卫星星座补盲发射等对时间窗口要求极高的任务中，固体火箭的作用短期内无可替代。

产业政策与资本市场支持

商业航天作为典型的高壁垒、长周期行业，其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宏观环境的保驾护航。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高度依赖政策引导与资本市场的持续投入。

在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商业航天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随后，国家航天局正式印发了《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

该文件明确提出了多项支持措施。包括开放国家科研项目，共享国家试验设施等。文件同时提出推动航天资产确权及建立商业航天强制保险制度。在制度层面降低了企业的早期研发成本与运营风险。

最关键的是航天发射审批制度的调整，国家航天局将全面推行“火箭型式许可与单次任务备案”制度。2025年底商业航天司成立后，已经获得型式许可的商业火箭单次发射审批周期从过去的3-6个月压缩至15个工作日内，部分成熟型号有望进一步缩短至7个工作日左右，为高密度航班化发射提供制度保障。

政策信号提升了资本市场的参与热情。据中关村领创商业航天产业联盟2025年底发布的《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研究报告》，2025年中国商业航天领域共完成67笔融资，融资总额186亿元，同比增长32%。

上交所已针对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明确了商业火箭企业的适用情形，该标准允许满足技术条件的未盈利企业上市。上交所要求火箭企业在申报时“至少实现可重复使用技术的中大型运载火箭载荷首次成功入轨”。这一硬性标准的出台，为高研发投入的火箭企业规划了清晰的资本路径。企业只需证明核心技术的工程可行性，即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

截至2026年初，蓝箭航天的科创板IPO已处于“已问询”阶段。星河动力、中科宇航、天兵科技等企业也已启动相关上市辅导程序。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本支持，企业能够跨越盈利前的研发投入周期。

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其实和中国航天的发展一脉相承，就如同20世纪60年代，中国航天人在薄弱的工业基础上，利用极致的工程创新造出了运载火箭，而现在的中国商业航天，同样在以工程创新激发出现有技术的最大价值。

而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有了强大科研和制造体系的支撑，以及庞大市场的哺育。

中国商业火箭企业通过优化供应链结构、改进焊接与3D打印工艺，在现有技术框架内持续压低中型液体火箭的制造成本。中国商业卫星企业利用国内在智能汽车、智能手机领域的庞大用户基数，率先推动手机直连、车星协同等应用场景的商业化落地。

与此同时，商业航天正在成为中国航天新技术研发的生力军。从大推力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全球率先入轨，到平板卫星高密度堆叠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再到火箭回收技术的落地测试，商业航天企业依托更灵活的机制与更快的迭代周期，加速了前沿技术的工程验证，有效促进了航天科研体系的创新能力。

2026年，中国航天全年发射次数将首次突破100次大关，可复用火箭的回收测试正在密集推进，卫星制造的规模化量产正在产能爬坡，商业航天正从早期的概念验证与单点技术突破，转向依托工程制造优势实现规模化扩张的新阶段，而在规模化之后，商业航天才有可能从纸上谈兵变成真金白银。

责编 | 张生婷

题图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