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细看沈醉回忆录，就会发现《潜伏》里的吴敬中确有其人，而且跟沈醉关系还不错——在沈醉笔下，这个原名吴景中的军统特训班教官、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是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来的叛徒，而且还是个老油条。

据沈醉回忆，吴敬中（称吴景中为吴敬中比较方便，反正特务的姓名也就是个代号而已，说不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很会钻营：戴笠因为“张蔚林案”被老蒋骂得痛不欲生，吴敬中抓住机会向戴笠透露一个信息——一位公开活动在重庆（当时属于合作抗日时期）的延安方面的重要任务，跟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很要好的同学，暗示自己可以做些工作，让那位同学为戴笠所用。

戴笠刚打瞌睡，吴敬中就送上一个枕头，虽然拉拢同学不成而挨了戴笠一顿臭骂，但吴敬中毕竟在戴笠的“漱庐”混了一顿饭吃，而且是跟很多军统高层一起吃饭，从此吴敬中也算进入了戴笠的核心圈，很快就从“中苏情报所总务上校科长”晋升为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

从上校到少将，那可是一个大“坎儿”，“军统三剑客”中的徐远举一开始是想当局本部行动处处长的，但就是因为他是上校而非少将，所以尽管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军统的主任秘书是郑介民）和人事处少将处长龚仙舫都做了工作，但规矩就是规矩，徐远举之当了副处长，而处长之位则由原西北区少将区长程一鸣担任，程一鸣调离西北区，吴敬中这才不了区长空缺，就从上校科长变成了少将区长。

这里顺便说一下，程一鸣跟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同学，徐远举离开先“代理川康区区长”，又从文强（就是《特赦1959》中那个文强）手里接过北方区区长之位，这才正式晋升为少将。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徐远举在当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之前，还当过东北区区长，以“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身份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有这样的叙述：“我跟着胡宗南到郑州参加受降，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我升为中将，这一年，我三十九岁。日本人一投降，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我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

在蒋家王朝，上校晋升少将很难，但少将晋升中将并不困难，要想晋升上将，那就比登天还难——蒋军上将是有固定名额限制的，单少将甚至上校挂中将职务军衔却比较容易，老蒋说句话就行了，比如戴笠和廖耀湘，虽然都挂着两颗将星，但“国防部铨叙厅”的案底上写的是什么军衔，估计戴、廖二人都不好意思问。

文强的中蒋是铨叙军衔还是职务军衔，他自己也没说，但吴敬中能从上校晋升少将，不管是不是铨叙，那都是“破格提拔”了——连徐远举那样“从一而终”的特务晋升少将尚且要绕那么大一个弯子，吴敬中能以叛徒之身获此职衔，手上要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说完吴敬中的履历，我们再回到《潜伏》中看看保密局天津站少校机要室主任、中校副组长在吴站长面前露出的三个破绽了很多人都说吴敬中是比“峨眉峰”级别更高的潜伏者“雪山”，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史料为依据，即使仅看电视剧，我们也难以确认吴敬中也是地下工作者。

吴敬中是叛徒出身的老特务，而且还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特务技能（据说此人和沈醉的余乐醒苏联期间曾被格别乌，也就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缩写ОГПУ，克格勃的前身之一）选拔去经过一番特训，再加上在中苏情报所当总务科长期间经常到香港采购设备（“顺便”也带回很多高档西装送给所长郑介民），可以说他跟程一鸣、余乐醒都是“专家型特务”。

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吴敬中当然能看出翠平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已经嫁给谢若林的穆晚秋看来不是日伪特工，所以她拿到翠平的检查报告才知道余则成跟翠平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但吴敬中是不需要看检查报告的，因为不管是“零零七”还是“鬼子六”，某些特殊技能都是必须要会的，据笔者某位同行说，他看人的眉毛和白眼球，就能知道对方有没有“过了那道坎儿”。

笔者不太相信同行的话，但老年间确有这方面经验，作为曾经的“国际特工”，吴敬中要发现余则成和翠平没有夫妻之实，那实在是太容易了，所以他才用“挖菜窖”名为调侃实为试探，余则成“轻描淡写”的说出“老夫老妻”的时候，就已经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破绽，如果吴敬中当场拆穿“翠平还是个姑娘”，余则成就圆不下去了。

但吴敬中似乎并没有用特工思维去深究，而是以常理推断，认为余则成跟翠平没有行周公之礼也很正产：翠平大字不识，满身烟油子味，跟穆晚秋相差实在太远了——当年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只结婚不洞房”的人实在太多了，像老蒋那样饥不择食跟原配也能生儿子的还真不多，连戴笠在老家也是有“原配”的。

据站长夫人梅姐说，吴敬中年轻的时候也很花心，于是吴敬中以己度人，也就认为余则成对翠平比较“嫌弃”，所以翠平是大姑娘小媳妇都不能说明余则成“有问题”。

除了“翠平是姑娘”，余则成露出的更大破绽，就是想用自己“制造”的录音带和一本“远东情报站”来忽悠吴敬中——这就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吴敬中都不需要搬出专业设备，仅凭一双耳朵就能辨别真伪，因为那都是吴敬中“玩儿剩下的”。

吴敬中之所以“闭目塞听”，还是因为他用常理推断：中统（党通局）特务谢若林跟余则成是“情敌”，李涯跟余则成是竞争对手，所以这两人联手“陷害”余则成是完全有可能的。

余则成跟穆晚秋发展特别关系，那还是吴敬中做的“月老”，好像穆连城还为此送给吴敬中一家酒厂以表谢意。

夺妻之恨与杀父之仇一样不共戴天，谢若林坑余则成在情理之中，余则成妨碍了李涯由中校晋升上校，也可以说是仇深似海，这样一想，老吴就只能怀疑所有的录音带都是伪造的了。

除了上述两点，余则成在吴敬中面前还露出一个重大破绽，那就是一心想“留下来潜伏”——当年不管是大特务还是小特务，一百个里得有九十九个宁肯去岛上砍甘蔗也不愿意当“黄雀”，余则成反其道而行之，在一般老特务眼里，事出反常必有妖，吴敬中仅凭此一点，就可以断定余则成有问题。

当年所有的特务都想跑，尤其是像吴敬中那样的叛徒，更是宁死也不愿意留下来，这一点沈醉在回忆录中也说得很清楚：“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要走，毛人凤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不准他们去台湾。 ”

沈醉在回忆录中列举了好几个被毛人凤丢下的叛徒，但一般都用“某某”代替，所以咱们也就没必要追究他们是谁了，我们只需知道其中有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长、四野参谋处作战科长、解放前在重庆被捕后叛变的市委书记，还有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某某、华中区区长叶某某、督察室主任的徐某某。

大家都争着跑，余则成却坚决要求留下来，吴敬中最后眼神和语气都变得严厉起来，余则成这才嗫嚅着表示服从站长安排，吴敬中最后一锤定音：“你心重手不狠，不适合潜伏”。

吴敬中没有怀疑余则成“另有所图”，当然还是按常理推断：穆晚秋肯定是去了延安，吴敬中和余则成、李涯都在延安的电台中听到了“作者晚秋、朗诵晚秋”的诗歌——晚秋可能重名也可能是笔名，但穆晚秋的声音，吴敬中还是能听得出来的，所以他推断余则成可能是“旧情难忘”，甚至连穆晚秋都可能是余则成故意送往延安的另一个“佛龛”。

这样按照常理推断来推断去，余则成的破绽，就都被“常理”弥合，吴敬中也就“心安理得”地把余则成带去执行重要的“海峡计划”了。

当然，我们这也是按常理推断吴敬中的想法，要是用特工思维来考量，吴敬中就应该早已发现余则成的真实身份了，于是我们最后的问题也就出来了：特工行事，不大可能局限于常理，所以您认为吴敬中有没有发现余则成的真实身份？如果发现了，又为什么既不抓也不杀，反而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如果您坐在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椅子上，是否能发现余则成的更多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