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身处某个联盟，并感到舒适，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够广泛的联盟。

——伯尼斯·约翰逊·里根

《谁在害怕性别》

[美] 朱迪斯·巴特勒

刁俊春 译

浦睿文化｜岳麓书社

2025-9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巴特勒一直以颠覆性的哲学观点和迂回曲折的理论分析著称，对于波伏娃、伊利格瑞和赛吉维克的理论如数家珍，黑格尔、弗洛伊德和福柯的引文更是随处可见。一般读者对巴特勒的了解，恐怕只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一样是被建构的”这句口号。但是，面对近年来性别恐慌全球化的现象，巴特勒出版了首部面向大众、更为通俗易懂的作品。在巴特勒看来，如今社会上盛行的性别恐慌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幻象，目的是“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而《谁在害怕性别》要做的就是揭穿这些谎言和幻象，引导人们重新审视我们对性别和性别平等的理解，创造一个可自由行动、呼吸、相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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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性别政治仍然局限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领域时，它无法解决住房、食物、无毒环境、免于无法偿还的债务、享有任何医疗保健等基本权利问题，这些权利是我们争取社会和经济正义的奋斗目标。当一些国家和地区被迫接受某种忽视其基本需求的权利版本时，对这些权利产生怀疑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当这些权利以不易翻译成当地文化的术语来表述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就并非没有道理。为了使对金融胁迫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成为跨国社会性别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需要提醒人们为何以及如何渴望生活，为左翼重新夺回生活，在那些维系我们的关系中寻找生活，为这样的一些人建立联盟：他们在寻求平等和自由，建立一个可以生活的世界，即一个持久且再生的地球。这意味着我们要在彼此存在深刻差异的情况下共存于世，同时不屈服于各种破坏性形式，它们是我们必须抵制的。

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将争取社会性别自由和权利的斗争与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结合起来，将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表述为集体诉求，并让社会性别成为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目标是建立这样的一个社会和经济世界，它消除脆弱感，为所有地区提供医疗保健、住所和食物。这样的计划将培养人们对个人在社会世界中如何形成的理解，认识到个人身体承载着社会因素的痕迹，离不开与他人（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暗示的）的各种关系，是一个既具有渗透性又相互依赖的身体。这意味着接受，作为人类生物，我们只有在彼此紧密相连的情况下才能持续存在。当我们说“我想自由”或“我希望你自由”时，虽然我们在谈论不同的个体，但我们也在谈论社会自由，这些自由应该赋予每一个个体，只要没有真正造成伤害。为了使这一告诫生效，我们必须揭露那些将基本自由重新定义为伤害的贩卖恐惧的行为，并将自由变成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欲望对象。按照这样的原则生活，意味着我们必须区分实际伤害和那些被想象为迫在眉睫的可能性伤害，这些可能性伤害是由那些煽动仇恨的人制造出来的。但是，如果自由本身被视为一种伤害，或者如果我们确信争取平等、自由和正义的斗争正在伤害世界，那么我们就无法学会不造成伤害。让我们展示相反的情况，即世界、地球依赖于我们的自由，如果自由不能成为集体的，那么它就没有意义，无论留在解放的集体中有多么困难。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提出我的论点，来反对反社会性别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些关键主张，诸如社会性别的观念是虚构的，只有“自然”的生理性别才是真实的，社会性别属于极权主义体制或会导致极权主义体制，它体现了超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并从上帝手中窃取了造物权，它是一种可与埃博拉病毒或核战争相提并论的破坏力，它是一种殖民形式，它伤害儿童。我所提供的这些论点，与对“社会性别”这一术语的幻象式过度决定性的解读相结合，试图定位一些恐惧、焦虑和仇恨，它们都进入了反对社会性别的政治修辞中。把“社会性别”称为意识形态的事实，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解释发生在幻象领域中的外部化、投射和意义反转。通过把社会性别称为意识形态的建构或结构，反对者试图将社会性别与虚假信仰联系起来，认为它一方面支持极权主义或国家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与帝国主义和地方文化的破坏联系起来。换句话说，这种批评借用并虚无化意识形态概念本身的历史，从而发动一场针对“社会性别”的战争，在他们手中，“社会性别”是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运动的缩写形式，这些运动尚未找到持久和强大的反运动形式。如果成功，这种联盟将在父权制崩溃后开启多种新的生命肯定形式。

对于那些认为社会性别是某种次要压迫形式或认为女性主义者应该排在假定为充满男性气质的左翼势力的后面的人来说，是时候重新思考当代政治地图的坐标了。对于欧尔班、普京或梅洛尼来说，社会性别不是一个次要问题，而是捍卫国家价值观甚至国家安全的关键集结点。对于那些认为跨性别权利或LGBTQIA+动员是干扰或威胁的女性主义者来说，她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所有的斗争现在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我们寻求战胜的那些权力正在试图剥夺我们可以生活的基本条件。如果不认可所有的女性，如果不承认这些同样的势力正在以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各种理想的名义关闭边界，并针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性别不规范和跨性别青年，尤其是有色人种青年，我们的斗争就不可能成功地对抗那些否认女性基本权利的势力。

我们可以认为反社会性别意识形态运动是错误的，但为什么要坚持它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呢？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所坚持的那样，法西斯主义为那些激情命名，而威权主义指的是正在出现的——如果不是已经实现的——政治现实。在吸引了数十万听众的在线节目《迈克尔 ·诺尔斯秀》中，诺尔斯这位右翼评论员，也是美国保守政治行动会议的特邀演讲者发表了以下言论：

“

如果变性主义是错误的——它确实是错误的——那么我们不应该纵容它，特别是这种纵容需要剥夺许多人的权利和习俗。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为了社会的利益，特别是为了那些在这样的混乱中深受其害的穷人的利益，变性主义必须从公共生活中完全根除。整个荒谬的意识形态，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是如此。

”

“根除”这样的语言属于法西斯主义，而今天它不仅针对跨性别者，还针对所有那些被归类在“社会性别”“批判种族理论”“觉醒主义”标志下的人。对法西斯主义的现成定义往往依赖于对其20世纪形式的研究，因此需要新的词汇来理解过去几十年出现的新的法西斯主义迭代。鉴于众多经济体的变化特征以及当代的军事化形式权力的扩展——这种权力已经扩展到警察、监狱和国家边界的巡逻方式上——我们面临着新自由主义和安保的各种强化形式的结合，这些强化形式让生命的破坏和生活条件的破坏变得合理。当代威权主义者或许不认为自己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们依赖法西斯主义的技术，并煽动法西斯主义的激情来保维持权力。新的威权主义者反对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LGBTQIA+权利与自由），反对民权和保护移民和难民的权利，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威胁国家的内部敌人，或即将破门而入并威胁民族纯洁性的外部敌人，而这种纯洁性不过是一种幻象。

也许正是在由这种无耻的施虐狂所带来的各种兴奋中，人们发现了法西斯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各种潜力。所有的当代威权主义者都承诺，要从左翼的超我中“解放”出来，这个超我会肯定跨性别生活、“觉醒”文化以及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斗争。这种对各种进步社会运动的无耻攻击释放了一种从道德责任中“解放”出来的权利，以及获得特权和权力的权利，进而通过破坏移民、酷儿、女性、黑人和棕色人种以及原住民的基本权利来展示其胜利。这些威权主义者为了巩固他们的公众支持采用的手段是：破坏所有的共同政治归属感，支持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父权制和各种宗教形式的社会政治至高无上、从属关系和权利剥夺。

我们可以在特朗普、博索纳罗、欧尔班、梅洛尼和埃尔多安等人物身上看到一种无罪感和无羞耻感的态度和实践，这与20世纪所谓的魅力型法西斯主义者截然不同。当代的法西斯主义趋势——以捍卫家庭、国家和其他父权制机构的名义进行剥夺生命和权利的行为——支持各种日益强化的威权主义形式。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性别批判”女性主义者不应该与反动势力结盟，共同针对跨性别、非二元性别和性别酷儿人群。尽管我们存在差异，但我们必须跨越这些差异进行斗争，保持对压迫根源的关注，通过倾听和阅读来检验我们有关他人的理论，保持开放态度，挑战自身的传统假设，并找到建立联盟的方式，使我们的对抗不会复制我们所反对的破坏性循环。我们不能刚刚反对完针对自己的歧视，然后去支持对其他人的歧视。我们不能通过与那些会在多个方向上加剧仇恨的人结盟来反对针对一个群体的系统性仇恨。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我们不想听到彼此的立场就审查这些立场。现在不是让这场运动的任何目标变得琐碎和分裂的时候，因为捍卫社会性别研究，捍卫社会性别在任何有关正义、自由和平等概念的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是形成斗争结盟，反对审查和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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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节选自

浦睿文化新书《谁在害怕性别》

• 结论 对破坏的恐惧和关于想象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