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为期一周的2025年上海书展落下帷幕。

在今年的书展上，最吸引人的“工作人员”恐怕要数那位身穿紫色毛衣、留着标志性胡子的NPC鲁迅了。

从“闰土钢叉”毛绒玩具到迅哥儿咖啡杯，再到同款毛背心，“鲁迅文创”火出圈，这位大先生俨然已是当下最顶流的文化IP之一。

鲁迅与上海的缘分，始于98年前。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乘船抵达上海，此后在上海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年，这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

上海聚集了胡适、郭沫若、茅盾等各路文坛健将，文化产业兴盛，讨论氛围也相对自由。

这些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或许还有一个更私人的理由：鲁迅要“出走”。他不仅要逃离当时的政治高压，更要逃离一个基于孝道和礼教的“家”——一个困住了他二十年，也同样牺牲了妻子朱安一生的牢笼。

出走的前夜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对于他们两个人而言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1906年，25岁的鲁迅在日本留学，被母亲一封“病危”的家信骗回绍兴，才发现等待他的是一场早已安排好的婚礼。

婚后第四天，他无法忍受婚姻的无趣与生活的受限，便愤然离家。

朱安与鲁迅

那个时代，许多新派知识分子都有着相似的境况：家里有位父母包办的妻子，自己则在外面追求新式的自由恋爱。

郁达夫在国内有原配妻子孙荃，留学时仍轰轰烈烈地恋上王映霞；郭沫若在国内有包办婚姻的妻子张琼华，留学日本时却与护士佐藤富子相恋并同居21年，育有5个孩子。

郭沫若与佐藤富子

他们为自己的情感找到了看似前卫的出口，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新旧时代的双重便利，但鲁迅不同。

他既不肯在肉体上接受这门婚事，也不愿在名义上抛弃这位“母亲的太太”——据说，他曾如此定义朱安。

这背后，首先是母亲的意愿。一旦儿子休妻，就等于将这个女人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朱安将在无尽的唾弃和流言中生不如死。

对于母亲的苦心，鲁迅选择了默认。

因此，直至病逝为止，鲁迅都没有与她解除婚姻关系。

笔伐“节烈”，身陷围城

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与痛苦，最终都化作了鲁迅笔下犀利的文字。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我之节烈观》一文，向压迫女性甚久的“守节观”愤然开刀。

他开篇就指出，世人常叹“世道浇漓，人心日下”，但慨叹的内容却因时代而异。当时，一群“君子”们认为挽救世风的方法，便是“表彰节烈”。

鲁迅用他一贯的讽刺笔法，解构了“节”与“烈”这两个字。在他看来，“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而“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

听起来是高尚的道德，但鲁迅却提出了一个无人敢问的悖论：这种道德岂是人人都有机会实践？

他冷冷地设想了一种情况：“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这话说得尖刻，却也道出了这套道德逻辑的荒谬之处：一个女人的道德评判，竟取决于丈夫的寿命和一个随机的强暴犯。

西汉刘向著《列女传》，记载妇女的嘉言懿行，展示从古至汉的女性风采。宋明以后益变本加厉，“列女”遂成为“烈女”。

为何救世的责任要全压在女性身上？

按照旧说，女子主内，是附属品，那么治国平天下本应是男子的事；按照新说，男女平等，责任也该分担，断没有让一半人旁观，另一半人独自承担的道理。

更进一步，鲁迅拷问了这套标准的虚伪性。

既然要求女性守节，那男性呢？

在他看来，阴阳内外之说本就荒谬至极，男人不比女人尊贵，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那些妻妾成群的男性，反过头来要求女性忠贞如一，这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讽刺。

学者许子东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写下这些文字时，鲁迅眼前就有一个“活的节女”，那就是朱安。

礼教吃人，朱安成了活的祭品，一生被禁锢在“周家儿媳”这个空洞的名分里，从未真正拥有过自己的爱情与人生。

鲁迅则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批判者与同谋者的双重角色，一面痛斥着吃人的礼教，一面又因孝道而背负着牺牲者的重量。

这种源于骨血、日夜噬身的痛苦，最终必然要求一个出口，一次彻底的决裂与“出走”。

这个出口，在鲁迅44岁那年终于出现。

此前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鲁迅一直过着事实上的独身生活，没有任何公开资料显示他有过其他伴侣。

1925年，他遇见了自己的学生许广平。这位思想进步、充满活力的新式女子，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灵魂共鸣的快乐，二人很快便走到了一起。

可是，在旧都沉重的空气里，新生的爱情终究难以扎根。

他越发意识到，唯有彻底的出走才能换来真正的自由。于是，鲁迅与许广平决定远赴上海，在那里开启他们的新生活。

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上海：一个可以“私奔”的远方

上海这座华洋混杂的摩登都市，提供了一个可以暂时摆脱旧式家庭和人情束缚的空间。在这里，鲁迅不再是大学教授，也不再是教育部的官员，他成了职业作家，一个自由撰稿人。

初到上海，鲁迅先是住在共和旅馆，但很快就在弟弟周建人的帮助下，搬进了文化名人云集的景云里，与茅盾、叶圣陶等人为邻。

许广平曾欢喜地写下诗句：“景云深处是吾家”，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在景云里，二人最初的生活也有过渡期的谨慎。

鲁迅住在二楼，许广平住在三楼。直到1929年9月27日，儿子周海婴的出生，才让他们的关系彻底公开化。家庭生活的琐碎与温馨，从此围绕着这个新生儿展开。

两人分工明确：鲁迅专心赚钱养家，许广平则退居幕后，承担起“全职太太”的责任，悉心照料鲁迅和孩子的起居。

鲁迅与许广平、周海婴

有了安定的“家”，鲁迅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事业也全面展开。

他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后来又联合成立“左联”，成为无可争议的“盟主”。

他在公啡咖啡馆会友，在内山书店避难，在拉摩斯公寓和大陆新村的深夜灯下，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具战斗性的篇章。

当时的稿费标准不低，《自由谈》给他的稿酬是千字十元大洋，这让他得以维持体面的生活，甚至还有余力去看电影、请客吃饭。

据统计，鲁迅在上海期间月平均收入高达674元，其中卖文所得约510元，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在上海期间，鲁迅编纂了《三闲集》《二心集》《两地书》等著作

然而，虽身在上海，鲁迅却从未真正摆脱那个“家”的拖累。

他每月都要寄钱回北京，供养母亲和朱安。他自己也承认，写作是为了“骗得几个钱来，给他们用”。

两个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迫使他必须以持续的高强度写作来换取经济上的独立。

正如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所描绘的，常常是“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深夜的灯下，鲁迅将孤寂与苦闷化为匕首投枪。

上海鲁迅故居

结语

今天，当我们穿梭于上海书展，将鲁迅简化为一个文化符号时，或许更应该记住他作为一个“人”的挣扎。

他以决绝的姿态批判礼教，却又用一生去实践那沉重的孝道，这是他最深刻的矛盾，也是他最真切的痛苦。

他奔赴上海，与其说是为了投身文化中心，不如说是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一个出口。上海给了他最后的自由，也见证了他生命的燃尽。

1936年，鲁迅在上海逝世。

“灵台无计逃神矢”，这座城市接纳了他的抗争与矛盾，而他也将自己伟大的灵魂，永远地烙印在了上海的文化记忆之中。

重读鲁迅

许子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参考资料：

张守涛：《鲁迅在上海》，瞭望东方周刊。

李伟，王华萍：《鲁迅诞辰140年：人生最后9年的鲁迅》，三联生活周刊。

张宏杰：《鲁迅的上海岁月，为自由而私奔》。

撰文 | 张鹤妍

编辑 | 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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