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8日,重庆南岸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楼里,彭斌将手中的指挥刀重重地摔在了桌面上。他是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的总队长,眼前摆着两份电文。一份来自卫戍司令部,要求他率队坚守南温泉防线;另一份则是地下党通过秘密渠道转来的消息,称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了綦江。
内二警这支部队的背景有些特殊,它的前身是川军李根固的部队,1947年经过改编,成为了警察总队,名义上负责治安,实际上却是重庆外围的武装力量。1.2万人的队伍中,大约八成是本地的川渝人,手中的武器大多数是中正式步枪,只有少数机枪是美式的,所谓的“美械化”,不过是国民党用来宣传的幌子。
彭斌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地图,那条从南温泉到铜锣峡的防线,标志着重庆南岸最后的防线。但他清楚,守住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三天前,宋希濂的部队在乌江遭到惨败,内二警的士气开始动摇。甚至,三支队的一个连长亲自找到队部,直截了当地表示:“总队长,咱们大多数都是川人,不想打内战,更不愿为蒋介石卖命。”
副总队长麦征甫此时推开门,手中拿着粮秣官的报告:“仓库里的大米最多只够两天,弹药也所剩无几。卫戍司令部虽然承诺补给在路上,但昨天去催促时,他们根本不见人影。”
彭斌沉默不语,心中明白,杨森的计划并非为了支援内二警,而是把这支部队推到前线,消耗解放军的兵力。内二警虽然是卫戍部队,但在补给、装备上一直得不到优待。
他看了看正在营房内聚集的士兵们,那里一些士兵正围绕着几名本地兵谈论着局势。一位老兵说道:“听说江北已经升起了红旗,我们还在这儿干耗什么?”见彭斌走进,原本喧闹的讨论瞬间沉寂下来,所有人都盯着他,眼神中透露出期待。
11月29日凌晨,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男子被带到彭斌的办公室。他是川东地下党的联络员,名叫王,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仅有两句话:“放下武器,保证全体官兵安全;破坏城市者,严惩不贷。”彭斌看了看那枚印章,知道这来自解放军重庆前线指挥部,他没有立即回应,只是问道:“如果我们不动手,城防怎么办?”
王联络员低声说道:“杨森的部队已经开始向成都撤退,临走时还炸毁了工厂、烧了仓库。若你们继续坚守,最后只能是随他们一起成为殉葬品。”
这番话让彭斌心头一震。前一晚,他亲眼目睹了白市驿机场方向的熊熊火光,那是国民党特务在故意破坏设施。内二警中的不少士兵家都在重庆,谁也不希望眼睁睁看着家乡被毁。
当天下午,彭斌召集了三个副总队长开会,张佐斌首先发言:“卫戍司令部来电要求我们炸毁长江大桥,这事我们不能干!”麦征甫紧随其后:“几个营长已经联名要求见总队长,他们表示宁愿缴械,也不愿做千古罪人。”
彭斌听后,重重地敲了敲桌子:“通知各支队,今晚原地待命,任何人不得执行破坏命令。”
11月30日清晨,南岸传来了枪声,但并不是内二警开枪,而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与国民党残余的激烈交火。彭斌站在楼顶,远远地看到江北的岸边已经有部队开始渡江。参谋迅速跑来汇报:“杨森的卫队正在向机场方向撤退,他们临走时威胁说,如果我们不抵抗,将按通共论处。”
彭斌依然没有回应,只是让通信兵向各支队下达命令:“打开沿江渡口,允许百姓安全过江避难;部队集中在营房,禁止外出寻衅。”
上午九点,三支队在弹子石遭遇了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按照彭斌的指示,士兵们把枪械架在路边,举着写有“欢迎”的白布。解放军的营长握住三支队队长的手,笑着说道:“你们做得对,这样重庆少流了不少血。”
消息传到指挥部,彭斌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拿起笔,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表明内二警愿意接受改编;另一封则是给各支队的指令,要求官兵听从安排。
12月初,解放军的代表来到了内二警驻地,改编大会上,彭斌站在队伍前,坦然说道:“愿意留下当兵的,跟着解放军走;想回家的,领取路费走人,没人拦着。”
1.2万官兵中,约有4000多人选择留下来,他们后来被编入西南军区,参与了剿匪和成渝铁路的建设。那些选择回家的,大多拿着路费,返回川渝的乡下,过上了平凡的农田生活。
彭斌自己并没有选择留下,他交出了所有的档案和武器,带着家人返回了老家荣昌。当有人问他是否后悔时,他平静地回答:“至少,我没让弟兄们白白送命,也没有让重庆多遭一些无谓的苦,够了。”
1949年12月1日,重庆的街头挂起了鲜艳的红旗,而内二警的营房里,最后一批士兵正在整理行李。虽然历史对于这支部队几乎没有留下太多文字记载,但在重庆解放后,很多老百姓仍然记得:那年冬天,南岸的枪声格外稀少。因为有一支穿着警服的部队,选择了放下武器,让家乡免受更多的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