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风雨后》

自大约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世界上四个地区，延绵不断抚育着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开始形成——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在知识、心理、哲学和宗教方面重塑了人类精神与世界观。后来，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把这段历史时期称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诞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以至于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都生活在孔子、佛陀、耶稣和苏格拉底奠定的观念世界中，他们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帝王。

介绍这些伟大思想家的著作汗牛充栋，但能够对“轴心时代”的成因进行历史溯源，横向比较这些思想的异同和诞生环境，同时抓住思想家们思想精髓的著作却很少。

凯伦·阿姆斯特朗所著的《轴心时代》兼顾了这些内容。本书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希腊、印度和以色列这四个轴心民族的发展历程，用清晰透彻、可读性极强的语言完整地介绍了“轴心时代”的全过程，我们会看到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是如何酝酿、生根、发展、辉煌，并最终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渐次逝去。

面对当代纷繁复杂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回溯轴心精神，从千年前的哲人那里汲取思想资源，诉诸人性的共同本源，寻求更深刻的相互理解。

作为“模范”的天子

中国人的的轴心时代不会脱离过去，而是从对周王所践行的古代宗教仪式更深刻的理解中发展而来。

公元前9世纪是中国极度虚弱的年代。君王对中原地区的城市所能施加的控制力非常有限，原有的君主政体被诸侯同盟所取代，这些诸侯表面上由其对周朝意识形态上的忠诚而结合在一起，但实践中是独立施行管理的。

唯一能将他们所有人联结在一起的就是宗教仪式。宗教仪式提醒君主的臣属们，君主是天子，即“天帝的儿子”。他从天帝手中获得授权，统治中国人，只有他可以向天帝献祭。

如同这一时期的其他大多数宗教体系，中国的宗教体系也非常注重通过宗教仪式（“礼”）来维持宇宙的自然秩序，确保人间诸事顺和“天道”。

《孔子》

人们认为，由君王所实践的宗教仪式能够控制自然力，并确保季节次序更替，雨水适时落下，天体在它们的既定轨道上运行。因此，君王是一个神圣的人物，因为他替天帝执掌人间的一切。然而天、地之间还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分离。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对一个超越自然秩序的神感兴趣。以利亚对一位完全与世界分离的上帝的体验会令他们迷惑不解。对中国人来说，天与地是互补的：两者是神圣而平等的伙伴。

当中国人谈及大地、宇宙，或者甚至是华夏帝国，这些世俗的范畴也包含神圣的意义。在宇宙和自然进程中揭示出的“天道”，比起任何高高在上、被人们精确地予以阐释的神祇更为重要；他们在日常劳作中体验着神圣，在尘世中促使万事万物符合“天道”。上天更加令人敬畏，而大地对于城市政治生活来说却是根本性的。

当君王被授予敕许统治权，成为最高天子，便为上天在地上“开了道”。他接受了一种神秘力量，被称作道德，即“道的力量”，它使君王能够慑服敌人、笼络忠诚的拥护者，并加强威信。如果君王不能恰当地实践道德，它就变得邪恶。

君王的使命是确保人与自然界真正处于和谐状态。根据传统的说法，贤明的君王通过追随太阳的运行规律，巡游其疆土，维持四季正常的循环更替。

君王拥有至高的权力，但他不能为所欲为。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不得不遵照上天的榜样，其个人好恶完全不重要。他的职责并非为他自己制定内外政策，而仅仅是遵循“天道”。

对于中国来说，公元前8世纪是一个转折期。公元前771年，困扰周王室50多年的蛮族犬戎，侵占了其都城宗周并杀掉幽王。然而，这并不是王朝的终结。

周王勉强维系其位于东都周边狭小且穷困的领地，履行典仪方面的义务，而在政治上没有实权。王朝在这般衰弱的状态下苟活了500多年。

君王们有名无实，只保留着一个象征性的统治者的光环，但城市的诸侯却掌控实权。

《孔子》

旧的习俗取代了王室的权威，在国家战争、族间宿怨、条约缔结、监管货物交换和服役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颇有几分国际法的味道，这就是历史学家所称“春秋”时代的开始。

当时，社会好像处在混乱的冲突与分裂之中，但事后我们会看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从古老的君主政体到统一帝国的复杂转变。我们对公元前8世纪的中国知之甚少，但这一时期似乎见证了一种新领悟的显现。

在商朝和周朝早期，统治者不经任何考虑便屠宰数百牲畜，用于其奢侈的祭祀活动，他们确信拥有无尽的资源。但初显的物质缺乏似乎使民众对这种挥霍无度报以怀疑。大量宰牲的做法被终止，动物祭品的数量被礼仪法规严加控制。礼仪官员们也试图抑制狩猎活动，将其限制在一个谨慎划定的季节。

到公元前771年，葬礼已被管制得更严，以往的炫耀摆阔不为人所赞许。一种新的节制精神正逐渐改变着城里贵族家庭的生活。

礼乐崩坏，孔子出山

由于军事行动和狩猎活动更少了，君子（“绅士”）在宫廷里度过了更多的时间，越来越多地专注于礼仪、礼节和宗教仪式的细节。

君子依照礼仪的精细规则而生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春秋时期，这种行为惯例开始形成文字并成为条理分明的制度。在这个变迁与不确定的时代，人民渴望清晰的指引。

一名君子必须准确地知道集会时自己应置身何处，应保持什么站姿，怎样与人寒暄，如何举止恰当。他必须清楚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保持沉默。他要衣着得体，姿态到位，在每个不同的场合呈现正确的面部表情。每件事都包含宗教意义。周朝早期，王室的仪式是用来维持自然秩序的。如今，君主政治步入衰落，儒士们为了中原的安宁与秩序，将整个社会生活投入到精心设计的礼仪之中。

来自华夏各地的人们到鲁国出席典礼仪式，聆听上溯至周朝先王的礼乐。一位来自晋国的使者惊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社会上逐渐出现了惊恐不安的情绪。“礼”不再抑制贵族家庭的贪婪和炫耀，而上天却似乎对此漠不关心。

当孔子得知这一针对王室礼仪的非法行径时，他被激怒了，悲叹“道不行”。如果统治者无法贯彻神圣的道德准则，以使社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他必须亲自来做。

《孔子》

孔子期望从政，然而屡屡落空。他太过耿直和诚实以致不能在政界获得成功。除了担任财会部门的一个小吏，他从未谋得任何更高的职位，但这可能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政治上的失败给了他思索的时间，他决意成为导师，培养他人做官。像同时期其他处于社会边缘的“士”一样，他成为一位游走四方的学者。他和一小群虔诚的弟子不知疲倦地游历列国，期待着至少有一位国君最终会重视自己。

孔子不是隐居的苦行者，而是一个尘世中人，喜爱美餐、佳酿、吟唱、玩笑和令人兴奋的交谈。他没有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没有笃行自省或坐禅，而总是在与他人的交谈中增长见识。

他的和蔼与睿智——难得的结合——磁石般地将学生们吸引到身边，而他从未把任何人打发走。他的学生有些是贵族，有些则出身卑微。他最得意的门生很可能是贫穷却具有神秘天赋的颜回，当然，他喜爱自己小群体中的所有成员，比如沉静而强壮的闵子、精力充沛的子路，以及始终非常勇敢和正直的子贡。

他训斥弟子，严厉地鞭策他们学习，但绝不进行威吓。他和蔼可亲、沉着镇静、友善待人，绝不武断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没有冗长的训诫或说教，即便与学生们看法相左，他也通常会对他们的观点作出让步。为什么不应当这样做呢？

像轴心时代的其他贤哲一样，孔子深切地感到与其所处的时代疏远了。他确信中国当前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无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着各封国施政行为的传统礼仪。现在，多数国君从未对道进行过认真思考。他们太过忙于追逐奢华和实现其自私的野心。昔日的社会在瓦解，而没有新的等同的价值观来代替它。在孔子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归以往的优良传统。

“仁”既超越本身

孔子重新定义了“君子”的职分：真正的君子应该是学者而不是武士。他不应为权力而争斗，而是要学习正确的行为规范，为家庭、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的传统礼数所约束。

孔子诠释传统的某些方式在关注的重点上与以往截然不同。孔子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我们所能认知的世界。他对于形而上学不感兴趣，也不鼓励进行神学叙谈。

孔子将中国的宗教带到了人间的实际生活中。与其修得来世幸福，不如现世诚心向善。孔子的弟子们跟随他学习并不是为了获取那些关于神灵的深奥知识。他们的终极关切在于“道”，而非上天。君子的责任就是小心谨慎地循道而行，并认识到这在本质上拥有绝对的价值。这条道路并不会将他们引向某个地方或某个人，而是引向一种美善的超然境界。而礼仪就是引领他们向前的行路图。

在过去，“礼”往往具有盛气凌人的一面。它们被用来体现政治上的优势或只是用来提升贵族的个人声望。而孔子则系统地将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从礼中剔除了。对于礼仪长期的研究让孔子明白，只有真诚地体现出“让”的精神，礼仪才拥有真正的意义。

“礼”要求人们具备想象力与智慧，领会不同情境的特殊性并作出独立的判断。孔子也提出了一种新的平等主义。以往只有贵族才执行礼，如今，孔子却坚持任何人都可以实践礼仪。即使是像颜回那样出身卑贱的人，也可以成为君子。

其他轴心时代的中国哲人针对中国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更为现实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们并非都像孔子那样志向远大，他的目标超越于法律与秩序之上。他希望人们都能拥有尊严、高贵、圣洁，并且知道这只能在平日对于“恕”的不断追求中得以实现。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孔子请人们相信，得到升华的人性力量胜于强权。几乎没有人真正愿意放弃私欲。但是那些确实将孔子之道付诸实践的人发现，他们的生活因此而改变了。

《英雄》

“仁”是很难获得的，因为它要求人们摒弃自负、怨恨和操纵他人的欲望。32但是，与此矛盾的是，“仁”也很简单。“仁远乎哉？”孔子问道，“我欲仁，斯仁至矣。”

它会“先难而后获”——在一个人真正掌握了“礼”所赋予的修养之后到来。它需要坚定不移，而不是超人的力量，可能就像学习骑自行车一样：当你掌握了技巧之后，骑时便毫不费力，但你要坚持下去。

你可以坚持不懈地待人如己——无论他们是谁，当然你也可以不这样做。但如果你这样做了，便会获得一种几乎触手可及的道德力量。

对于“仁”的追求是一生的努力，只有到死去的那一刻才会终止。孔子并没有鼓励他的学生猜测“道”之尽头究竟是什么。循道而行本身就是一种超越而动态的经历。

“仁”并非你所“得到”的东西，而是你给予的东西。“仁”是一种苛求但却令人愉快的生活方式。它本身就是你所寻求的超越。过一种富有同情心的生活，能够让你超越自己，并将你引入另一个维度。对于礼仪和“仁”的不懈修炼使颜回于刹那间瞥见了那既内在又超然的神圣实在，呈现于内心之中而又友好相伴，“如有所立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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