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1931年的意第绪语宣传海报“猪是我们未来几年生产肉类的主要机器！”

苏联犹太人吃猪肉。

“你应该尝尝我们这儿的食物，都是符合犹太洁食标准的” ，柏林一家养老院的经理加里一边带着犹太裔学者安娜·施特恩希斯（Anna Shternshis）去自助餐厅，一边解释道。这里的住户每天都会来这儿吃午饭，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前苏联的犹太人，供应的主要食物是鸡肉和蔬菜。

安娜·施特恩希斯在一位戴着棒球帽的老先生旁边坐下，他叫格里戈里（1920年出生于乌克兰）。他看看我，看看鸡肉，又看看经理，然后说道：“我小时候，吃的可是真正符合犹太洁食标准的肉，可不是像这样的。那肉很好吃，油滋滋的，棒极了。”

“那是什么肉呢？” 安娜·施特恩希斯问道。

“是猪肉” ，格里戈里回答说，“（苏联）有专门屠宰猪的屠夫。不然的话，猪肉就不符合犹太洁食标准。普通的屠夫是不能屠宰猪的。”

“没错，我听说过”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柳博芙（1928年出生于乌克兰）她补充道：“宰兔子也得有专门的屠夫。我喜欢吃兔肉。战争期间我吃了很多兔肉，味道很不错。但是在德国，没有能按规矩屠宰兔子的屠夫。因为这儿的食物都是符合犹太洁食标准的，所以他们不会给我们供应不符合标准的猪肉和兔肉。”

“你们干嘛听他们的？” 一位犹太老先生耶胡达（1910年出生）加入谈话时，大声说道：“这些俄罗斯犹太人对犹太文化一无所知。他们算不上真正的犹太人” ，他插嘴道：“我出生在立陶宛，我知道，根本不可能让猪肉符合犹太洁食标准。”

这场激烈的争论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到后面几乎餐厅里的每个人都参与了进来。最后，各方都不满意地离开了自助餐厅。其实，耶胡达的指控并不公道，柳博芙和格里戈里这些在斯大林时代长大的前苏犹太人往往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意第绪语，这是苏联在20年代至30年代的“本土化”民族语言教育的结果。他们俩也都有着强烈的犹太民族认同，想让自己的儿女跟犹太人结婚，但对犹太教，他们普遍怀有不真诚的态度——在经历了斯大林时代苏联政策的苏联犹太人的词汇中，“符合犹太洁食标准”这个词意味着“犹太人会做的事”，这适用于世俗活动、宗教活动，甚至是反宗教活动。如果一个犹太屠夫准备了猪肉，并且和一群犹太人一起吃，那这就是“符合犹太洁食标准的猪肉”。

实际上，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全面的反宗教运动就开始了。首先，1918年1月23日的法令将政教分离，因此禁止在教授普通课程的学校中进行宗教教育。五年后的1921年8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起了反对宗教的意识形态运动，并呼吁出版无神论的小册子、书籍和报纸文章。同年晚些时候，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利用大众媒体、电影、讲座和其他方式进行反宗教宣传鼓动。该决议承认不仅需要与俄罗斯东正教作斗争，也需要打击其他宗教。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的法律出台，限制了教堂和其他礼拜场所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同时对神职人员进行全方位的限制。

1928年，复活节食品和圣诞树的销售被禁止，商店橱窗里禁止摆放圣诞装饰品，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专门的反圣诞节宣传读物。在此期间，学校和流动剧院开展了反宗教教育运动，并在教堂建筑内播放反宗教电影。放映结束后，通常会通过决议关闭教堂建筑并将其世俗化，宗教节日显然也无法继续坚持。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反宗教宣传鼓动活动权力下放。地方公共和志愿组织——共青团、少先队员、工人俱乐部和战斗无神论者联盟被鼓励开展一系列反宗教活动。

直到1936年，认为社会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苏联才暂且放缓了对各种宗教的限制和打压，1936年宪法结束了对牧师和所有其他 “非劳动者” 的剥夺选举权的规定。此外，圣诞树销售恢复了，复活节面包也再次公开出售。然而，1937年，对所有宗教的牧师和神职人员的清洗导致苏联宗教机构进一步削弱。到1939年底，明显可见的宗教生活实际上已经被摧毁，全苏联已经基本被改造成了一个无神论国家。

以犹太教堂来说，到1929年，共有646座犹太教堂被关闭，到1939年，全苏联只剩下约200座犹太教堂。而许多被关闭的犹太教堂被改造成了苏维埃俱乐部、学校和剧院，以新的形式重新充当着犹太社区中心的角色。但其活动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事实上，改造成俱乐部后这里比以往吸引了更多犹太人，因为年轻人会参与各种工作坊，成年人则会来看业余剧团的演出、（本地或来访艺术家的）音乐会以及电影。

事实上，苏联对犹太教的打击和对犹太民族的塑造与巩固是同时进行的。尽管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部名篇中尚且不认为犹太人是个民族，但到了其执政时，以推广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等为标志的“本土化”运动却包括了犹太人。20年代犹太宗教学校被大量取缔的同时，苏联建立了大量教授意第绪语的犹太学校。尽管犹太家长们按照以往旧有认识（沙俄高度反犹逼迫犹太人尽可能“俄罗斯化”）和务实考虑，更倾向于让孩子上俄语学校，但当局坚持要求犹太孩子进入由苏联开办的意第绪语学校，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强制学生入学。艾达（生于1923年）回忆了一个关于她1930年最终进入敖德萨一所犹太学校的故事：

“我的父母不会和我或我妹妹说意第绪语。他们希望我们说俄语。但他们彼此之间会说意第绪语，所以我们能听懂，也学会了这门语言。而且，我会和我祖母说意第绪语，她不会说俄语。我七岁的时候该上学了，对此我非常兴奋。我妈妈想让我上俄语学校。有一天，她带我去见学校的校长。然后她让我说我不会说意第绪语。我非常惊讶，因为这是我妈妈第一次让我撒谎。我说：‘妈妈，你以前常说撒谎不好！’ 然后她回答说：‘这次，你最好别说真话。别让他们知道你懂意第绪语。’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房间里有三个男人。我和妈妈走了进去。他们用俄语问了我的名字、年龄，然后他们问我是否懂意第绪语。我说我不懂意第绪语。然后其中一个男人用意第绪语对我说：‘小姑娘，去把门关一下！’ 我就去关了门。他们就是这样让我进了一所犹太学校。”

除了务实考虑之外，某些犹太家长还有其他不送孩子去意第绪语学校的原因——虔诚的犹太教徒也更愿意把孩子送到用俄语、乌克兰语或白俄罗斯语授课的学校，因为这些学校的反宗教宣传不像在意第绪语学校那样专门针对犹太教，而更多的是针对东正教等等。然而，尽管有相当数量的犹太家长反对送孩子去苏联的意第绪语犹太学校，但并未影响这些学校的数量和教育规模还是迅速增加。从1923至1924年的366所增加到1926至1927年的775所，然后又在1929至1930年增加到了1100所。而苏联其实也并没有反对犹太人学俄语这一全苏通用语言，为犹太人保留了双语学习的渠道。在1917年之后，大多数犹太人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学习俄语，这甚至对当时犹太人相对薄弱的民族语言认同造成冲击——1926年在苏联欧洲部分，宣称俄语为母语的犹太人占犹太人口的26%。再到1939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4%。

早在20年代后期，苏联就开始大量出版反犹太教具体措施的小册子，以此来为地方组织和积极分子提供有关反宗教宣传的具体实用指导。内容包括在当地俱乐部和图书馆设立反宗教活动室的计划、当小镇上的合作社出售符合犹太洁食标准的肉类时如何组织抗议活动，以及如何说服朋友们不要遵循犹太仪式的解释，比如在逾越节期间吃无酵饼以及在安息日休息。这类作品主要面向反宗教活动人士，而这些人又常常对宣传手册中的宣传信息进行修改，有时甚至重新解读。这并不影响这些出版物构成了关闭犹太教堂、犹太宗教学校、犹太洁食屠夫店和犹太净身池的思想基础，并提供了官方依据。

自然而然，原本根据犹太教的饮食规定，犹太人不能吃猪、兔和骆驼等等，这样的禁区也被打破。尤其是其中的猪肉养殖更是被大力推广，甚至许多的犹太人被鼓励养猪。比如苏联犹太自治州的首府比罗比詹

最具代表性，在1933年，这里还只有2532头猪（虽然作为犹太社区来讲数量已经不小），到了1934年已经达到了5372头。到了1937年，猪已经多达1.2万头。作为对比，比罗比詹的牛马数量只增长了23%，而猪的数量则增长了224%。波兰犹太活动家佩雷尔曼证实了这个事实，他在比罗比詹注意到只有寥寥几个人不吃猪肉。

犹太人这种巨大的变化显然与苏联当局的鼓励和扶持有着密切关系——苏联并没有像打击宗教一样，用强制性手段逼迫犹太人吃猪肉，而是更倾向于用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来实现变革。一首关于犹太人集体农场的诗这样描述道：“猪，像狮子一样走在街上”。同样的，还有叶海斯基尔·多布鲁申于1932年出版的戏剧《把脸转向猪》，在这部戏剧中，犹太年轻人决定养猪，但他们的祖父对此表示反对，认为犹太人不允许养猪。最后祖父被说服承认养猪是有益的，能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

费伊格：爸爸，您忘了我们住在村子里吗？

施内尔·莱布：那在村子里就该忘掉犹太身份吗？《革马拉》里写着，我们的智者禁止我们养猪，因为罗马皇帝提图斯抓了一头猪，扔向我们圣殿的墙壁。然后，方圆五百英里的土地都震动了。你明白吗？你这样会引发地震的！

费伊格：那次地震发生在哪里呢？

……

施内尔·莱布：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以斯帖（施内尔·莱布的女儿）：耶路撒冷离这儿有多远？

施内尔·莱布：我不知道…… 大概有几千英里吧……

以斯帖：您看，这没什么危险…… 地震只是发生在方圆五百英里的范围内。但您知道养猪的所有好处吗？

萨尔曼克（费伊格的儿子，施内尔·莱布的孙子）：知道，猪什么都能吃。而且猪产的肉是羊的两倍。爷爷，您不知道这些吧！

施内尔·莱布：你怎么知道的？

萨尔曼克：我们在学校学过！

施内尔·莱布：你们还学了些什么？

萨尔曼克：我们学到了，如果我们悉心照料这些猪，到年底我们就能有一千头猪…… 到1927年，我们会有两千万头猪！也许甚至能有两千一百万头！

苏联不仅大力号召犹太人投身包括养猪在内的农业生产，而且将部分犹太集体农庄

庄员，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思想先锋的庄员树立为正面的榜样人物，以供其他人效仿——包括在打破宗教传统和饮食习惯方面。比如说，在一本苏联犹太民间文学集中发表了一首意第绪语民谣，民谣中的抒情主人公作为一位犹太斯达汉诺夫先进工作者，讲述了他对即将到来的节日（当然是苏联的节日，而非宗教节日）的计划：

我的手风琴，奏响吧，

奏响吧，手风琴，

节日里我要用自家的野猪

做出美味的猪排。

再比如下面是一段犹太集体农庄庄员莫伊塞·戈尔德施泰因的小说节选（不幸的是，他于1943年在卫国战争前线牺牲）：

“泽尔达，给点吃的吧！” 里夫金说着，从河边爬上岸来。

泽尔达递上了面包、汤和一块猪肉。

“你干嘛浪费面包啊，活儿还没开始干呢！” 里夫金说道。

“吃吧，吃吧，有些人什么都不干，可另一些人累得要命。”

“可不管怎样大家都得吃啊！” 兹拉特金笑着接过话茬。

“你没看到神圣的规矩吗？现在连吃东西都不行了！” 老布雷特尔嘟囔着。

小伙子们扑向食物。他们俩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巴。

为了更好的鼓励犹太人养猪，苏联的宣传人员一直强调，犹太人养猪能够赶上甚至超越他们的“前辈们”。例如，比罗比詹项目的歌手维克多·芬克曾自豪地写到过一个名为伊科尔的犹太农业公社在养猪上的成就：

伊科尔公社的社员们从邻村的农民那里买了几头乳猪。为了试验，他们开始对这些猪进行放牧饲养。如今，留在农民那里的小猪，在体型上，甚至连肚子都比不上那些进了犹太公社的猪兄弟们。留在农民那里的小猪们按照传统的方式饲养着：农民们用泔水喂养它们，到了圣诞节主人就会把它们宰杀。农民们会用这些猪肉，一部分用来酿酒，另一部分用来做下酒菜。而明斯克的年轻公社社员们则在饲养着用于出口的熏肉生猪，这可是贵重的商品，他们指望着靠这个能换来一台农业机械呢。

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趣闻轶事。1936年苏联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描述了一场据说是发生在两个乌克兰集体农庄（一个是犹太人的集体农庄，另一个是哥萨克人的集体农庄）代表之间的会面。据作者所说，犹太人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在拜访了哥萨克人后，注意到了很多问题和不足之处。然而，最让他们担心的是 哥萨克人的养猪场的状况，那里的设备比犹太人养猪场的设备差远了。这不是在自吹自擂，而是事实。著名微生物学家哈夫金在20年代回到苏联时，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来到一个犹太人的集体农庄，发现“这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饲养牲畜，而这些牲畜的肉按照犹太教的规定是禁止食用的”，因此他拒绝跟一位农民亲吻，因为他“可不想亲吻沾满猪肉味的嘴唇”。

这一切最终的结果，是缔造了一批具有苏维埃特色的、普遍吃猪肉不信犹太教的犹太民族——90年代后期进行的一项社会学调查显示，在前苏联的犹太人中，认为对犹太教的了解、遵守安息日规定和犹太洁食律法以及行割礼与成为“一个优秀的犹太人”相关的人不到1%。例如布鲁克林的一位82岁居民萨拉，她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小镇德尔扎兹尼亚。她解释说，犹太教的宗教律法（禁止食用猪肉）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只有犹太灵魂才能让食物符合犹太洁食标准”，萨拉会热心的教别人怎么烹饪猪肉，她也从未进过犹太教堂，也不庆祝任何犹太节日。她连一句犹太祷词都背不出来。每年她只会纪念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新年前夜和五一劳动节。

然而，以萨拉为代表的前苏联犹太人又有着强烈的犹太民族认同，他们并没有被“俄罗斯化”，恰恰相反，得益于斯大林时代的民族语言教育，萨拉能说一口流利的意第绪语（虽然带着纯正的乌克兰方言），喜欢读著名意第绪语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

的短篇小说，也喜欢唱意第绪语民歌，当她儿子带她去观看纽约唯一的意第绪语剧院“民众剧团”的新演出时，她特别开心。在三十年前，萨拉坚持让她的三个孩子都和犹太人结婚，而现在她非常关心自己孙子的感情生活。“但愿不会，他可别和一个非犹太女孩交往” ，她谈到自己25岁的孙子时这样说。当然，萨拉同样强烈反对孙子在纽约的犹太神学院学习，她认为那里太“狂热”了。

苏联用意第绪语出版的关于养猪的儿童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