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哈维尔·米莱发生不测，阿根廷改革还能持续吗？
来源：世界风情画（ID：finkeeper）
作者：保镖哥
以“阿根廷的哈耶克”著称的新任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最近又在“整活”了。
在3月初的2024年度国会开幕会议的演讲中，他宣布了三项削减开支的重大措施，包括关闭国营的Telam通讯社、停止媒体官方广告和解散国家反歧视、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研究所 (INADI)等某些政府机构。
据了解，Telam成立于1945年，一直是阿根廷的主要新闻媒体，也是南美媒体领域重要一员。其全国的雇员接近800人，每天产生500篇报道。
在米莱的一声令下，3月8日，保镖哥登录Telam通讯社网站时便已发现，Telam的网站已经变成“正在重建”的标志。
由此可见，米莱雷厉风行的作风确实说到做到，拥有近80年历史的Telam通讯社就这样走进了历史。
这也不禁令人替他捏了一把汗，自1860年代独立以来，在有着军事强人和民粹动荡交替发展记录的阿根廷，进行如此迅猛的改革，米莱作为第一人，生命安危该如何保障？
另一方面，在米莱当选，传出“废除阿根廷比索，改用美元交易”的改革后，中国与阿根廷货币互换也暂时中止，阿根廷比索（ARS）兑各国主要货币因与黑市汇率看齐，又进一步下滑。
但也必须注意的是，阿根廷比索在近一个月时间里，确是出现了止跌迹象，以ARS兑欧元（-3.46%）、英镑（-3.32%）、美元（-1.90%）、瑞士法郎（-1.54%）、人民币（-1.61%）、日元（-2.08%）等主要货币为例，均录得了10年里较低的跌幅，这也说明，随着阿根廷改革措施落实到位，包括当地人在内的各国客商已经对阿根廷比索在逐步恢复信心。
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和基准利率在近年来的节节高攀也是米莱上台的根本原因——高额通胀导致利率高企，而利率高企又压抑投资、创业热情，特别是在2023年，阿根廷通货膨胀创下了211.4%的历史新高，而进入2024年，1月份通货膨胀率环比达到20.6%，同比亦有254.2%，实际上，在米莱上台后的2024年1月，基准利率从126%一年降低至100%一年，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通胀率。
如此“魔幻”的经济现状背后，是阿根廷跌宕于强人政治和民粹激荡的沉重历史负担。
在1580年欧洲殖民化前夕，阿根廷是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是一个气候温和、土著人口稀少的社会和经济落后地区。与墨西哥和秘鲁不同，它从未经历过高度不平等和分层的社会，其社会和经济结构与英国殖民地非常相似，英国殖民地鼓励殖民定居的程度远远超过殖民者寻求资源开采的程度（Lynch 1955; Garavaglia and Gelman 1995; Azcuy Ameghino 2002; Prado 2009 ).阿根廷的北部和南部在社会、经济和制度构成上有明显的不同。土著人口密度更大的北部地区迅速并入秘鲁总督辖区，为波托西矿场和大地主提供廉价劳动力来源；然而，南部从未融入殖民经济（Kovac and Spruk 2017 ).独立前阿根廷的制度框架是西班牙殖民结构的原型（(Shumway 1991; Ribas 2000 ).西班牙精英们立即制定了劳役摊派制（“Repartimiento”）。这是一种剥削性的劳动制度，其基础是以严重膨胀的价格向当地居民强行分配商品和服务，使非精英人口长期背负沉重的债务（Baskes 2000 )。这种垄断性销售商品和服务的制度带来了剥削和普遍的寻租（Golte1980），鼓励了各种形式的奴役，严重抑制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并导致非精英人士几乎没有经济机会（Moreno Cebrián 1976; Andrien 1982, 1984; de Velasco 1983; Mukerjee 2008 ).
而在独立前的两个多世纪以来——从1580年到1816年，查卡斯的皇家听政院（Audiencia Real）一直是阿根廷前身——拉普拉塔河省（Mirow）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于一身的最高权力机构。然而，随着英国的崛起，西班牙和英国争夺大西洋海权的长期战争导致了17世纪后期，殖民地开始兜售官职以填补财务缺口，其中就包括了皇家议员的职务，由此，阿根廷形成了地方强人武断乡曲的基础，这为1850年代阿根廷因西班牙内战的独立奠定了基础，也为阿根廷20世纪的动荡埋下了隐患。
1852年，乌尔基萨将军（Justo José de Urquiza，1801-1870）在圣达菲召开了制宪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拒绝参加，但大会通过了一部适用于全国的宪法，该宪法于1853年5月25日生效。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新的联邦政府有所抵触，新联邦的第一任民选总统是乌尔基萨，第一任首都是巴拉那。关税权异议是国家的一个严重财政障碍，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将所有进口关税收入据为己有。1859年，乌尔基萨通过武力合并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他也同意修改宪法，强调政府的联邦性质。
随后在罗马法、拿破仑法典和19世纪自由主义原则的广泛影响下，新的商法典和民法典分别于1862年和1871年颁布（Kelly 1992; Berkowitz et al. 2003a, b; Miller 2003 ).1884年的《普通教育法》和现代铁路系统的发展以及邮政系统的现代化标志着国家能力的决定性转变。从1875年开始，这些政策在阿根廷美好未来的播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Taylor 1992; 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7; della Paolera and Taylor 1999; Sanz-Villarroya 2007; Prados de la Escosura and Sanz-Villarroya 2009 ).
1862年后，阿根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这是由外国资本流入和大量移民带来的，意大利、西班牙和中欧提供了最大的新移民来源（(Germani 1966; Sánchez-Alonso 2000 ).在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阿根廷从1852年前拉普拉塔河省的经济和社会落后地区发展成为该地区的经济强国（Di Tella et al. 2013 ).到1896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到1913年，其人均收入与西欧处于同一水平，并大大超过了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Maddison 2007a, b; Bolt and van Zanden 2014 ).到二十世纪初，阿根廷似乎已经稳固地跻身于富裕国家的行列（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鉴于阿根廷是世界上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说阿根廷将成为不发达国家会被认为是可笑的（(Díaz Alejandro 1970 ).
1850年至1930年间，阿根廷的发展道路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接近当时西欧和北美的水平（(Fukuyama 2008 ）。然而，今天，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土耳其和俄罗斯相当。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根廷饱受军事政变、反政变、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剧烈震荡、前所未有的制度不稳定和频繁动荡的困扰，这使阿根廷几次濒临内战的边缘（O’Donnell 1973 ）。1860年，阿根廷需要大约55年才能赶上瑞士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在2020年代，如果它继续目前的增长轨迹，它将需要90多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这还要从阿根廷立国之初追溯原因。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53年后的阿根廷宪政缺乏适当的非正式制度基础（Ots Capdequí 1943).尽管1853年宪法规定了有限政府与制衡的原则（Iaryczower et al。2002；琼斯等人。2002；斯皮勒和托马西2003），阿根廷的历史标准是政府管理不善、持续的军国主义、业余自治、政治专制主义，根本冲突的传统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未能创建一个共同市场，难以发展程序性机构来检查权力滥用，以及对法律和秩序的传统不尊重表明，在其萌芽阶段，1853年宪法从制度上打破了阿根廷长期以来的无政府和无序状态，1907年至1946年期间，在阿根廷从西班牙独立之前限制其增长的殖民特征重新出现，如重商主义国家干预、无视法治和政治偏袒。
尽管1853年的宪法使阿根廷走上了加速发展的道路，但随后的崩溃使该国回到了以前的文化规范——十九世纪阿根廷的制度文化直接源于西班牙殖民历史。在殖民统治下，阿根廷无法形成向真正法治下的开放机构广泛过渡所必需的习俗和规范。相比之下，美国和其他西方分支在成立之初享有地方自治的悠久传统，而阿根廷根本不存在这种传统。在阿根廷，政治专制主义、地区利益、地方政府的干预主义（ caudillos ）、分而治之的政治和权力滥用是常态（Cantón 1973; Rock 1975, 1987; Halperín Donghi 1995 ).尽管存在支持经济增长的法律和经济制度，但在1853年（阿根廷通过宪法时）至1914年选举（根据改革后的选举法进行的第一次选举）之间，阿根廷充其量是一个不自由的民主国家。
而在1914年普选前，一系列保守党政府通过欺诈性选举和选民恐吓巩固了他们的权力，这主要发生在潘帕斯草原，这是保守派国家自治党的主要根据地（例如Partido Liberal de Corrientes （PAN），民族自治党）。
尽管1853年宪法规定了民众参与，但选民投票率极不稳定，特别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潘帕斯草原选举总是一种仪式性的权力游戏，只有少数选民参加 (Walter 2002)。
这无疑令民间积累了大量怒气的怨怼，并以各种有组织犯罪形式展现。于是，1914年大选后，阿根廷政治黑暗程度反而加剧，这又在1929至33年全球大萧条时期成为了军事独裁政府上台的导火索，二战结束后，胡安·庇隆（Juan Perón；1895年10月8日—1974年7月1日 ）的两次上台，无疑为引入价格控制、暂停驱逐不付费租户、中央银行被用来支付省级债务，劳工法院被违宪引入、工作在国有化企业中分发，裙带关系变得普遍等旨在收买下层支持的左翼民粹主义政策成为了阿根廷人的生活方式。
由此，阿根廷的法治在庇隆时代荡然无存。
于是乎，高通货膨胀率、高利率和高税率成为了阿根廷商业环境急剧恶化的代名词。
这亦令阿根廷成为了经济学界一直挠头的“拉美化”问题标本：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由于缺乏地方自治传统，长期为宗主国殖民者把持经济命脉，在独立并开放普选后，不成熟的选民和庄园主等既得利益群体以牺牲外商（国际资本）、自雇劳动者（包括企业家）的利益，收买选民，同时政府摒弃稳健的财务政策，并不惜从中央银行透支，来形成与经济条件不匹配的福利。
此举奖励了懒人，惩罚了勤劳致富者，也导致了严重的司法腐败和社会治安的崩溃。
进入2010年代后，拉美病令南美洲错过了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历史性变革。
更值得一提的是，以日均消费额为1.9美元以下的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变化来看，2010至20年代间，委内瑞拉的疯狂实践，使极端贫困人口占比从2011年的8.5%升至30%以上的变化，无疑也为南美诸国敲响了警钟，至于巴西和阿根廷上述指标的反弹，也说明了在左翼民粹主义老路上，阿根廷已清晰望见了此路不通的结局。
因此，从上述意义出发，米莱的改革能令阿根廷走多远，以及米莱个人的安危无疑才是目前投资、旅游、定居阿根廷人士应该关心的话题。
而可喜的变化则是2024年2月20日，阿根廷经济部公布了该国1月份的财政数据，显示阿根廷政府实现了5184.1亿比索（约合6.2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这是阿根廷自2012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财政盈余，也是自2011年以来首次在1月份出现月度财政盈余 。
只是问题在于，随着阿根廷一系列形同“以工代赈”的国企被瓦解，大量人群失业，贫困率的上升是暂时性还是长期性依然有待观察。
据阿根廷天主教大学（UCA）的一份报告，阿根廷贫困率从2023年第三季度的44.7%上升到了2023年12月的49.5%，到2024年1月，贫困率更是高达57.4%，是该国至少20年来的新高。贫困的主要原因是通胀的侵蚀，以及失业的增加。由于米莱政府削减了公共部门的开支和人员，以及私有化了国有企业，导致大量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失业率也从2023年第三季度的10.9%上升到了2024年1月的14.7%。
此外，肆虐阿根廷的登革热卷土重来也令人们增加了对米莱大量削减政府部门后，公共卫生面临崩溃的担忧，至于阿根廷“央地矛盾”也从来没有如今天这样剧烈，全国23个州（省份）的大部分州长皆对转移支付预算被大幅削减表示愤怒，一些地方首脑更对媒体指出“不满意将独立”。
但好消息是，除了阿根廷1月份政府收支10余年来首次实现盈余外，阿根廷人在当地银行系统存入了23亿美元也反映了对米莱改革的乐观情绪，根据阿根廷中央银行的数据，近17%的增长至164亿美元的储备额，意味着米莱当政仅三个月，阿根廷的美元存款已从去年的损失中完全恢复。
由此可见，米莱改革的基本盘主要是社会有识之士和有产者，另外就是在米莱上任三个多月里，阿根廷的社会治安并没有出现一些人想象的大幅恶化现象，就连抗议示威也仅限于1月份数万人的罢工行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米莱的改革其实有非常强大的民意支持。这无疑为米莱宣布年中取消外汇管制，银行系统不再强制结汇提供了有益的助力。
至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是否会为阿根廷改革带来新的、世界性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随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24年3月份为多个主流媒体民调中取得优先支持率，今年2月底两人的会见无疑将意味着一旦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对阿根廷改革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至于在议会层面，3月7日，阿根廷两院首次召开关于“重建阿根廷经济基础法案”（ DNU 70/23 ）的讨论，并通过了Massot议员的一项动议：于下周二（2024年3月12日）召开了一次顾问会议，目的是“对所有政府的所有DNU进行分类并提出工作计划”，可见，阿根廷经济、社会层面的全面改革已经铺开。
综上所述，阿根廷目前的改革进程处于初步阶段，但是从前3个月的实施来看，支持远比阻力大，鉴于阿根廷议会改选后的大部分议员支持米莱的措施，故米莱如果个人发生不测，阿根廷也会在上述道路上不断前行，故阿根廷今年的政府减赤和控制通胀目标将在8月后初见端倪。整体而言，阿根廷经济的改善对于中国商户增加在阿产品和服务销量，以及在衣食住行等基础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有非常正面的增收潜力。
参考资料：
1、米莱：为节省费用，将关闭国营通讯社并停止官方广告（发现与发掘：2024年3月4日）
2、Rok Spruk：The rise and fall of Argentina，Lat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28, Article number: 16 (2019)
3、DÉBORA REY：Argentina’s annual inflation soars to 211.4%, the highest in 32 years（APnews：2024年1月12日）
4、Justo José de Urquiza-president of Argentina（Britannica）
5、Dengue in Argentina, 37 morti da inizio anno: casi in aumento del 2.100% sul 2023（Gaucha news：2024年3月6日）
6、Patagonia rebelde per Milei: in Argentina è rivolta dei governatori (amici) delle province（Gaucha news：2024年2月24日）
7、SE REUNIÓ LA BICAMERAL DE TRAMITE LEGISLATIVO PARA ANALIZAR DECRETOS DE NECESIDAD Y URGENCIA（hcdn.gob.ar：2024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