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性在自然界中，普遍比雌性漂亮，为何人类女性却比男性漂亮呢？
能开屏的孔雀都是雄性，反倒是雌性孔雀显得有些平平无奇，这也揭示了自然界中的一个规律，雄性比雌性更漂亮。例如长着霸气的鬃毛的雄狮，身姿更加挺拔威武的雄鸡等。
而在人类世界当中，女性却比男性要更加漂亮，这是为什么呢？
雄性动物漂亮的原因
自然界中，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雄性动物往往比雌性动物拥有更漂亮的外表。比如公孔雀尾巴长而艳丽，母孔雀尾巴短小，公狮鬃毛浓密，母狮相对普通。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性选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性选择理论认为，雌性动物在择偶时，往往选择外表更为艳丽的雄性动物。这会给雄性动物带来巨大的进化压力，迫使它们不断进化出更美丽的外表，来吸引异性。这一理论最早由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
以园丁鸟为例，雄鸟不仅长相出众，还会将自己的爱巢装饰得五颜六色。雌鸟对此青睐有加，往往选择外表最漂亮的雄鸟作为伴侣。即使是鱼类，在繁殖季节也会特意装扮自己，以便吸引异性。这证明性选择不仅存在于智力较高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对低等动物同样适用。
那为何雌性动物如此偏爱外表漂亮的雄性呢？这是因为在自然界中，艳丽的颜色和繁复的花纹往往代表健康和优良的基因。能在这些花里胡哨的装饰下存活至交配期的动物，无疑拥有强健的体魄和非凡的生存技能。这些都是雌性动物希望传递给后代的理想特质。
当我们深入探究性选择理论时，会发现其内在逻辑并非毫无违和。举个例子，孔雀那长长的尾巴，对雄鸟的飞行无疑是个累赘。它会降低孔雀的飞行速度，也增加了被天敌捕食的风险。若仅从生存需求出发，这种装饰似乎并无益处。
然则我们需理解，对动物来说，传宗接代才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为了在有限的寿命内尽可能繁衍后代，雄性必须设法在激烈的同性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配偶的青睐。外在装饰就成为争夺繁殖权的策略之一，它象征着健康与优良基因。
当然，在高等动物中，我们也看到性选择的标准不再局限于外表。比如人类女性在择偶时，也会考量男性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因素，这与动物完全出于本能的选择形成对比。我们理应庆幸，人类已拥有跳出这种生殖本能的能力，并建立起更为理性和文明的社会。
性选择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自然界中雄性动物为何往往比雌性拥有更美丽的外表。这是雄性动物在长期进化中，为了赢得异性的青睐而形成的结果。虽然有时这些装饰在实用性上不太出色，但它们代表了雄性动物体质的健康与基因的优异。
这正是雌性动物选择伴侣时所看重的因素。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性选择存在的不足，并庆幸人类社会已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这种纯粹的生殖本能。
人类审美的社会属性
人类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生物，与动物不同，人类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很小，不存在天然的美丑差异。人类对“美”的理解和追求，更多是社会属性而非生物属性。
在人类早期母系氏族时期，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对异性没有太多依赖。女性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她们对外表的装扮不像后世女性那么注重，也不需要刻意展示自己的魅力。当时的社会氛围比较开放，女性可以自主选择伴侣，不需要通过打扮来吸引异性。
后来随着社会发展，人类逐渐转入父系氏族体制，男性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此时的分工也发生变化，男性负责狩猎和战斗，女性则居家相夫教子。妇女的社会地位下降，变得依附男性。为争取男性的青睐，女性开始通过化妆打扮来突显自己的优势。
这种依靠外在条件提升自身魅力的做法，在封建社会达到高峰。那个时代女性几乎没有自主权，要想过上好生活，只能通过美貌博得丈夫的宠幸。许多女性甚至通过小脚加剧这种依赖，那时社会动荡频繁，男性死亡率极高，女性为获取资源只能依靠美貌。
如果仅看生物学形态，人类男性的体型更强壮，按野生动物的标准男性会更“漂亮”。但人类评判美丑的标准，是以吸引力而非体型为先。强壮的男性拥有更多资源，更有吸引力，所以男性而非女性拥有了“优先择偶权”，这与野生动物恰好相反。
当今社会，人们的审美标准还在不断改变，比如从唐朝的胖为美到现在瘦为美的转换。同时，不同个体的审美也存在差异。所以关于“漂亮”的判断并不存在绝对标准，它源自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而非生物形态本身。
未来科技进步可能改变人的外貌，美会变得更个性化，不再是为获取资源的工具。男女地位趋同，也会进一步淡化女性利用美貌获取资源的需要。
人类对美的定义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它与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息息相关。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美的内涵和外延都会不断丰富和拓展，但美的社会属性是永恒不变的。
女性从被动承受到主动改变
女性的地位和生存环境，历来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改善，在中国古代，女性地位极为低下。小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女性的脚被强制缠小，造成终身残疾，这就是对女性身体的摧残。这种三寸金莲，源自宋朝皇帝的个人喜好，却演变为数百年的陋习。
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女性的身体完全被男性所操控，失去自主权。古人有“妇女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女子应以夫为天，泯灭自我，成为贞洁的附庸。这些陈腐思想束缚了女性的心灵，让女性丧失进取心，仅能在男性规定的狭小范围内生存。
即使有爱美心，女性也只能在服装打扮上小心翼翼地取悦男性，改革开放后，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女性群体不再被限制在家庭之中，而是走向社会，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女性群体也在科研、艺术、政治等领域做出巨大贡献，丰富和推进了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也得到陶冶。她们开始反思传统观念对女性的剥夺与压抑，而有了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女性不再以取悦男性为目的打扮自己，而是出于提升生活品质，丰富生活内涵的目的而美化自我。
爱美之心，历来人皆有之，但爱美的理由和动机，代表着女性觉醒的不同阶段。可以说，当代女性已经走出封建阴影，真正拥有了自我。她们不再因为传统伦理束缚而被动妥协，而是勇于质疑、挑战陈规旧俗，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这是一场由被动到主动的深刻变革，也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平衡和谐。充分利用女性的力量，必将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动力。
性别二态性的多重影响因素
性别二态性这一现象的存在，最初是由达尔文注意到并提出的。他将其归因为性选择的结果。这一观点虽有合理之处，却过于简单化。后来，贝特曼通过实验提出了著名的“贝特曼原理”，这为我们理解性别二态性的成因提供了新的视角。
但任何一种单一理论都很难完全解释这一复杂的生物学现象。性选择确实是导致性别二态性形成的一个核心机制，它包含同性间竞争和异性选择两个方面。同性间竞争主要发生在雄性个体之间，以争夺有限的交配机会。
通常，个体之间会出现明显的体型大小差异，以显现优势。例如公鹿的鹿角、公孔雀的长尾羽等。异性选择则更多是雌性根据伴侣的条件进行筛选。这会使雄性演化出更有吸引力的特徵，如天堂鸟的求偶舞和蝴蝶的斑纹。
但性别差异绝不仅仅是性选择的结果。抚育后代是雌性的重担，它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雄性可以随意寻找下一个伴侣。这也使得雌性对配偶的选择标准趋于保守和谨慎。另外，获取食物和其他生存资源的需要也会影响性别角色。
在资源紧张的环境下，性别间在觅食上的明确划分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同性竞争。事实上，演化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性别角色也绝非定型。在某些物种里，雌性也会进行顽强的同性竞争，以确保高质量的伴侣，有的物种中，雌雄间区别并不明显。
这些例子都表明，把性别二态性的成因简化为某一单一机制是不恰当的。我们需要以整体和发展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性别二态性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性选择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获取食物、抚育后代等生存压力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些因素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网络，最终导致性别角色的形成以及性征的差异。要深入理解性别二态性的演化，我们还需要开展更多研究，以关注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协同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