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社工、无障碍事业如何发展？香港学者黄匡忠谈国际经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渐加深，无障碍建设、养老服务的重要性正进一步凸显。如何发动社会力量加快推进发展？放眼全国、全球，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南方都市报近日推出“有爱无碍·蓝皮书访谈录”，盘点珠海无障碍城市建设成效，邀请社会各界就珠海如何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建言献策，共同展望“有爱无碍”美好未来。
本期的访谈对象是北师港浸大社会工作硕士课程主任、应用心理学教授黄匡忠。对于养老服务模式的选择，黄匡忠介绍，国际上近年倡议的“就地养老”模式，通过与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相结合，可使老人在不脱离原有生活环境的基础上，就近享受各类养老服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同时表示，养老服务、助残服务需要社工力量的参与，政府应当推动社工融入各类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发挥社工的作用。
谈养老服务
“就地养老”体现因地制宜理念
让服务更贴近老年人
南都：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一些国际上老龄化社会典型案例？
黄匡忠：以香港为例，从人口总量看，香港的老龄化程度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香港仍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能不断吸引外来人口迁入。不过，香港本地居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就相对较高了。
我们之前研究发现，香港人普遍居住空间较小，子女基本不与老人同住，老人只能自己住在养老院，等逢年过节子女过来看一下。香港很多养老院为了方便管理，房间都是大通铺，可能一个大房间放8张床，每个床之间拿不到顶的屏风稍微分隔一下。
同时，养老院一般不给职工提供住宿的空间，除了值夜班的，大家基本下了班各回各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得了传染病，养老院没有条件封闭管理，就很容易造成里面的人交叉感染。
珠海市养老中心的无障碍通道。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日本老龄人口众多，有一个现象是，很多老人最后会面临“孤独死”，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走了，可能过很久都没有人发现。这些老人并不是没有子女，而是子女不仅不与他们同住，而且几乎不互相往来，这就使得日本拥有很多深入社区的养老服务，无障碍建设水平也相对较高。
当然，这里面也有历史原因：二战战败之后，许多日本士兵负伤回国，政府基于补偿这些士兵的目的，开始逐渐重视发展康复事业。
其实，这也是很多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重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原因。例如二战后的英国，由于长期被轰炸，很多人遭受疾病困扰、缺少学习或工作的条件，政府就提出发展“四大福利”，包括全民医疗、普及教育、政府创造就业、社会保险金；越战后的美国，很多老兵因为经历战争，精神上出现了问题，所以精神健康服务也从那时逐渐发展起来了。总的来说，这些制度一开始关注的重点可能并非养老或无障碍，但确实也为相关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都：国际上有没有养老服务、无障碍建设做得相对较好的典型案例？
黄匡忠：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还是得结合当地人的需求综合评估。例如丹麦的哥本哈根，因为以自行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它的道路设计是树和人行道在道路中间，车道在两侧。这种设计对自行车、老人都很友好，放在哥本哈根也正合适，因为哥本哈根地方不大、人口较少，如果放在香港，不可能行得通。
其实，欧洲的很多国家都是由小城镇组成，这些小城镇要么是石板路，要么有很多斜坡，无障碍建设很难说是到位，但你让当地人搬来珠海，体验一下一马平川的感觉，他也不一定乐意，因为他可能更习惯在当地的生活方式。这也提醒我们，做任何服务、建设，都要以当地人的实际需求作为优先考量点。
南都：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应当如何应对？国际上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策略？
黄匡忠：国际上近年倡议的一种模式叫做“就地养老”，就是让老人居住在自己长期生活的地区。它有点类似于近年兴起的“居家养老”，但更侧重于强调保留老年人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
关于就地养老，我研究过内地的一些城市，我认为做得最好的是成都。成都的很多老人居住在市中心旧城区，这里的房子因为产权原因，无法直接连片拆迁重建，老人也不愿意离开，这一片区就出现了很多小型养老院，老人不用走太远就能享受养老服务。
珠海市金湾区一处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老人在长者饭堂就餐。
总的来说，就地养老需要与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相结合。社区养老强调在社区内建设相应的服务机构，它的职工可能并不多，但可以提供基本的护理、就餐等服务，老人接受完服务还是回自己家，近年各地兴建的长者饭堂、社区康复中心等等，就属于这种类型。现在的居家养老，主要还是强调居家适老化改造、无障碍改造，对于将各类服务延伸至居家环境、真正照顾长期居家的老人，还有待进一步推进。
我们也要看到，老人身体机能的衰退，将使其逐渐进入与残障人士相接近的生活状态。两者的需求开始接近，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一站式服务的方式，同时解决他们的部分需求，而且这种服务一定要贴近他们。人的活动半径毕竟有限，我们应当按照社区的需求，做一些小而全的机构，实现相关服务在社区的落地。
南都：中国的传统观念更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您认为近年兴起的这批养老模式，会对传统的家庭关系造成影响吗？
黄匡忠：中国目前正处于传统家庭结构的转型期，可能子女不一定与老人同住，但双方还是会互相牵挂。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要维护好家庭关系，就不能仅仅依靠家庭力量来养老，还要通过优质的公共服务来维持。
现在确实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但这不单纯是年轻人孝不孝顺的问题。一方面，年轻人不一定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养老服务经过多年发展，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一些像擦身、喂食这样的流程，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对年轻人而言，如果父母的养老问题解决了，他们会相对更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谈社工事业
政府应展现自身担当
协助社工融入公共服务体系
南都：您如何评价内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目前培养无障碍领域、养老服务相关人才的情况？
黄匡忠：高校培养一个学生的成本并不低，但很多相关专业的学生走入社会，往往面临工作岗位薪酬与前期成本极度不匹配的情况，这也导致很多学生因为就业前景不明朗，转而选择其他专业。这也不能说是错误的观念，因为很多人确实没有就业的安全感，这需要等到社会福利进一步发展，大家有精力开始思考教育的最终目的、有自由选择的底气了，才可能得到改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相关人才的储备并不足够，社会各界对此的重视程度也亟需加强。在预计未来老龄化趋势逐渐加剧的背景下，我觉得高校，特别是北方的高校，应对此作出更迅速的回应。
南都：近年来，内地一些地方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运用社工组织力量，向社会各界提供养老、助残等服务，但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稳定，社工经费被削减、服务质量下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黄匡忠：香港有一个经验，叫“同工同酬”，指的是公营背景或受政府聘用的社会工作者，与民间组织的社会工作者有基本同等的收入。一些社工组织的经费可能需要政府补贴，但政府财政收支的波动很少会影响这些组织，因为这些组织代表了特定群体的权益，政府必须尊重他们。
珠海市养老中心的养老居室。
社工组织确实很难实现自负盈亏，尤其是提供大范围社会服务的组织，单纯依靠自行筹款，很难维持运作。这种情况在国际上也很普遍，美国的情况算比较好的了，它的社工组织资金来源也有2/3依靠承接政府的短期合作项目。所以我也觉得，社会工作不是社会工作者自己一个人的工作。老年社工是养老服务的组成部分，助残社工也是助残服务的组成部分，哪怕派几个社工到社区，那也是社区服务的组成部分。
现代政府所承担的职责不同于以往，过去可能只需要关注外交、防务与立法，而如今市民许多需求的满足，都直接依赖于政府的举措。现在人们强调的“小政府，大社会”，指的是政府运营成本在整个社会中占比的减少，并不等于其所承担功能的减少。社会工作者既然代替政府承担了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就应当协助它广泛融入各类公共服务体系，以充分推动公共服务的发展，而不是让它单打独斗。
“无障碍城市建设深调研”系列报道
统筹：王靖豪
调研组成员：张景淞 曾奎达 韦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