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邓一丁。

今天的这本书叫作《中年觉醒》，书的作者叫亚瑟·C.布鲁克斯，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位教授。要说这本书，先得从一个故事说起。有一次，布鲁克斯坐飞机，不经意间听到后排座位上一对老夫妇的对话。丈夫跟妻子抱怨，说自己太没用了，已经没有人需要他了。妻子听他这么说显然不是一两天了，就有点心烦地安慰他说，别再说这种丧气话了。

布鲁克斯听到这儿，已经脑补出了一整套对这位丈夫的想象：他这大半生勤勤恳恳，却也庸庸碌碌，如今年纪大了，他和身边的人一样，对自己感到失望，大概也没实现过什么梦想吧。

可是到了下飞机的时候，后座上的人站起来，布鲁克斯打眼一瞧，吃了一惊，那位老先生居然是一位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不只是事业成功，简直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偶像。布鲁克斯简直没法想象，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会对自己那么失望。

当他走到过道上，许多乘客都认出了他，机长还专门跑来跟他打招呼，说自己从小就特别崇拜他。直到这时，那位老先生的脸上才露出微笑，好像旧日的好时光又回来了。

一位大名鼎鼎的成功人士，为什么会把自己想得那么不堪呢？布鲁克斯虽然也吃惊不小，但他随即意识到，那位老先生并不是在无病呻吟。很可能，他的失落感是很多中年人都能感同身受的。布鲁克斯自己就正处在事业的巅峰期。他是哈佛商学院一位广受欢迎的领导力讲师，还担任一家大型智库的CEO，管理着大规模的科研团队，研究成果常能左右美国政府的决策。可是私下里，他却时常感到力不从心。这一年布鲁克斯48岁，虽说对他的职位而言，这个年龄还算是年轻，但他已经感到自己在走下坡路了。

在飞机上见过那位上了年纪的名人以后，对中年危机的忧虑和困惑在布鲁克斯心里挥之不去。他想要搞清楚，自己内心的低落感究竟因何而起，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克服这种低落，找回生活的动力呢？这些困惑构成了他写作这本《中年觉醒》的契机。从他最熟悉的社科领域开始，布鲁克斯逐渐深入脑科学、哲学、历史学的文献，仔细研读了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传记，还采访了数百位领导者，从五金店老板到国家元首。他发展出了一套理论。在他看来，人们所说的中年危机其实也是一个契机，是一个人从人生的“第一曲线”切换到“第二曲线”的机遇期。能够顺利完成这一切换，就是一个中年人渡过危机的关键。

那布鲁克斯所说的“第一曲线”和“第二曲线”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又能怎么完成这种切换，踏上人生下半场的新旅程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布鲁克斯的研究成果。

职业下行

在书里，布鲁克斯抛出的第一个结论是， 人生中场的职业下行是一种极其普遍，几乎无可避免的情况。他的这一结论有大量的统计数据作为支撑。

首先，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运动员。数据显示，从事爆发力运动的运动员通常在20—27岁迎来自己的事业巅峰，从事耐力运动的运动员的巅峰状态会来得稍晚一点，但也没晚几年。布鲁克斯采访了许多职业运动员，他们普遍认为30岁是一个坎儿，最好在此之前完成职业转型。这个结论大概并不令你意外，那脑力劳动呢？

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的一位教授调查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主要的发明家和诺奖得主的职业生涯。他发现，那些伟大的科研突破大多是科学家们在三十多岁时完成的，而到了四十岁上，他们取得重大成果的概率就在稳步下降。

生于20世纪初的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24岁获得博士学位，28岁出版《量子力学原理》，31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从此以后，他的研究成果就只能说是锦上添花，再没取得过年轻时那样杰出的成就。他甚至为此写过一首伤心的小诗，感慨自己年过三十就再没什么建树了。另一项针对当代科研人员的调查显示，他们要比狄拉克那一代人更晚一点到达事业巅峰，原因是如今取得重大的科研成果，需要更为长期的知识积累。但是从1985年以后，科学家们事业的巅峰年龄也基本稳定下来，物理学家是50岁，化学家是46岁，药学家是45岁。

在科研领域之外，其他脑力劳动者的情况也差不多。作家最好的作品通常出现在40—55岁之间，金融人士取得最佳业绩的年龄是36—46岁，医生的专业技能也会在三十多岁时达到巅峰，此后逐渐下滑。前不久，有人研究了近十年来加拿大的患者对麻醉师的诉讼，发现65岁以上医师的过失率比51岁以下的高了50%之多。

企业家是什么情况呢？他们的个人财富和影响力倒是有可能随着年岁而增长，但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其实和运动员的黄金年龄差不多，也是二十多岁。《哈佛商业评论》就做过调查，发现获得10亿美元以上风险投资的创业者，绝大多数都在20—34岁之间。另一项研究的结论稍微乐观一点，认为创业者的当打之年可以推后到45岁左右，但无论如何，哪怕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只有5%的创业成功者年龄在60岁以上。

除此之外，布鲁克斯还调查了警察、护士、工程师、文员、音乐家等等的职业，也都发现了类似的统计规律。总的结论是，几乎每个职业的人都会在35—50岁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步入职业下行期。 平均而言，一个从事创造性职业的人的事业巅峰出现在从业二十年左右。这似乎是个无可避免的客观情况。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结论有点悲观。那我再补充两句。第一，统计数据只能反映总体趋势，而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出现不服从统计趋势的例外状况。第二，布鲁克斯写这本书可不是为了让读者感到灰心丧气，恰恰相反，他希望我们正视人生中场可能遭遇的挑战，并且早做准备，在需要做出改变时积极应对。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接着往下说。

达尔文、鲍林和巴赫

面对似乎早晚都会到来的职业下行期，我们有哪些选择呢？布鲁克斯在书中举了三位历史人物的例子。

第一位是我们熟悉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达尔文都算得上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了。但你可能不知道，在人生的后期，达尔文一直因为职业下行而郁郁寡欢。他22岁登上“贝格尔号”参加环球考察，27岁就提出了物竞天择的理论。此后，他不断发展自己的学说，终于在50岁这一年出版了《物种起源》，自此真正在科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可是从这以后，达尔文的研究却再没取得过什么实质性的突破。从后世回望历史，最令人惋惜的是达尔文错过了同时代一项极其关键的科学发现。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而就在这一年前后的几年间，奥地利的孟德尔，就是中学生物课本上那位种豌豆的神父，探索出了遗传学的基本规律。这正是达尔文推进理论最需要的智力成果。然而很可惜，孟德尔当时的影响力很小，论文只用德语发表在一份不起眼的学术刊物上，达尔文没有机会读到。在50岁后的二十多年里，达尔文一直在苦苦寻找理论的突破点，尽管学界逐渐接受了他的理论，也给予他极高的声誉，但他却始终为研究的停滞而苦恼。直到去世，这种走下巅峰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他。

如果说达尔文面对职业下行的姿态还算是体面，那另一位科学家莱纳斯·鲍林的晚景就更令人难以评说了。在历史上，鲍林是唯一一位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都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传奇人物。鲍林出生于1901年，和当时大多数的研究者一样，他也是在二三十岁上取得了最重要的科研成果。他集大成的作品《化学键的本质》是化学史上不朽的名著，他也因为对这一领域作出的贡献，在53岁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此后不久，鲍林又因为积极投身于反核运动而于196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一时间，这位常年埋首于实验室的学者风光无两，然而事实上，他已经有至少二十年没有取得过实质性的科研进展了。很可能是由于无法接受公众关注退潮后的孤寂感，鲍林的思想在晚年逐渐转向极端。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肆宣扬缺乏科学依据的医疗手段，成了学人们眼中不可理喻的怪人。

面对职业下行，达尔文的选择是死守阵地，默默忍受时不我与的落寞，而鲍林则将内心的苦闷投射到外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负面影响。有没有比较积极的例子呢？布鲁克斯在书中还分析了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这就是音乐家巴赫。

今天我们都知道，巴赫是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可是在他的时代，他的声名却被后人淹没了。作为作曲家，巴赫成名甚早，但他擅长创作的巴洛克音乐却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一种过时的风格。

倒是他的儿子小巴赫因为擅长创作更为时髦的新古典主义音乐而声名鹊起，很快就取代父亲，成为家族里最受人敬仰的音乐家。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对小巴赫的评价一直高于他父亲。当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说起巴赫，他们说的都是小巴赫，而不是老巴赫。

可是在老巴赫去世了一个多世纪以后，人们却开始重新发现他的作品，其中最令人赞叹的一部是他创作于晚年的曲集《赋格的艺术》。有意思的是，《赋格的艺术》其实是巴赫为了向孩子们传授作曲技巧而创作的一部示范性质的作品。当自己早年间的成就被儿子的光环遮蔽以后，巴赫并没有因此而苦恼。他为儿子深感骄傲，自己则转身成为一名音乐导师，用前半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支持孩子们的音乐事业。

巴赫一生有二十个孩子，十个活到了成年，其中四人成为作曲家，都留下了传世的作品。巴赫的晚年过得很幸福，他在孩子们的簇拥下继续探索着赋格和卡农的可能性，为孩子们的成就而欣喜，最终安然地离世。而在百年后，他的作品却再次获得世人的瞩目，其中相当一部分最成功的杰作都诞生于他为孩子们教授音乐知识的过程中。

在今天这本《中年觉醒》的作者布鲁克斯看来，达尔文、鲍林和巴赫代表了中年人应对职业下行的三种选择。达尔文固守在曾经取得过成就的道路上，试图用勤奋来扭转职业下行的趋势；鲍林转向了自己并没有深厚积累的医疗领域，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动作变形，遗憾地沦为世人的笑柄；而巴赫则坦然地重新规划了后半生的职业路径，从创作者转变为指导者，却在成就后辈的同时意外地赢得了后世极高的赞誉。

巴赫做对了什么？达尔文和鲍林又为何没能得偿所愿呢？

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补充一点脑科学方面的知识。

从年轻到年老，人类的大脑会经历怎样的变化？我们不必深入各个脑区的细节，只说一个最主要的部分。步入中年以后，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将会不可避免地开始衰退，这将导致三种大脑功能的减弱。

首先是快速地分析问题并提出创新解法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下降限定了创意型工作者走下职业巅峰的期限。其次是我们处理多线程任务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下降意味着上了年纪的人比年轻人更容易分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青少年可以一边戴着耳机听歌，一边读书或完成作业，而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在工作时，尤其是在处理难度较高的数据分析或写作任务时，越来越需要处在不受打扰的环境中，才能避免失误。此外，前额叶皮质的衰退还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这一点比较符合我们的常识。

由于前额叶皮质涉及的这几种大脑功能的减退，一些早期的研究会得出一个笼统的结论，认为人的智力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而近年来的研究则频频推翻了这种武断的结论。在创新能力、专注力和记忆力减退的同时，年长者的其他几种大脑功能却在稳步增强。

头一种增强的能力是我们的表达能力。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词汇量与日俱增。虽然由于记忆力的减退，有时候想起一个词得费点工夫，但我们头脑中储备的概念总量却是不断增加的。此外，我们对语法的使用也会更加精准。这样一来，年长者就能更好地向他人解释抽象的概念，也更善于解读他人的想法，甚至能比那些概念的提出者说得更清楚，更一语中的。年轻人和智慧的长者对话时常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与表达能力的增强有关，年长者通常也更善于综合多种不同的思路。本书的作者布鲁克斯在回看自己二十年前写的论文时，发现他已经看不懂其中复杂的数理逻辑了，但此时他的头脑中却有了整个学科的清晰架构，能够提纲挈领地阐述多方的观点和洞见如何彼此关联。这种强大的综合性思维在某些领域里尤为重要。在观察前面我们提到的各种职业的统计数据时，布鲁克斯就注意到一个例外。

和大多数的专业人士不同，历史学家的职业下行期到来得极晚，平均在从业四十年以后。学术经验越丰厚的历史学家，驾驭海量历史资料的能力就越强，也越能综合多种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写出视野极其宽广的大作。年轻的历史学者和其他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类似，他们的研究成果多半是在专精的问题上提出创造性的见解，而年长的历史学家则更有能力写出带有总结性质的通史，从而回答更宏大的史学问题。

除了表达能力和综合性思维，年长者还有一项稳步增长的能力，这就是能够将复杂的想法付诸实践。那些富有经验的资深从业者在和年轻人共事时，时常会感到他们有点“一根筋”，容易“钻牛角尖”，其实这就是因为年轻人还没有养成综合性的实践能力，常常认定一套道理就孤注一掷地行动。

综合性实践能力随年龄的增长造成了统计数据中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和理论数学家相比，应用数学家的事业巅峰出现得明显较晚。这是由于理论和应用研究所需的核心能力不同。理论数学研究要求极强的分析和创新能力，而应用数学家则需要将数学原理迁移到多种多样的领域当中，在理论和广泛的实践之间灵活地构筑通路。这种综合性的实践能力正是年长者的强项。

1971年，英国的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提出了一个模型，很好地概括了我们刚才列举的年长者的劣势和优势。他将人类的智力分为两种，一种是流体智力，一种是晶体智力。按照卡特尔的定义，流体智力指的是推理、灵活思考以及解决新问题的认知能力。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先天智力。而晶体智力，指的是以习得的经验为基础的认知能力，也就是后天积累的智慧。

由于人类的大脑结构随年龄增长发生的变化，我们先天的流体智力会不可避免地逐渐减退，而后天的晶体智力却在稳步增强。

说到这儿，我们终于可以解释布鲁克斯所说的人生的“第一曲线”和“第二曲线”的意思了。在布鲁克斯看来，人生前半程的流体智力定义了我们事业发展的第一条曲线。这条曲线是为年富力强，勇于创新的人准备的。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统计数据，描述的也都是这一条曲线。

在达尔文、鲍林这些了不起的科学家的生涯里，强大的流体智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帮他们在人生的上半场登上了事业的巅峰。可是随着流体智力在晚年的衰退，他们的创新能力势必大不如前，这时一味地固守从前研究型的职业路径，取得的成果就非常有限了。

同达尔文和鲍林相似，巴赫早年间在作曲方面的成就也得益于他的流体智力，而当他的第一条职业曲线开始走低时，巴赫却难得地实现了从流体智力向晶体智力的跃迁，跳上了第二条曲线。他将事业的重心从创作转向了教育，发挥出了表达方面的长处。另外，他在指导孩子的过程中完成的一系列创作，其实是对他多年来关于音乐的思考的综合性应用，带有总结和综论的性质。

晚年的达尔文因研究的停滞而陷入沮丧之中，鲍林则在和他的反对者们艰苦地缠斗，而巴赫的生活却幸福而安然，还写出了令后人惊叹的作品。他们三人最显著的差异，就在于是否完成了从第一曲线向第二曲线的切换。

如何跃上第二曲线？

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实现这样的切换呢？

布鲁克斯在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几点建议，我们分别来看。

首先，要想跃上第二条曲线，我们先得摆脱对第一条曲线的恋恋不舍。这是很多陷入中年危机的人的典型心态。在前半生中，他们在事业上孜孜以求，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而当职业下行期来临时，他们的反应是紧紧握住正在下沉的船上的舵轮，用十倍于从前的努力试图重返巅峰。这种拼搏进取的精神当然是可敬的，然而它终究不能扭转流体智力的衰退，只会将自己和已经不再有发展空间的第一曲线紧紧锁死，失去切换赛道的机会。这种选择不只会令事业的发展停滞不前，还会让人陷入工作狂的紧张状态，难以维持生活和事业间的平衡。

布鲁克斯认为，这种处境中的人需要克服一种有害的自我物化的心态。所谓的“自我物化”就是将自己当作了获取成功的手段，并且将保持优秀视为自身认同的一部分。自我物化的人会用不切实际的苛刻标准来要求自己，而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却是对旧日成就上瘾般的迷恋。要想摆脱这种内耗的状态，我们可以试着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有意识地略去自己的职业身份，关注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的角色，更多地谈论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当我们不再用职业强人的形象来定义自己，也就更容易摆脱对第一曲线的依赖。

接下来，布鲁克斯还提醒我们要留意培养自己的人际关系。这似乎是一个职场能力方面的建议，但布鲁克斯强调的恰恰不是工作中的人脉关系，而是真正可以分享情感和深层观念的友谊。在这个话题上，他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他的名著《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不同性质的友谊做出了梯度的区分。其中，实用型友谊处于阶梯的底层，指的是那些可以给我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关系。

比实用型友谊更高一层的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友谊，处在这种关系中的朋友会分享共同的乐趣，因为能令彼此愉悦而走到一起。而在阶梯的最高层，是亚里士多德理想中的完美友谊，处于这种友谊中的朋友会真诚地希望对方享有幸福的生活，并且在超越个人利益的美德、真理等深层的话题上拥有共识。到了这个层次，友谊已经超越了世俗的得失，成为连接两个灵魂的桥梁。

为什么建立深层的人际关系会有助于我们跃上第二条曲线呢？布鲁克斯解释说，这是因为 晶体智力的发展是以深层次的社交生活为基础的，没有这种高质量的社交网络，智慧的表达就找不到出口。

而在前半生追逐事业成就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毫无功利性的关系。为了和更多的朋友展开深刻的交流，布鲁克斯自己的做法是和太太定期举办茶话会，邀请各种途径认识的朋友来家里吃饭。在席间，他们会抛出一些和现实无关的话题，尝试和朋友们讨论爱和幸福的本质。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会让这对夫妇在不投缘的客人眼里显得神神叨叨的，但和他们收获的真挚的友谊相比，这点代价倒也不算什么。

在这本书的结尾，布鲁克斯还建议遭遇中年危机的朋友坦然地接受，甚至是坦率地暴露自己的弱点。这对于要强了几十年的奋斗者们来说也是件难事。然而根据布鲁克斯的经验，暴露弱点有时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转机。布鲁克斯有位朋友是个心理咨询师，人到中年视力下降，最后彻底成了盲人。他原本极力避免和人们谈到此事，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正在经历严峻的心理危机的公众人物找到了他。

这位公众人物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身份，而盲眼的心理医师正好让她感到安心。就这样，布鲁克斯的这位朋友为她提供了心理咨询，并在此后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服务具有这类需求的咨询者。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弱点，居然帮他开启了人生下半场的事业之门。

布鲁克斯自己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布鲁克斯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在美国的社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在职业生涯的前半程，他却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和身边其他的精英学者们不同，布鲁克斯并没有受过常规的高等教育，而是在30岁左右才通过函授的方式获得了学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因此而自卑，在担任大型智库的CEO以后，更是担心自己的学历会威胁到智库的权威性，因而每每谈及自己的学术背景都讳莫如深。可是就在他领导智库的几年后，以比尔·盖茨为首的几位慈善家发起了一个远程教育的项目，希望为更多无力负担常规学费的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消息一出，几乎整个美国教育界都在抨击这个项目。这时候，布鲁克斯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向公众坦白了自己的过去，并且分享了自己通过函授教育改变命运的经历。文章登报后，布鲁克斯已经做好了遭受冷嘲热讽的心理准备，却意外地收到了上千封友好的读者来信。人们赞许他的勇气，还纷纷表示，像他这样出身平凡的人能取得如今的学术成就，真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

从这以后，布鲁克斯终于摆脱了数十年来积压在他心底的自卑感，他也因此明白， 真诚地暴露弱点有时可以释放出强大的能量，弱点也可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接连的节点。

结语

好，到这里，我们一起分享了《中年觉醒》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简短地做个总结：

《中年觉醒》是哈佛商学院教授亚瑟·C.布鲁克斯的代表作，讨论了应对中年危机的方法。在书中，布鲁克斯梳理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呈现了职业下行的宏观趋势。随后，布鲁克斯重点分析了达尔文、鲍林和巴赫三位历史人物的个案，认为他们三人的经历代表了人们应对中年危机的三种常见的选择。

达尔文和鲍林之所以在事业巅峰后陷入低谷，是因为坚持在人生的第一曲线上使用已经开始衰退的流体智力，而巴赫则适时地转换到晶体智力的赛道，跃上了人生的第二曲线。为了顺利地渡过中年危机，完成从第一曲线到第二曲线的切换，布鲁克斯建议我们克服自我物化的心态，尝试发展深层的友谊，并且不必对自己的弱点遮遮掩掩。 当一个中年人能够坦然地面对职业下行，发挥晶体智力的优势，和他人建立深刻的连接，他也将在人生的下半场打开海阔天空的新局面。

希望这本书能为你或你身边的人卸下一些心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