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联动的世界史》，作者南塚信吾这个人，他在讲19世纪的日本的时候，他不是讲明治维新如何成功，导致了日本近代的崛起，也不是讲明治维新如何有缺陷，导致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甚至不是像我们有些人喜欢讲，日本近代的封建结构跟欧西方很像，所以日本能够自发地产生市民社会等等那种思维方式。

他不是仅就日本的政治制度变迁，去讲本国的兴衰和发展，而是把19世纪日本从废除锁国令到它崛起，放到了整个国际政治的变动当中去，是国际政治的整体变动，把日本拖起来，造成了日本的变化。

我们理解一个本国的历史，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世界国际政治舞台的大格局变动当中去讲。这个视角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视角，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这种写法更看得进去，反而那些琐碎的史实考据很少有人关心。

除了某一些特定的历史，比如说我们写个三国历史，因为我们对于基本人物和事件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因为三国这个普及度很高，那你搞个细碎考据，大家可能还是感兴趣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历史来讲，尤其是世界史，并不是这个样子，你一上来就陷入到一个具体的人物关系和事件的考据当中，大家往往是读不进去的，反而是这种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是大家更关心的。

这个书我认为它的格局视野是我很欣赏的，对于我们中国历史来讲，重要的不是说你去把某些具体的史实讲的多么详细，因为这个东西人家不关心，人家不仅是不了解，根本不会去关心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的历史学要走出国门了，应该是我们怎么样去给对方，给国外提供一个理解我们历史的基本框架。

我一贯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对历史学的理解，还停留在拿证据来，或者像傅斯年讲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这种高度，那么一定会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毫无还手之力的。当然我不是说傅斯年讲的这些话没有道理，在他的那个历史条件之下，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

他属于什么时代呢？是一个敦煌文书、殷虚卜辞、明清宫廷档案大量出土，然而当时的学者不关注，这些档案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整理和发掘，那么它就会被遗散掉，被外国人盗走。甚至珍贵的明清宫廷档案成为了小商小贩，包糖果、包梨子的纸，甚至化为原浆。得不到有效的整理和保护的情况之下，傅斯年才会去讲史学就是史料学。

当时需要大量的中国学者，赶紧把这些史料解决掉整理出来，他在那个条件下讲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但它不是放到所有时代都适用。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跟当年不一样，当年是一个粥多僧少的时代，真正有能力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很少，却有大批的新的材料出现，他急于要把材料整理出来，但我们今天正好反过来，僧多粥少，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史料增长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我们史学发表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你在史学叙述的过程当中，又有大量的，我们讲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在里面，所以说更重要的史学叙述和你这个框架，才是我们今天，其实更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