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前的中越关系可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远古至西周为第一时段，中越关系可定义为关系模糊时期，在此时期内很难理清中越之间的具体关系和交往。西周至唐末为第二时段，该时期内的中越关系可概括为越南地区对中国的北属时期，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因未形成相对统一的封建国家而被纳入中国王朝的统治之下。五代至清末为第三时段，一方面基于越南地区封建王朝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基于某些时期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相对衰弱，使越南结束了北属时期。但在中国“中心”的潜在影响下，越南与中国又结成了宗藩关系。在这一主从关系下，双方进行着长达几百年的交往。该关系一直延续到清末，直到西方入侵后，才告终结。

一、周代以前的中越关系

远古时期，作为中心地区的“中国” 和古北越地区（主要指今越南北部地区）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据中国史书记载，早在炎帝神农氏时期，中国就与古北越地区发生着密切联系。《淮南子 ·主术训》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越史略》称：“昔黄帝既建万国，以交趾远在百粤之表，莫能统属，遂画界于西南隅。其部落有十有五焉。曰交趾、越裳氏、武宁、军宁……文郎、九真、日南、怀欢、九德，皆禹贡之所不及。” （《越史略》卷1，“国初沿革”）《史记》称：“帝颛顼高旸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三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史记》卷1，“ 五帝本纪”）

以上的神农氏、颛顼、高旸都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帝王，在他们的统治时期，中原王朝是否已经同北越的交趾地区发生过直接联系，正如汤恩比、尤锐等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那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者和政治家们的一种自我诠释，均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此时期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对古北越等周边地区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其主要原因是中国“ 中心” 地区的经济、地理位置对周边地区的吸引。

就经济方面而言，远古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较周边地区发达。就古代时期而言，导致 “ 中心－－－中国”在东亚地位突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中心”地区的思想文化对周边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在于“ 中心” 地区经济的发达。如阿明就认为，中国的富裕型纳贡生产方式所积累下来的剩余物品是吸引周边民族、邻邦加强同中国交往的重要原因。对周边地区而言，无论是游牧的北方，还是偏于农耕的南方，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这一中心产生兴趣。无论是以中原为中心所延伸出来的南部北越地区，还是北方的匈奴人的生活地域，它们均存在同中原实行物品交换，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可能。

同样，地理因素所决定的中原中心位置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向心力。拉铁摩尔认为：“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黄河河套周围地区成为新石器文化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这一地区的松软黄土有助于文化的发展，由于在黄土上便于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就有可能使食物增多，原始公社扩大，社会组织更快地发展。” 正是这一地理中心，才有可能发展出较为完善的农业文明，也正是如此，才导致了中原中心会对北越的交趾地区产生影响，并对它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在尧、舜、禹三代帝王统治时期，他们未曾与北越地区发生过直接的联系，直到周成王时，中国史书中才有“越裳氏始献白雉” “ 通中国” 的记载。《尚书·大传》载：“ 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使不通，故重九译而朝。’” 当他们将礼物献给周公时，周公则称：“德泽不加焉，则君子不饷其质，政令不施焉……不臣其臣，吾何获此赐也？” 而越裳国使臣则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蓋往朝之！’”

从他们之间的这段对话，我们发现，即使是到了周成王时，西周对越裳地区也仍然是“德泽不加焉”、“政令不施焉”。而换一个角度看，从越裳国的主动朝贡一事来看，西周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力也是客观存在的，正是如此，才有越裳国使臣前往中国去寻找“ 圣人” 行为的发生。另外，越裳国献白雉则可能是中越两国之间最早发生直接关系的凭证。由此可见，西周前以中原为主要地域的“中国”与古北越地区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中国对其仅具影响力阶段。

二、西周至隋唐时期的中越关系

西周至隋唐时期的中越关系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中国与古北越地区开始建立起正式的和经常性的联系；第二，视“ 中国” 各王朝强弱之不同，古北越地区时常出入于中国中心圈。即，中国强大时则对古北越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分裂时，古北越地区则被其他势力所控制。

中国与北越地区较早发生直接关系应该是从东周开始的。周郝王五年秋（前310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默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王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华阳国志》卷3）。《盐铁论》载：“文学曰……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余，巴蜀弊于邛笮；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于瓯骆。”（桓宽《盐铁论》，卷16，“地广”）即在东周之时，秦大夫在北越地区已经施行了直接的军事行动，并且对北越地区实行过征伐。

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国对北越地区开始实行直接的统治。《大越史记全书》称：“ 丁亥，四十四年（原注：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发诸道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使校尉屠睢将楼船之士，使史禄凿渠运粮，深入岭南，略取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任嚣为南海尉，赵陀为龙川令，领谪徒兵五十万，戍五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一，“蜀纪”）《史记》又称：“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即从秦始皇开始，才对北越地区产生直接的影响。

正如 《新书》“ 过秦论” 所称：“及至始皇，奋六世余烈……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领，委命下吏。”（贾谊《新书》卷1，“过秦论”）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北越的交趾地区仍有后蜀王子建立的后蜀国。《南越志》载：“交趾之地……后蜀王子将兵讨取之，因为安阳王，治交州。”（《太平寰宇记》卷170，“ 岭南道十四?交趾县”；《水经注》卷37，“ 叶榆河”）由此可见，秦对北越地区未能实行有效统治。

到了秦二世时期，北越地区开始建立起以赵陀为首的南越国。赵陀本是秦国的龙川令，秦始皇死后，赵陀遂“ 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王”（《史记》卷13，“ 南赵尉陀列传”）。不仅如此，赵陀还派人灭了后蜀国（《水经注》卷37，“叶榆河”；《太平广记》卷482，“南越”）。

随着西汉政权的建立，中国又开始进入了大一统时期，南越国仍处在赵陀的统治之下。汉高祖因“中国劳苦，故释陀弗诛”。而至西汉孝文帝十一年时，孝文帝也只是“ 遣陆贾立陀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壤”。在如此羁縻政策下，南越国的统治范围得到了扩展，它的北边直达今湖南长沙。到汉武帝时期，西汉朝廷仍对南越国实行羁縻政策，目的仍是求得南方宁静。到汉高后掌权后，汉朝与南越国发生了冲突。高后因此“ 禁南越关市铁器”，导致了南越王赵陀攻长沙王，并自上尊号为“ 南越武帝”。汉文帝即位后，汉朝实力有所增强，同时西汉对中国南部地区的影响也得到了增强。在此背景下，文帝专门派陆贾到南越国，前去招抚南越王。

汉文帝写信给“ 南越王”，其间特别强调了中国与南越国的主从关系。他称：“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南越王接到汉文帝的书信后，决定服从汉朝的统治，成为汉朝的藩属。他的如此作为表明，他对汉朝居大的单极秩序予以认可。如他在对他的臣民所作的论述中就称：“ 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汉书》卷95，“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自此，赵氏又去帝号，对汉称臣，南越王又依旧对西汉纳贡称臣，从而也导致了北越地区对中原王朝产生依附。

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南越王赵氏王朝衰弱。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发动叛乱，汉武帝利用汉朝中兴的大好机会，派伏波将军博德，“ 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屋，儋耳” 等九郡（《汉书》卷6，“ 武帝纪”）。自此开始了西汉对南越地区的直接统治。

但至东汉时期，汉政权开始衰落，其对南越地区的统治也开始动摇。公元40年2月，交趾地区发生了交趾女子征侧起义，她率领人们“ 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而征侧也“自立为王”（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随后东汉王朝就对之进行了镇压，遣伏波将军马援进行讨伐，“三岁乃得”（《水经注》卷37，“叶榆河”）。到了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日南、象林等地二千余人又发动起义，“ 寇掠百姓，燔烧宫寺” （《后汉书》卷86，“南蛮传”）。

三国两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从大动荡、大分裂向趋于一统的转化时期。此时期中国与北越地区的关系，主要仍体现为征服和战乱的关系。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封建王朝仍对此地区实行着统治。三国时期的孙权对北越地区就实行着统治。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孙权遣“ 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当至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燮） 年九十卒” 后，孙权又“ 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 （《后汉书》卷 86，“ 南蛮传”）。晋平蜀后，晋继承了吴对北越地区的统治权，晋以蜀建宁太守霍弋遥领交州，得以便宜选用长吏。平吴后，省珠崖入合浦。交州统其郡，县五十三，户二万五千六百（《水经注》卷36，“温水”）。

南朝的宋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设置过交趾、武平、九真、九德、日南、义昌、守平等七郡，属交州统辖，对北越地区实行了较为有效的统治。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统治范围空前广阔，它对周边地区的统治方式也有所发展。隋唐时期北越地区已经成为隋唐王朝的一部分，隋唐王朝在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地方设立管理机构，对它进行有效的统治。“隋高祖受终，维新朝政，开皇三年（583年）遂废诸郡……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使，分部巡察” （《隋书》卷29，“地理志上”）。

到了唐朝贞观年间，李唐又继承了隋在今越南中北部地区的统治，“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当唐继承了隋统治北越地区后，就于唐武德四年（621年）设交州总管府。《安南志略》载：“永徵二年（651年）改为安南都护府（《元和郡县图志》卷38，“安南”）。”“其安南都护府，棣一路二十四州。一路为安南路，二十四州为：峯州、瀼州、严州，田州、爰州……平琴州，德化州、武安州、郎茫州、罗安州。”（《安南志略》“ 安南都护府”）这可能是安南这一称谓的最早出现，但是此时，安南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以中国中央政权下的一个行政区域身份出现的。

三、唐末至明代时期的中越关系

唐末至明代的中越关系同样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在和平时期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同越南实行来往；第二，在中原王朝面临内乱、衰竭时期，越南则侵入中国，扩张其统治地域。当然，这一切所需要的前提是越南成为独立王国，但唐末后不久，这一前提就出现了。

到了唐末五代时期，中国封建王朝盛世时期已经结束，不仅如此，它还渐渐衰微。公元 939年，越南人吴权就乘此机会，击败了南汉军队，自立为国。吴权由此称王，立杨氏为后，置百官，制朝仪，定服色（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5）。北越地区从此开始了越人的独立统治。他的这一行为，历来都受到越南人的好评，他们把他看成民族英雄和国家的缔造者。越人陈重金在《越南通史》中称赞吴权：“流芳千古的忠义之人，赖有吴权这样的英雄人物，我南国始能摆脱1000余年的北属枷锁，同时为丁、黎、李、陈诸朝日后得以在此南境一自主政权而开辟了道路。” 明峥在《越南史略》中也称：“ 吴权称王，自治制度从此结束了。经过一千多年外族封建阶级统治后，我国的独立开始奠定了。939年的白藤江战役给越南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吴权的吴朝虽然脱离了中国的统治而独立，但仍与中国的封建政权保持着密切关系，这就是宗藩关系。吴氏王朝仍承认中国为大宗，它为小宗，这一关系一直持续到近代。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越南人黎文休“前吴王……虽以王自居，未即帝位改元，而我越之正统，庶几乎复续矣” 的愤慨，安南史官吴士连才会发出“ 帝王之规模可见，享国不永，未见治，惜哉”的叹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5）。

两宋时期，宋朝一方面通过施行“通好”与“纳款议和”的政策以求得自身政权的生存，另一方面又与南北各国展开竞争与争夺。在与越南的关系上，它既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又体现出宋朝与它的相互战争。公元968年，越南的丁部领统一了今越南北部。该年即位后，他就建国号为大瞿越，徙京邑于华闾洞，肇新都。不仅如此，他的郡臣还向他上尊号，曰大胜明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1）。

公元970年，刚建立不久的丁氏王朝就遣使与宋交好，据宋代时人载，其主要原因是“ 宋命大将潘美平岭南，故有是命”。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丁氏王朝的丁琏又遣使至宋，贡犀、象、香药等物，宋封他为“ 交趾郡王” （《宋史》卷488，“ 交趾传”）。公元980年，丁氏王朝的丁琏和其父丁部领皆死，大将黎桓擅权，国中多乱。宋朝认为收复交趾的时机已经到了，遂决定“偏师取之”，“ 水陆并讨”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21）。其结果是“交州未下，战士无功”，最后在黎桓“上表谢罪，且贡方物”的情况下，宋军退出了交趾。

但此后宋朝日削，越南却建立起李朝。在李公蕴、李乾德统治时期，越南李朝利用宋室衰微的机会，对宋进行军事进攻。越方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十一月，举兵陷邕、钦、廉三州（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杀害中国平民十余万人。直到熙宁九年十二月，“诣军门乞降，纳苏茂、思琅、门、谅、广源五州之地，仍归所掠子女”（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279；《宋会典》“ 番夷”，四）。此后中越关系又恢复了和好，重新恢复了宗藩关系。淳熙六年（公元1174年）正月，越方又向南宋进方物大礼象等。宋于该年2月“ 诏安南入贡，礼善有嘉，令有司讨论，赐国名典故以闻，于是特赐安南国名”（《宋会典》“番夷”）。至此才有了安南国名之出现。

元之前的蒙古帝国在亚洲实行军事扩张政策，其军事进攻对象在亚洲不仅触及朝鲜、日本、印度，也触及安南。元统治时期，对安南发动了三次战争。第一次是1257年，攻入了安南国都，但因“气候郁热”，“留九日，乃班师”（《元史》卷209，“安南传”；王云五《国朝文类》卷41）。第二次是1285年，占领了安南国都，结果是“ 盛夏军士疾作，涨浮昌营，遽议旋军”。第三次是1286年－1288年，元军又占领了安南国都，但结果是“所得关隘皆失守”，而樊楫、李元佑（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8，“象山县尹李侯墓碑”）等一大批人都被执。

在这几次战争中，元朝对安南的军事进攻均以失败而告终。到了元成宗钦穆尔时，元朝开始改善同安南的关系，它不再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对待安南，而是仿效汉人王朝，实行友好的宗藩关系。

明代是中越朝贡关系或宗藩关系的重要发展时期，其中明与安南的宗藩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越之间的封贡关系。二是为了维护宗主权或对属国履行“字小存亡”而对属国政权更替采取军事干涉，并因此引发战争。对封贡宗藩贸易关系而言，安南主要是出于两种利益之需要。第一是出于“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邻” 的政治军事需要，第二是出于“兼贸易，薄来而厚往”（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6，“ 安南”）的经济利益之需要。因此，有明一代，据不完全统计，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节有三十多次，而安南派往明朝的使节却多达一百多次。

具体而言，明代中国和安南的宗藩关系自洪武年间就开始了。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为向周边国家展示自己成就了中华正统身份，而特遣知府易济颁诏于安南。该诏书称：“昔帝王以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地……已承正统，方与远尔相安无事，以享太平之福，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迄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明太祖实录》卷34）安南陈氏王朝很快就响应了洪武帝的诏谕，并于洪武二年六月，派少中大夫来贡方物，且请封爵。在安南方的请封下，明太祖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明太祖实录》卷42）。

随后双方在宗藩朝贡体系下，相安发展了30多年。直到永乐初年，安南陈氏王朝衰落后，明与安南的宗藩关系才发生了转变，并开始由以前的友善关系改变成战争关系。明永乐初年，陈氏王朝陪臣黎犛的孙子胡奃夺取了陈氏王朝政权。正如《中庸》所称，明永乐帝出于对陈氏王朝“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 之目的，同时也出于对胡奃于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劫杀明朝送回的前国王陈天平的报复，于永乐四年间对安南的胡奃王朝进行讨伐。明永乐帝在讨伐诏书中特称：“ 朕推诚容纳，乃为所欺，此而不诛，兵则奚用。” （《明太宗实录》卷42）随后，明朝就派兵占领了安南，并在安南设置郡县，置交趾都指挥使司（《明太宗实录》卷50）。

明朝对安南的这一统治一直延续到1425年即明宣德元年，在安南黎氏的反抗下，明宣宗才作出了“如洪武中、永乐初，使自为一国”的决定（《明宣宗实录》卷16）。自此，明朝与安南又恢复了宗藩朝贡关系。明朝不得不承认黎氏在安南的统治，并于宣德六年（1431年）六月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

关于清代以前越南中北部地区同中国的关系。当今学术界对它曾作出不同性质的定性。细致考察古代时期的中越关系。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在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还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封建国家。而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而强大的封建王朝的情境下。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多被纳入“中国” 中央王朝秩序圈之内。并成为“ 中国”统治下的地域。因此。此时的越南中北部地区就成了中国中央王朝统治下的行政区域。这一北属关系一直延续到唐末。第二。当中国封建王朝衰弱而北越地区日渐形成统一的封建王国时，越南的中部北部地区开始被纳入到以该封建王国为中心的统治范围之下。至此，所谓的越南“ 北属”时期也就结束了，即这一关系至五代时期基本终结。

但是，由于中国“中心” 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潜在影响，它决定了已经形成统一封建王国的越南仍需向中国靠近，并同中国结成从属关系。这一关系就是所谓的宗藩关系，它从五代时期起一直延续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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