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1月8日上午10点左右，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在那个特殊时期，首都数十万群众“十里长街送总理”。

1月15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会如期召开。

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被毛泽东、周恩来寄予厚望的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5000余名参会者宣读悼词。

接着，叶剑英、宋庆龄等人瞻仰总理遗像。

然而，直至追悼会结束，周总理遗孀邓颖超捧着伴侣的骨灰登上飞机时，大家还是没有看见那个伟岸的身影出现。

毛主席怎么没来？

成为与会者的共同疑虑。

据知情者回忆，毛主席当时身体状况很不好，他老人家原本想去送送老战友最后一程，无奈……

一、1924~1976，毛泽东与周恩来的52载交往史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四”运动，终于“文革”末期的1976年。

然而，这两位伟人真正的交往始于北伐战争期间的广州，即第一次国共合作。

彼时的周恩来刚从法国返回祖国，受中央委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蒋介石率军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

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负责维系国共合作期间的关系，帮助国民党提高党员素质，加强教育工作。

这一时期，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曾对蒋介石、周恩来的第二次东征作了详细介绍。

此后，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了实质性的接触。

二人年龄相仿，都是有热血的上进青年，年纪轻轻就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

之前虽未见面，却已神交已久。

1926年至1927年间，蒋介石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与周恩来敏锐察觉到蒋介石想窃取胜利果实，破坏大革命。

“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与周恩来曾在李富春同志家里讨论反击蒋介石的问题。

二人共同商议决定，毛泽东去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广泛争取农民阶级的力量，向他们讲述蒋介石的反动面目。

周恩来去做《农民运动和军事活动》的讲演，与毛泽东相互配合。

随着蒋介石与汪精卫一前一后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开创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纪元。

此后，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担任军事方面领导工作。

同一时期的毛泽东活跃于湘赣边界，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

联合袁文才、王佐等井冈山上的绿林好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即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成功会师井冈山。

随后二人将南昌起义部队、秋收起义部队及各地方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按照分工，周恩来主要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已属于核心领导层。

在此期间，周恩来与李立三、向忠发等我党早期决策者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

尤其是周恩来在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给予其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

周恩来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尊重并支持毛泽东继续从事军事领导工作，他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生存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你们不能对他这样。”

1929年8月，周恩来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阐明了红军建设原则问题。

他多次与陈毅强调巩固红四军团结，维护毛泽东与朱德的领导权，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随着向忠发被捕叛变，以王明为首的宗派团体窃取党的领导权。

此后数年，王明、博古、李德结合共产国际，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的领导核心，实行了一系列错误路线，给我党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失，令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无不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1929年至1931年，周恩来指出了红四军“七大严重”问题，肯定毛泽东领导红四军路线的正确性，明确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

他十分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革命特征，决定毛泽东仍担任前委书记，团结红军指战员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

古田会议召开期间，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实际情况，周恩来要求各地红军学习红四军的先进经验，扩大了古田会议的影响性。

1931年12月底，中央苏区和全国各地红军情况不容乐观，周恩来被迫由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

当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工作后，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与之前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正确性。

1932年初，临时中央指示中央苏区的红军占领江西南昌、抚州、吉安等重要城市。

周恩来与毛泽东不约而同地认为：临时中央发出的这一指示是错误的！

于是，周恩来立即致电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的困难。

临时中央不依不饶，让苏区红军至少要打下抚州、吉安、赣州其中的一个城市。

结果红军攻打赣州久克不下，部队伤亡非常惨重，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决定，主张由毛泽东参与军事领导工作，算是得罪了王明、博古。

此后数年间，王明、博古等人排挤打压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再支持下，毛泽东才没有被彻底排挤出党。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召开后，中央局部分成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

所谓的“上山主义”和“东北路线”是毛泽东“右倾”主要危险思想。

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有必要对他提出的想法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1934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全盘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导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败。

此时，留在后方瑞金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中，周恩来深切感觉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就是党内正确军事路线代表，他可以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正确的道路。

1934年10月，8.6万余名中央红军和机关人员从江西于都等地，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红军被迫踏上长征，其主要原因就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

但是，王明、博古、李德等人没有丝毫反省态度，继续打压毛泽东，甚至连累了周恩来，不让毛泽东随军行动。

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而为一代伟人后来纵横军政两界提供最基本的条件。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毛泽东阐述了他改变行军方向的主张。

周恩来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王明、博古人坚持按原计划执行。

大部分参会者经过讨论，最终认可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挥师抢渡乌江，然后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

1935年1月15日，红军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周恩来和大多数人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积极拥护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遵义会议的召开，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创造根本条件。

毛主席后来对妻子贺子珍说过：“那个时候能争取到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肯定开不起来，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

1935年6月，经过长途艰难跋涉，红一方面军在川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5年11月初，下寺湾会议召开。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同时负责中央组织局工作。

从此确立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和主导地位，周恩来则长期作为毛泽东的助手。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肝胆相照，配合亲密无间，先后转战于陕北延安、河北西柏坡、北京西山双清别墅。

通过一封封电报，指挥全国各地的人民武装，不仅赶跑了侵华日军，还带领全中国人民翻身做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内外人士，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此后数十年间，毛泽东与周恩来风雨同舟，团结领导班子成员密切配合。

两位伟人的成功合作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二、“毛周”也会闹别扭

有人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谋事是毛，成事是周”。

意思是毛泽东负责最后的拍板决定，执行者则是周恩来。

更加说明两位伟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即使是最亲近的人，有时都会发生些小矛盾。

那么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五十几年的交往过程中，有没有因为某些事情发生过龃龉？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周恩来总理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利益出发，在不同阶段，他甘愿把自己放在“绿叶”的位置上，全力辅佐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华国锋等领导人。

周恩来总理对中国政治起到的作用，绝非一朝一夕就能说得清楚。

在一些方针的制定方面，他对毛主席进行的补充作用，同样非常重要的。

不过，毛主席与周恩来在党的历史与实际工作中也发生过矛盾，或不一致。

当然，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目标是一样的，只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二人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正面尖锐的冲突。

如网络上流传的宁都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这种说法其实是子虚乌有的。

中央军委成立后，一方面军就已经不存在。

朱德当时担任红军总司令，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作为中央政府主席，随中革军委活动。

后来一方面军恢复了，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则联名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

宁都会议召开期间，多数人觉得毛泽东留在后方为好，周恩来坚持将毛泽东留在前方，所以选择权就交由了毛泽东。

要么在后方进行党政宣传教育工作，要么留在前方，随大部队一起行动。

毛泽东个性一直很要强，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中央局的全部信任，所以不同意中央提出关于他的工作安排。

因此，“周恩来剥夺毛泽东军权”完全是胡说八道。

此后十几年间，周恩来与毛泽东没有出现过任何矛盾与分歧。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两位伟人在军事、政治，包括农业生产，根据地建设等方面配合得相得益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需要负责的事情更多了，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可能出现一些认知差别。

一次是1956年前后的反“冒进”问题，另一次就是“文革”。

周总理对这两次他与毛主席认知出现的问题，做过无数次检讨。

他老人家是这么认为的：“毛主席是从战略上看待问题，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所以就发生了一些认知偏差。”

周总理这番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自始至终都坚决支持毛主席提出的一切主张。

只是毛主席高瞻远瞩，比自己看得高看得远，有时思想没有转过来弯，所以与毛主席看待同一个问题时出现了一些错误。

周总理的检讨根本不是违心，而是发自肺腑。

至于“文革”期间，有人污蔑周恩来总理不说真话，一味委曲求全，这同样是对伟人的极大污蔑！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周总理能力有限，他顶多帮助一些党内老同志尽可能避免祸端，为日后国家拨乱反正，提供必要的条件。

不然的话，为何性格火爆的陈毅元帅会如此佩服周总理在“文革”时期做出的贡献？

有的时候，周总理处理事情时必须要婉转一些，不然连他自己被打倒，那就更没有人保护老同志了。

纵观那个混乱的十年，周总理竭尽全力保护了许多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制止了过分混乱状态，努力提高国家农业、工业生产与经济建设。

即使是1972年以后，周总理身患多种疾病，但他仍然一天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

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更为了党今后的命运，周总理只能忍辱负重，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慢慢地把一些受到错误对待的老同志保护起来。

当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病逝后，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同志那么快扭转局面，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周总理在特殊时期默默准备这么多条件所起的综合作用。

因此，毛主席与周总理二人看待事情角度不同，发生一些差别和分歧也是十分常见的，不用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

周恩来总理处理事情时，经常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他要考虑权衡利弊。

周总理与邓颖超一生没有什么财产，甚至都没有亲生子女。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工作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这样一心一意为人民的总理是绝不容忍抹黑与污蔑的！

一个人不怕别人批判，最怕别人误解他。

周总理的一生公而忘私，死不留灰，他是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就走的人，这一点毛主席与他非常相似。

两位伟人从不为自己的小家考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这一点，胜过任何千言万语的赞美。

三、周总理病逝，毛主席为何不参加追悼会？

1975年底，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

谈话中，毛主席让二人带信给尼克松，说自己想请他尽快到北京来。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1月8日病逝。

1月9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讣告》，以毛泽东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周总理病逝的噩耗传来，华夏大地瞬间笼罩在一片极度悲伤的氛围中。

街上的每个人脸色都很沉重，甚至有的民众走着走着就痛哭起来。

学校、机关、企事业各个单位，都沉浸在一片无法自拔的悲伤情绪里。

前几天，周总理正在医院抢救时，毛主席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总理的报告。

当得知周总理的病情已经无法控制时，身体同样非常不好的毛主席没有讲一句话。

1976年1月8日下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通宵未眠的毛主席报告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

身患重病的毛主席听着听着，突然紧锁起眉头，慢慢闭上眼睛。

不一会儿，毛主席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

很快中央就拟定好了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与悼词，一并送毛主席审阅。

当时的毛主席时常休克昏迷，不能行动，甚至无法说出一整段连续的话。

毛主席审阅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悼词和规格时，他用笔写出了自己的想法。

从1月10日起，中外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沉痛悼念周总理。

1976年1月11日下午，周总理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首都百万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挥泪送别周总理的灵车。

时常昏迷的毛主席一直关注周总理的悼念活动。

1月14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主席念送审的周总理追悼大会的悼词稿。

听到悼词时，毛主席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他老人家失声痛哭起来，这在毛主席的人生中是极为少见的场景。

其中无疑有对自己战友的深切怀念，还蕴含毛主席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强烈担忧。

由于毛主席身体过于虚弱，他哭了一会后，浑身止不住地颤抖，保健医生与工作人员赶紧宽慰毛主席，让他节哀顺变。

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率先致悼词。

随后，5000余名各界代表瞻仰周总理遗像。

然而，大家都在盼望着那个伟岸的身影能否出现在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现场？

直至等到傍晚，周恩来总理的遗孀邓颖超捧着伴侣的骨灰走上飞机，毛主席还是没有出现。

那么，毛主席为何没有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呢？

依据张玉凤同志的回忆，主席起初是很想去参加的。

在1月14日晚间，即毛主席痛哭了一番后，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

第二天清晨，毛主席精神稍微好转之后，他让工作人员准备轮椅、氧气袋和一切抢救措施，并且嘱咐汪东兴要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汪东兴赶忙通知负责维持周恩来总理追悼会的安全组负责人邬吉成：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和台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主席到达时落脚休息。

可是，毛主席此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即使是半躺着都经常昏迷，更别说出现在公开场合。

于是，汪东兴临时改变主意，让毛主席不要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就这样，毛主席没有去参加老战友周恩来的追悼会了。

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按照周总理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

冬季昼短，此时的北京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几十万群众久久不愿散去，大家想最后送周总理一程。

8个月后，即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因病逝世。

在一年之内，全国人民连续失去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位伟人，此番悲痛心情，我等后人难以想象的。

结语

毛泽东与周恩来交往的52年里，不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且早已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纵观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各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与周恩来相互配合，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做出了重要且特殊的贡献。

如今，二位伟人早已离去，但他们为了工作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丰功伟绩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万世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