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主要指标数据显示，5月份，服务业、消费和进出口都有所回升，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就业、物价形势稳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整体而言，国民经济回升向好的主线没有改变。一些具体的指标读数可能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能够改变短期经济具有韧性这一事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秦聪在近期举行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表示。

价格回升，出口下行风险不大

△2023年7月9日，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国际汽车码头等待装船运往澳大利亚的上汽MG品牌汽车和新能源车。

“短期内，供需缺口扩大的问题有所扭转，这也体现在PPI数据的回暖上。”秦聪说。

数据显示，5月PPI环比由上月下降0.2%转为上涨0.2%，改变了前6个月连续下降趋势。秦聪判断，考虑到PPI环比直接转涨、同比降幅收窄，以及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止跌转正，制造业有望继续在投资端起到支撑性的作用。

秦聪分析，5月PPI数据有所回温是受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以及国内工业品市场供需关系改善等因素影响。数据显示，二季度国际油价和铜价均呈强劲上涨。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表示，下阶段，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存在不确定性，但随着国内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逐步落地生效，对部分行业价格将形成一定支撑。同时，当前进入“迎峰度夏”阶段，电煤需求提振，煤炭价格或将继续保持上涨态势。总体来看，预计下一阶段PPI同比降幅将继续收窄。

出口方面，依然维持开年以来的亮眼表现。以美元计，5月出口额同比增长7.6%，达到3023.5亿美元，是2023年4月以来的最快增速，好于此前彭博社预期的5.7%。秦聪分析，出口超预期增长一是因为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二是全球制造业回暖带动价格上涨，三是由于美国加征关税部分措施于8月份生效，部分企业可能存在抢出口现象。

进入5月，美欧再举“关税大棒”，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口货品加征关税。拜登政府计划从8月份起，对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四倍关税，从25%提高到100%。6月，欧盟宣布，将从7月4日起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最高加征38.1%的额外关税。紧随其后，部分拉美国家也效仿欧美，先后提高了对中国钢铁产品的关税。

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认为，即使考虑关税扰动，今年的出口都不会有大幅的下行风险。经测算，目前被重点针对的中国“新三样”产品，仅占中国出口份额4%左右，局部关税对中国今年的经济形势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供大于求的基本矛盾未解决

△2月24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国家港湾，特朗普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讲话。

“今年不是特别担心，但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未雨绸缪。”闪辉认为，今年5%的GDP增速目标不用担心，但如果11月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并如他所言，再次对中国征收关税，将税率提至超60%，情况将截然不同。

对外需的依赖，是拉动引擎，也是潜在风险。此次CMF会议上，与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类似看法。国家信息中心原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长远来看，未来一至两年，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速预计放缓，将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一定影响。

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城镇化步伐慢慢放缓的背景下，如果不能一直靠出口作为主要引擎，什么能够成为新的增长点呢？闪辉指出，可能还是依赖于内需。

经闪辉测算发现，一季度5.3%的经济增速里有2.4个百分点是由出口带动的，如果没有出口的强劲表现，内需的贡献就只有3个点左右。

“我们总量供大于求的基本矛盾还没有解决，中国经济还处于非常关键的转型过程当中。”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表示。

王军表示，此过程中制造业强于建筑业，高技术产业强于其他产业，外需强于内需，消费强于投资，这些结构性复苏特征在前5个月的数据当中有比较明显的表现。“总的来看，结构性复苏是基本的特征，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

需求问题传导至价格端的重要表现就是物价下跌，祝宝良认为，目前价格水平维持在低水平的稳定，供求缺口还没有完全补上。一旦形成物价不涨甚至下降的预期，对企业生产会产生较大影响，企业可能不敢囤库存，也不敢继续大规模增加制造业的投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毛振华指出，今年1—5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0.1%。在民营经济中，服务业占比较高，当服务消费需求不足时，服务业企业的收益和投资能力也将受到抑制。

同样不容乐观的还是房地产市场。1—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均呈下降态势。“房地产行业的价格粘性高，调整非常缓慢。”闪辉指出。

受包括房地产市场恢复速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表现疲乏等多种因素影响，祝宝良预测，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低于上半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速预计5.1%左右，全年经济增速最终在5%左右。

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是长远对策

下半年经济应该怎么走？需求乏力作为制约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从需求端进行拉动是学者讨论最多的。

毛振华认为，提振消费需求的关键是增强消费能力。目前，针对消费端的有效措施尚显不足。消费作为收入的函数，现实的收入和预期的收入，都在影响现在的消费。短期来看，在投资领域，毛振华认为应更聚焦于最终消费端的直接补贴。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发放14亿人的消费券需要极高的行政成本，操作起来也并不容易。

长远来看，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改善消费的长远战略。王军表示，即将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激发了人们对改革的高期待。针对居民预期不稳定和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可以借此契机，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启动居民收入倍增战略，特别是壮大目前发展不足的中等收入群体。

祝宝良认为，直接的补贴如果较难实现，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例如解决农民工的退休问题、幼儿园教育问题以及鼓励剩余等办法，也可以起到鼓励消费的作用。

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祝宝良认为要盯紧价格，考虑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2023年和今年年初基本完成疫情后的修复，进入较低水平的稳定增长，此阶段的物价低迷，需要通过降息降准，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如果由于利差变动，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扩大，则可以通过发行财政专项债券的方式来解决。

“财政方面，要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通过财政投入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来增加投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张永军说。

张永军此前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货币政策方面，要注重提升传导效率，加强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和一致性。他认为，6月份欧洲央行已启动降息，如果下半年美联储也开启降息进程，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会为我们降低融资成本提供更大的空间。

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丁爽提醒，今年一季度，有四大行业产能利用率达到了历史新低，这当中不仅涉及传统行业，也涉及一些新兴行业，具体为汽车、电子机械设备、计算机通讯设备以及非金属矿产。对于产能利用率较低的行业，应密切关注其投资速度是否过快。

出口方面，逆全球化风险抬升的背景下，贸易摩擦不断。毛振华认为，当前全球贸易环境正经历着深刻变化，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对于企业而言，可能对于“安全”的考量超越了对于“利益”的衡量。在外贸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应结合自身供应链的优势，在供给博弈中找到新出路。

在他看来，当前正是推动企业“出海”的机遇期。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曾大面积“出海”，虽然过去30年日本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不足1%，但GNI（国民总收入）不断抬升，日本企业的强劲增长和扩张，对稳定日本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李士萌

图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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