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和明代相比，在吏治问题上似乎更为严重，尤其是地方官。按制度，各省督抚受到都察院监察御史以及皇帝的直接约束，但自康熙以后，地方督抚贪污大案时有发生，而且有的省份几乎是呈现出断崖式的腐败。那么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呢？这就得从“巡按”这个制度说起了。

巡按始于唐代，以后又有监察史奉诏巡按州县之制。明太祖朱元璋派御史巡按州县，终明一代是重要的监察制度。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明代后期政治腐败，巡按御史多有贪败者，但这毕竟是极而言之。

清初时期很重视地方官吏和政务的监察。顺治元年五月进入北京后，便沿袭明朝旧制设立巡按制度，并陆续对顺天、真定、宣大、山东、山西、河南和甘肃等地派出巡按御史。

尽管清初的巡按大多是明朝旧官，良莠不齐，不过对于整顿地方吏治而言，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来御史巡按可以长期地执行下去并形成定制，但巡按御史的权力终因触及到满族贵族的利益，引起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反对，并最终被废除。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思考的。

巡按的派遣是为监察地方而设立的，它具有权力重大、一年一任、只察大体、以贱临贵的特点。随着明后期督抚向地方官转化，巡按监察的对象已由原来的三司变为督抚，按抚之争在明中叶以后就异常激烈。

清朝入关后，承继了明朝的制度，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明代督抚仍列入中央职官，三司名义上仍是地方最高长官。但清代督抚从一开始就以地方最高长官出现的，而三司不再有其原来的地位，哪怕是名义上的。这就存在一个问题：督抚执掌一方，谁来进行监督？这是巡按制度废遣之争的一个核心问题。

满洲贵族为什么对巡按御史如此忌恨？这一点只有查清清初督抚的出身情况才能下结论。巡按肩负监察督抚的使命，这是明朝的旧制，但明朝督抚例带宪衔，本身也是监察官。清代则不然，虽仍有宪衔，但因其已成为地方官，所以其宪衔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因此谁对其监督就十分重要。

清初的督抚因满族官员不习汉语，不谙地方民情，不可能由其出任；汉族官朝廷又不信任，所以主要由入关前编入汉军八旗的“辽左旧人”特别是文馆人员担任，总督绝大多数和巡抚的半数以上都是这样。

因为督抚多系辽左旧人，多是汉军旗人，那么他们的任革升降便与议政王、贝勒有着密切的关系。八旗制度下，旗人必须编入八旗各牛录，听从本牛录、本甲喇、本旗固山的管辖，如是下五旗，他们则分别是该旗王、贝勒等的属人，与本主有君臣之义。他们的出仕为官及升降任免，在很大程度上与本主有关系，同时也受到本主的保护。

巡按御史在事实上形成了对督抚的监督、纠察，这就限制了督抚的权力，使后者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从利害、亲密关系而言，八旗王公贵族厌恶巡按对督抚的钳制。而汉官自然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废除巡按制度，拼死力争。

尽管终顺治一朝巡按制度一直存在，但在顺治帝死后四个月还是被废除了。巡按御史之罢，影响十分深远，当时就有人指出它带来的弊端：削弱了都察院对地方的监督权，地方督抚贪污纵恣为所欲为。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指出：“若夫倚势作威，受脙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不以守令之贫贱而废郡县，岂以巡方之浊乱而停御史乎！”

废除巡按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康熙十七年（1678），工部右侍郎田六善指出：“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于是在康熙十九年（1680）又议“选重臣巡察地方”，令大学士九卿讨论。

以明珠为首的满族贵族坚持反对，汉官唯唯诺诺不敢提出相反意见，但也默不表态，康熙帝无奈之下令暂停议论恢复巡按之制。满官之所以请罢巡按及反对恢复巡按之制，主要是想摆脱言官的监督，派遣家奴在地方巧取豪夺，这类事情在康熙中叶已经十分突出。

以后随着密奏制度的推行，清廷误以为找到了监督地方督抚的极好形式，但密奏的作用与巡按相去甚远。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这是历史的规律。这也是康、雍、乾三代帝王一再倡导廉洁而地方督抚贪赃累累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