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政策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试行）》（简称《问责规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应该说，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确十分重要，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节点：加快中部地区崛起刻不容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为中部地区是我国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等重要地区，中部崛起可有效承载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以及为我国经济崛兴提供巨大的人力资源支撑，更可对国际政治局势变化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

由此，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政策措施》是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以及政治局势变化的迫切需要，更是为我国中部崛起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与指引，它将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更将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

那么，中央为何要在此时审议《问责规定（试行）》？因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我国金融业的永恒主题，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当前全球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低利率环境鼓励投资者过度追逐收益率，形成更大的风险敞口，加之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加快，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和市场的波动性。

从国内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这可能导致金融业不良信贷资产反弹，各种抗风险指标进一步恶化。而且，过去一段时间，金融体系对经济的支持未达到最佳效率状态，对实体经济支持相对脆弱。

同时，监管套利金融创新和资金“脱实向虚”等新的金融问题出现，增加了金融风险；还有互联网金融风险频出、影子银行风险暴露、不法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扰乱市场等问题频发，金融机构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

此外，制定《问责规定(试行)》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在金融领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压实责任，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

尤其，坚持严字当头，敢于较真碰硬，做到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推动金融监管真正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也需出台《问责规定（试行）》来推动。

虽然，目前中央权威机构还没有披露《问责规定（试行）》的具体内容，仅仅从《问责规定（试行）》的字面理解，这项政策制度的面世将具有重要的金融现实意义和深远的金融历史影响。

具体来说，中央此时审议《问责规定（试行）》或出于六方面考量，也可理解为将产生六方面的积极社会金融意义：

首先，我国金融业务发展迅猛，其为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支撑和起到的金融作用愈发重大，然而伴随其中的风险也不可小觑，需金融风险严格问责才能确保金融业健康安全发展。

据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461.09万亿元，同比增长9.9%；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417.29万亿元，同比增长10%；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3.84万亿元，同比增长5.6%；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9.96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很明显，我国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渗透力、支持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这是值得庆贺的地方。

但我们不能被表面的成绩冲昏了头脑和蒙住了双眼，而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据央行金融稳定局披露，我国高风险银行数量仍有300余家，还有一些保险公司依然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少数证券机构仍存在违规经营问题，各类金融市场乱象时有发生。

这些问题，除了客观历史因素导致之外，也有很多是金融业主观人为因素造成的；而主观人为因素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对金融风险问责的画像不清晰、问责不严格，这必然导致部分金融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在业务经营和经营管理上，缺乏足够的风险防范意识，使不少金融风险越累越大；更为严重的是，少数金融管理层只为完成任务、目光短视，不顾金融风险，做出一些竭泽而渔的行为，使金融风险险象环生。

显然，只有将风险问责上升到制度层面，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各类金融机构管理层和员工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将金融风险防范的基础工作夯实。

其次，金融问责缺乏统一明确的国家衡量标准，存在“各自为政”状态，这难免出现在金融问责上的轻重不一，潜藏不小金融风险隐患。

应该说，目前我国各类金融机构都建立了金融风险防范问责制度，但各类金融机构在问责上依然没有明显而统一的标准，大都是各金融机构的“业内”标准，这使得相同的金融风险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追责的尺度、力度和适用度不一。

如此则难以对人为操作导致的金融风险执行宽严相济的处罚，不仅难以对各种金融违规违法行为起到应有的惩戒，也因为“各自为战”的问责制度难以形成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合力，使一些本该受到严厉惩处的金融违规违法行为没有得到根治，为各种金融风险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

因此，审议《问责规定（试行）》，之后发布实施，对于金融行业来说，无异于发布了一种风险问责的“国标”，使处罚的“尺度”能够到位，将成为金融行业惩治金融违规违法行为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守门神”。

再次，问责规定对金融风险防范堤坝加固起到重要作用，只有明确了金融风险问责，使各个岗位的人能够人尽其职、权责对等，才能提高所有金融从业人员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不断提高金融风险综合防范能力。

中央此次审议《问责规定（试行）》，最根本的用意在于为我国防范金融风险打造出一支作风过硬、业务精通、遵纪守法的金融队伍，有效遏制金融腐败，让金融队伍始终成为让党放心、对人民负责的有效战争“堡垒”，使金融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一切，必须建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制度，将金融风险防范之责分行业、分部门进行清晰定位、层层分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实现金融风险防范“人人有责”和“齐抓共管”的局面。

尤其建立严格的金融风险问责制度，能够有效消除金融风险防范过程中的麻木不仁和相互推诿的不负责任现象，形成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万千抓手”，促使所有金融高管和金融从业人员牢记自己的责任使命，坚守底线，充分发挥防范金融风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性，迸发出防范金融风险的合力。

第四，金融风险问责是建立现代金融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只有使金融风险问责清晰，才能将现代金融公司治理的各项制度执行和落实到位，为打造我国金融强国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我国当前无论哪类金融机构，都按照现代金融公司治理要求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金融业“三性四自”经营原则基本确立，金融业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但要看到一些金融机构在现代金融公司治理上仍然是“形似神异”，没有完全确立现代金融公司治理机制。

尤其是金融风险问责上仍处于薄弱环节，这不仅难以有效堵塞各类金融风险的发生，也使我国现代金融治理模式难以真正完善和实施。因而审议《问责规定（试行）》无疑是对我国建立现代金融公司治理机制的一次及时补短板行动，可从根本上夯实我国现代金融治理模式，为我国金融业更加现代化、国际化提供有效的推力。

第五，金融风险问责是我国金融不断开放与改革的重要“护佑神”，也是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金融业接轨、不断提高我国金融国际竞争力的最有效的手段。

我国金融业已与国际金融接轨，金融改革不断开放，金融业也不断发展，这需要一个有效机制来规避金融风险，才能为我国金融改革开放营造有利的条件。显然，若一个国家风险滋生蔓延、缺乏严格金融风险问责的防范制度，金融业就不可能走上正轨，也必然是管理混乱和金融乱象丛生。

若此则没有任何国家愿意与敢于与我国金融业进行合作，中国金融业就无法吸收国际金融先进的业务拓展和管理经验，尤其无法汲取国际金融的风险防范意识，我国金融业防风险的能力必然处于低水平状态，国际金融开放的程度也难以加深，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也将受到很大的制约。

由此，审议《问责规定（试行）》是确保我国金融业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金融业发展不断迈向发达水平的现实需要；且还显得十分急迫，再也不能延误。

最后，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中央职能机构与地方职能机构在最大范围内、更高程度上统一防范金融风险的认识，明确各自的责任和权利，消除“条块”可能产生的利益摩擦或矛盾，在防范我国金融风险上形成齐抓共管的社会局面。

我国之前虽然明确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防范金融风险上的各自责任，但由于各种行政的、利益的事情没有真正理顺，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存在“不协调、不配合”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在金融风险防范上由于“两张皮”现象，存在不少的监管矛盾、空白或漏洞，使得一些金融风险问题无法得到及时处置；甚至一些问题因为两者所持的观点不一致、处置方式不一样，也导致金融风险问题无法被及时根除。

显然，审议《问责规定（试行）》，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金融监管责任和金融风险任务，确定“自家的孩子自家抱”，但又会在很多金融风险防范问题上要求协调配合，消除各自为政行为，必然有利统一金融风险防范行动和责任，充分调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防范金融风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地整合央地金融风险防范合力，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效率，实现我国金融业稳健运行和长治久安！

（原文刊发于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