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在海外如何应对“虚拟绑架”电诈骗局？
2024年的第一天，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通报了一起在犹他州遭遇“虚拟绑架”庄姓中国（Kai Zhuang）留学生被找到的信息（受害者已被骗“赎金”8万美元之多），并发布了“警惕虚拟绑架骗局”的安全提醒，在此前后，中国驻澳大利亚等国外交机构也相继发布过类似信息和提醒。
所谓“虚拟绑架”，即并不实际绑架某人，而是以欺骗、恫吓手段先诱使受害人主动切断与外界联系，然后联系受害人家属，诈称受害人被绑架，勒索巨额赎金。
有知情者披露，这是电诈手段的常用变种之一，97年香港回归前后首先出现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香港“太空人”（指子女移民或留学但父母仍然在原籍者）集中的移民目的地，利用青少年孤身移民、留学生和远在亚洲父母间的联络落差人为营造虚拟的绑架“茧房”，在不露面的前提下非法诈取受害人钱财。2017年前后，虚拟绑架沉渣泛起，“主场”仍是美加澳等华人新移民和留学生热衷的目的地，但“主攻目标”却变成了大陆留学生。2017年11月8-10日，连续有3名中国留学生张某某（ZHANG JUANWEN）、徐某（XU KE，Jaden）和刘某（LIU YUE，Kandy）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遭遇“虚拟绑架”，一时间引发媒体轰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警方也称，他们2020年就针对以中国留学生为目标的“虚拟绑架”发出过警告，在警告发出前仅业已被警方证实发生过的“虚拟绑架”案件，当地就已累计了八起之多，被骗金额累计逾135万美元。
媒体的聚焦一度让“虚拟绑架”销声匿迹，但近段时间却又沉渣泛起且变本加厉：2023年9月，英国南约克郡警方的反欺诈协调小组发出警告，敦促前往谢菲尔德的留学生提高警惕，谨防“虚拟绑架”电诈骗局，并特别指出“中国留学生是重灾区”；2023年10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警方发出警告，称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虚拟绑架”骗局“正变得日益复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援引警方话称，仅2023年10月在当地就发生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虚拟绑架”就有3起之多；2023年8月，日本也发生了一起“虚拟绑架”案，一名中国女留学生被自称中国警方的电话恫吓后按要求主动“隐身”，随后其在国内的家属被自称绑匪者勒索了42300美元。
一些国外司法专家，如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网络犯罪研究主任马拉斯（Marie-Helen Maras）、美国资深人工智能及网络安全专家斯坦伯格（Joseph Steinberg）等指出，“虚拟绑架”的手法大同小异，即先冒充“公检法安”等强力机构名义恫吓留学生“你的家人涉嫌违法犯罪”、“不要联系家人，不要上网，不要联系任何人，否则你的家人会遭遇危险”，诱使留学生主动失联，然后利用留学生“失踪”的假想恫吓其家长“不支付赎金就撕票”，家长往往因孩子“失踪”方寸大乱而中招，即便不中招，躲在网络和电话背后的犯罪分子也有很大概率全身而退。
专家们指出，社交传媒的普及给了犯罪分子在线“踩点”搜集目标个人信息更多便利，而随着AI技术的发展，“虚拟诈骗”花样翻新，欺骗性也不断提高，前述案件中已有受害者家长接到AI模拟得惟妙惟肖的“被绑架子女”呼救声，和人工合成足以乱真的“被绑照片”（日本的案件），而最新犹他州庄姓案中，受害留学生居然被恫吓得躲到荒郊野外帐篷里露营，这在以前是很少发生的。多国警方还表示，以往“虚拟绑架”主要针对初来乍到语言障碍突出的留学生，如今一些毫无语言障碍的留学生也堕入术中，更有甚者，在澳大利亚等地还出现以公权力机构名义诱骗、胁迫一名受害者跨省、跨国旅行，去诈骗真正的“目标受害者”的案例。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令人不寒而栗。
“虚拟绑架”何以卷土重来且变本加厉，又何以中国留学生成为重灾区？
首先，三年疫情及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国与国间的人员交流，也无形中“遮断”了人们对昔日早已被揭露无疑的“虚拟绑架”电诈套路的记忆，让贼心不死的电诈团伙有机可乘，；利用多数人的信息差得售其奸。
其次，疫情及限制措施告一段落后，中国涌现出“报复性”的出国留学热潮，包括本就计划留学而因疫情滞留延误的，和因种种原因在疫情后匆匆下决心留学的。基数的增加，加上其中缺乏出国必要准备的比例上升，导致新留学生群体对“虚拟绑架”等电诈变种的“群体免疫力”大幅下降，而“这拨中国留学生人傻钱多速来”的“成功示范效应”，又吸引更多电诈分子对中国留学生趋之若鹜。
第三，中国留学生群体普遍年轻化、社交“小圈子化”，其中不免有一些人涉世未深，信息来源狭隘，容易被犯罪分子有备而来的话术“命中”，前面提到的案子中，2017年加拿大多伦多连环“虚拟绑架”案张、徐、刘三名受害留学生分别为20岁、16岁、17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2023年10月3起“虚拟绑架”案，受害留学生最大23岁，最小20岁，美国犹他州庄姓受害留学生17岁，都是刚成年或未成年的“半大孩子”，曾有落网“虚拟绑架”实施者供称，这种“自以为懂事但其实很稚嫩”的“社会菜鸟”，本就是他们心目中“最好骗”的群体。
第四，由于国情和体制不同，中国和美、加、澳、日等绝大多数针对中国留学生“虚拟绑架”案件猖獗的国家间正常的司法合作机制不够健全，而国内反腐、跨国打击“红通”分子又广为宣传、人人皆知，且由于前述司法合作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中方在劝说“红通”人员回国投案自首时采用了多种渠道、手法，这些现象和问题错综复杂，不要说涉世未深的留学生，即便许多“大人”也未必能透彻理解，这在客观上诱发了犯罪集团“借大旗作虎皮”，利用国内反腐、反“红通”声势偷梁换柱，实施“虚拟绑架”卑劣犯罪手段的“灵感”。
那么，如何破解“虚拟绑架”这种变种电诈手段？
必须指出，中国政府、警方和驻外机构也好，“虚拟绑架”高发国警方和主流媒体也罢，都已开始加大对“虚拟绑架”的关注和打击力度，BBC、ABC等海外主流媒体和驻在国警方近期密集报道、提示，这些都有助于打击“虚拟绑架”犯罪，提高公众对“虚拟绑架”的认识，增加犯罪者的犯罪成功难度。但于此同时，留学生及其家庭也应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首先必须树立对现代法制社会的充分信任，充分认识到不论反腐、反“红通”还是其它跨境司法行为，都是“台面上”的法制手段，不会要求当事人、尤其当事人未涉案家属“自绝与社会”，遇到任何以“必须切断与外界联系”的要求、恫吓，都必须立即“反其道而行之”，即便心存疑虑也要给自己留一扇“后门”，前述2017年多伦多连环“虚拟绑架”案受害者之一刘某之所以很快“获救”，正是因为匿名用“小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试探，得到媒体关注和警方提醒后证实系电诈，随后主动开机和家人联系所致。
其次，牢记一个秘诀——最权威的司法信息只能来自中国驻外使领馆机构和当地警方。不论被“虚拟绑架”瞄准的留学生还是家长，遇到这类事件后务必第一时间与中国驻外使领馆和当地警方联系，任何所谓“捷径”都只能自找麻烦、自讨苦吃，让问题变得更复杂。前述澳大利亚2023年10月三起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勒索“赎金”高达135730美元）之所以未得逞，正是因为接到“绑架”恫吓的家长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而2017年多伦多三起连环“虚拟绑架”案之所以未损失一分钱，也同样因为所有受害家庭（包括直到被警方找到都对骗子深信不疑的刘某）都选择了报警。
第三，留学生、尤其新留学生应改变“人在国外、交际圈仍在‘简中系’”的误区，努力拓展自己的社交圈、信息来源和眼界，如此一方面不易上当，另一方面即使不小心“中招”，也会因为在现实和虚拟空间有更多“留痕”，而较易被“关联者”从茧房拽出。
一些好心人士提出了种种应对“虚拟绑架”的小技巧，如规定与家人间通话的“接头暗号”，这固然有一定作用，但必须意识到电诈渗透无孔不入，信息泄露也无处不在，且骗子在暗处，目标在明处，“接头暗号”未必像想象中那么“私密”，一旦被骗子掌握，反倒会弄巧成拙。因此，相信使领馆等驻外机构、相信警方，提高自身“免疫力”，才是远较小技巧更重要、更“保险”的应对、防范“虚拟绑架”电诈变种犯罪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