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历史学家王赓武 为何要写一部家族故事
一位一生都在研究“大历史”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会在90岁的时候，转身来写自己的家族故事？
本周举行的第19届上海书展上，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仇鹿鸣在朵云书院旗舰店，以“大时代与小人物”为题，介绍了海外历史学家王赓武和他的妻子林娉婷合写的《王赓武回忆录》，并向现场读者分享了何为历史学家眼中好的个人回忆录。
今年93岁的王赓武出生于印尼泗水，少年时期在英属马来亚的怡保度过。王赓武的父母分别出身江苏泰兴和镇江的大家族，和当时大多数华人一样，他们都以为海外只是中转站，一心想着待到局势好转，就回到中国。为了能在经济上有能力回国，他们甚至只养育了王赓武一个孩子。
当时在南洋的华人，绝大部分都从事辛苦的底层工作，子女也被送进华文学校。王赓武的父亲王宓文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他让王赓武自小在当地接受良好的英文教育，在家又像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一样，传授他中国古典教育。后来，因日军入侵东南亚，王赓武不得不辍学。此后有几年时间，他都在街头游荡，学会了广东话、马来语、客家话、闽南话，对殖民地错综复杂的“华人性”有了最初的领会。
1947年，王赓武一家终于抵达南京，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在家乡安居下来，后来王宓文病重，夫妻俩提前返回马来亚。1948年底，王赓武也因为内战而被迫中断国立中央大学的学业，返回怡保。遥望多年的故园彻底远去后，王赓武不得不重新寻找家国认同。他试图让自己认同于即将解除殖民统治的马来亚，来到新加坡的马来亚国立大学就读，并在那里遇见妻子林娉婷。她比王赓武小3岁，生于上海，在槟城和新加坡长大。
王赓武的回忆录共两卷，上卷《家园何处是》回顾了对他影响至深的父母家世，以及在南洋的童年和青年成长经历，其中一部分内容来自母亲丁俨的记录。1993年，丁俨在临终之际，将1980年用极为工整的小楷完成的《略述我五十年之回忆》留给王赓武。“她说她有好多人生故事想让我知道，但我们从未久坐长谈，因此无法好好把故事告诉我。我满怀悲伤捧读回忆录，因为从未听母亲当面讲述而错过了她人生里的好多环节。”
下卷《心安即是家》由王赓武与太太林娉婷合著，讲述他们青年时期在马来亚、英国求学，学成后在吉隆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治学与生活，在不确定的时代洪流中，如何最终找到“家”的归宿感。
在谈及写作缘起时，王赓武说，他和父母同住一城的时间，除开1948年间的9个月，只到19岁为止。他觉得应该告诉自己的三个孩子，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父辈那个年代的不同，同时，回忆录也是为自己而写，“因为过程中我努力回想父母当年的样子”。
之所以决定把这些本来很私人的家庭故事出版，是有一次王赓武在新加坡碰到一群文史工作者，他们让他意识到过往历史里的个人层面。“我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历史……然而我感兴趣的道理总是如此宏大，甚至令人生畏。即使读到王侯将相和市井小民的人生，我看待他们时也保持批判的距离，希望从中学得更大的教训。”但这些从事文史工作的朋友提醒他：“我们夸夸谈论历史的重要性时，其实无感于亲身经历某一历史时期的人们是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我们往往诉诸文献，试图以此捕捉苦与乐的时刻，尽管这有助于我们想象他人过往的片段，但我们太缺乏人们实际经历的故事。”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写作，鼓励更多人分享人生。
“上卷英文版标题是‘HOME IS NOT HERE’，翻译得很好，‘家园何处是’，就是我的认同不在这儿，在哪儿？不知道。这是一个很沉痛的话题。到了下卷，写大学、婚姻生活，以及职业生涯，题目就变成了‘HOME IS WHERE WE ARE’，我们在哪儿，家就在哪儿，用后来70年回答了前面20年的困惑，这是全书非常动人的地方。”罗新说。
此次讲座的题目“大时代与小人物”，是罗新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陈飞雪一起商量的。他解释说，王赓武在学术等级制度里面，当然是大人物，但跟政治上的大人物、财团老板，特别跟他所在的时代、他所关怀的问题比起来，就是小人物，力量有限，对历史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微乎其微。
“‘大时代’是我们很难扛得住的，比如突然新冠就来了，没有人能扛得住它，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行为、行动，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动负一定的责任，要怎么样过完自己的人生。王赓武当时所处的环境，不比中国内地同代知识分子面对的环境恶劣，但他最后成为东南亚地区屈指可数的华人学者，他的性格、特点，都是很有意思的。”
活动现场，一位读者还问，历史学家写自己的历史时，是不是会写得更好？罗新否认了。他说，历史学家写的回忆录中，像《王赓武回忆录》这样的吸引他阅读的作品其实比较少，很多人容易陷入“自己没有什么值得进入正史去”的史学观，觉得一生没有经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没有什么值得写的。
罗新说，近年来他读过的最好的回忆录，就是《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杨苡先生不是一个好的文学史家，或者历史学家，学术生涯也有很多遗憾，她就是个很好的翻译。但是那本回忆录我觉得是她一生当中最好的作品。她记忆力更是惊人，那么多细节，那些细节是很棒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引用。所以受过史学训练不一定写得很好，他们被自己的专业判断、被自己的价值观所束缚，更多要考虑记忆的价值，考虑史学价值，这一来就限制他们对自己的记录。”
针对近年来日渐兴起的民间个人史书写，罗新也认为，写得好坏与是否受过史学训练、是否在学术体系下工作关系不大。“杨本芬的‘秋园’三部曲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作品，它们当然叫小说，但我们知道其实写的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换了一种方法而已。”
他说，要是十年前，《秋园》这样的书是不会出版，且一版再版的。“有些书被人注意到，是时代的原因。这十年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普通人、小人物，都把遭遇过的种种不幸说出来了。任何作品能够成为经典，一定是呼应了时代的某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