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负鼠表情包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大部分都是对工作的调侃，当然，这绝对不是人们对工作的第一次大规模吐槽，近些年，人们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吐槽着工作的方方面面，似乎总有新的角度、无穷无尽的情绪，需要一吐为快。

但我们一面吐槽着工作，一面已经深深地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种“新的现实”——零工经济、数字游民、35岁危机……似乎充分就业、终身工作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这不禁让人难免心存雀跃，却也担忧，如果那种我们早已习惯的以工作为核心的生活走向结束，我们又该如何重新想象自己的生活呢？

近日，中信·万物出版了新书《工作时代的终结》，这是一本写于20年前的著作，作者乌尔里希·贝克，早在那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当下的现实。在他看来，工作时代的终结“不一定只能被视为一场灾难，它也可以是摆脱工作枷锁、走向解放的开端。”

《工作社会的终结》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著

杨君 田茜瑞 译

中信·万物

2026年3月

在这本书的新书分享会上，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 NO.232与出版方中信·万物，共同邀请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王行坤，以及《问题青年》主播阳少进行对谈，他们从这本书出发，回顾了工作时代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社会就业困境形成的真正原因，以及贝克为何认为工作时代已经走向终结的拐点，人类社会又将如何以自由取代充分就业，并获得一个更有活力的发展环境，走向一个多元活动的未来。

以下为活动的整理稿，有删减。

嘉宾｜刘云杉、王行坤、阳少

整理｜实习生樊凌希

工业时代，人被简化成了人手

阳少：我们今天对谈的这本书叫《工作社会的终结》，作者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这是一本写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书，作者当时就预言以稳定就业为核心的工作社会正在走向终结。这两年，不管是贝克的《风险社会》，还是来自另一位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书，都受到了很多关注，他们在30年前的欧洲语境中，已经预见了今天会发生什么。尽管学术界在当时也关注到了这些人的思想，但那时大众对贝克、鲍曼的书还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现代人会认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长期合同，每个月固定拿薪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本书的作者贝克认为，这其实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大概就是二战后到1970、80年代，主要发生在西欧、北美还有日本，也就是标准雇佣的黄金时期。想先请刘老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说这个问题，因为教育一直被视为工作的前端。

刘云杉：我大概是2008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看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贝克说，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像要在沉沦的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找个位置坐着喝咖啡一样。当时这个意象，让我很震惊。后来，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从人力资本到公民社会》。

至于充分就业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教育在就业这里起的作用就是选优任能。背后的理念是要按照智商，把人放在一个合适的工作位置或岗位上，也就是建立智商和就业机会之间的匹配。

1920年左右，像刘易斯这样的心理学家说过，智商低于70的人，充其量只能承担一些非技术性的工种；智商在70-80的人只能从事一些半技术的工作；智商在80-100的人可以从事技术性和普通的文职工作；智商到110的人可以从事半专业的工作；更高智商的人才能进到专业领域。从关于智商的这个假设中，可以看到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做的就是根据智商作出某种评判。

这样的假设其实是把智商转变为教育主义了，智商也就慢慢演变为学业成就以及相应的教育文凭。所以，教育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像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机器，对人进行分类，入口是不同智商的儿童，中间是智力加努力，像公共汽车一样，不同的路线就到不同的岗位，形成一个分流。教育的筛选就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对智商的预判上，智商也有了新的合法性，由遗传和天赋决定智力的高低。

但在工业化以前，任何一个社会的大多数家庭都不会把孩子的青春期放在教育机构里，都是在家里、在劳动里。家庭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劳动技能是在家庭作坊当中自然习得的，社会交往行为习惯是在亲朋好友的耳濡目染之间习得的。家庭生活经验为更大的社会生活做了准备。在西方，教堂承担了教育价值灌输、塑造心灵、塑造灵魂的责任。

德语中的教育是Bilding，意思是养成终身生活的稳定性格。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活法：教育的核心是找到自己的活法。

——《我们还有何种活法》，刘云杉

后来，工业时代开始，家庭作为儿童自然教养的单位，作为自主劳动的单位，慢慢被侵蚀或瓦解了。劳动者失去了对劳动的控制权，所以农民和工匠就沦为雇佣的劳动者，他们的自由和自主也就被剥夺了。人就被简化成了一个人手，本来是一个人，这时候在工厂里面，人就变成了一个人手。

工厂制度的普及需要很多人手，也就开始普及初等教育，在学校训练工厂所需要的劳工，人们被塑造成机器生产当中不可替代的人手。他们需要具备敏捷的行为，要守纪律，有听命令的习惯，所以，这时候学校不只是培养人的头脑，做简单的读写算，更多的是对孩子的行为习惯进行锻炼，从一些非常细小而细密的行为习惯入手，强化自我控制的能力，把他们改造成合格的人力、人手，以适应工厂的机器生产。

再后来，公司资本开始需要大量的忠诚雇员，一些生产线开始出现，这就要把非常复杂的工艺和技能不断地划分、拆解成简单的劳动，然后组装成流水线上的重复操作。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中间劳动层，于是中等教育开始普及。

其实，考试的实质就是拆分复杂问题的能力，把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这恰恰是生产线的逻辑，将工作简化成执行简单又非常明确的任务。所以，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在高度复制着、培养着经济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复制着高度的控制和高度的监督，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缺乏自主的乐趣，也没有太多自由探索的可能性。学校就是通过这样一套统计技术与测验计划，来做分类与筛选的，将企业管理的方法引入学校教育当中，成了一个筛选装置。

再后来，新自由主义开始，一方面是全球化，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是高技能的工作。克林顿时期美国的劳工部部长叫罗伯特·瑞奇（Robert Reich），他说美国应该更关心的不是美资怎么赚钱，而是国民的创造、创新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不再是所有人在一个共同的大船上，而是分成三艘船，一艘是知识工作者、符号工作者，这是一艘在上升的船，也就是高技能的工作。而普通的工人是在往下沉的，服务业也是在缓慢地往下。

保持一定的失业率

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

王行坤：二战以后，西方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黄金时期，也就是“黄金三十年”，从1945到1973年的一段时期。如果我们看一些比较老的美国电视剧和电影，会发现里边的女主角一般是家庭主妇，带两个孩子，而男主角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蓝领工人或白领。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蓝领工人是能够养活一家四口的，而且他们可以过上很好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比如，大家应该都看过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这是1949年的一部戏剧。剧中主人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旅行推销员，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推销什么，但他是可以养活一家四口的，而且可以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供一个房子，还可以购买最新的家用电器。这在当时是非常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单靠一个男性劳动力就可以让一家人过上稳定的、舒适的，而且相对体面的生活，所以这段时期被称为“黄金三十年”。

电影《推销员之死》（1985）剧照。

但的确就像贝克所说的，“黄金三十年”在西方工作史上是一个例外阶段，因为在此之前，也就是一战以前或在工业革命之后，普通劳工都是境况悲惨的，工资很低、工作环境糟糕，而且很可能家里的妇女儿童还要去工厂里工作。只有到二战以后，在西方，他们才过上在我们看来相对体面和理想的生活。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崛起以后，这样一个稳定的、体面的，同时还有国家强大福利支撑的工作不见了，福利也被大量削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反倒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大量的家庭妇女被迫走出家庭，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呈增长趋势，因为男性工作的工资已经不能够再养活家里所有人了。在今天，我们国内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城市里，一个人工作是很难养家的，需要男女双方都去工作才能维持生活。

阳少：贝克在这本书里提到，西方的工作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了瓦解，当时日本的经济泡沫也开始了，1亿中产走向了瓦解，西欧则遇到了“巴西化”（所谓的“巴西化”，就是以巴西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就业市场上大部分工作收入低、不稳定、无保障。这种就业形态也被称为非正规、非标准就业。）。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这是因为经济危机，但贝克提到，其实很多隐忧在20世纪70、80年代就有了，比如说全球化的工作转移。王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行坤：贝克所说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在面对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为什么在西欧、日本、美国有这样一个变迁？一般人可能会说是因为经济危机，因为技术变迁。西方1970年以后有信息革命、自动化革命。因为有了自动化，出现了大规模失业，然后会有工作不稳定的问题，这就是贝克说的“巴西化”。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我愿意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这其实是一个劳资关系的问题。刚刚我们说，二战后，西方的普通劳动者就能成为中产阶级，成为体面的工人。这样一个现实，它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是劳资博弈的结果。这个劳资博弈就表现为在二战后，西方的左翼政党，特别是英国的左翼政党，发展了福利制度，要求国家拿出很大一部分税收反哺劳动者。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来自外部的，就是西方国家在面对苏联的压力时，要提高本国工人的满意度，才能在这个全球冷战格局里保证自己不被策反，所以要给劳动者让利；一个是来自国内的压力，也就是代表了大部分工人的工会组织，共同促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后，劳资之间的博弈关系发生了变化，工会组织和劳动者的力量变弱了，同时苏联也在变弱，外部压力减轻。所以，资本方主动地、有意地利用新兴的技术、机器，让工人失业，让他们去从事一些不稳定和不体面的工作。

二战以后，工人的失业率可能只有2%——这是一个充分就业的社会，充分就业就是铁饭碗。铁饭碗造就的是什么样的工人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曾经的工人老大哥的形象：对管理者来说，他们可能是不太听话的，不太驯服的。为了让工人们听话、驯服，资本就要采用一些技术手段，让他们下岗，所以失业率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内在要求。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一方面说我们要充分就业，但是资本家说不能充分就业，因为如果没有急着找工作的那些打工人，就没有办法给那些在职的打工人施加压力，也就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并不是失业率越低，情况就越好，因为很多就业是低质量的，无法带来体面的收入和有尊严的生活。这种低质量就业也不是在21世纪才泛滥的，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成规模地出现了。

——《走向多元活动的未来》，王行坤

另外，资本为了摆脱为工人提供福利和保障的义务，就产生了灵活雇佣，也就是不再给人稳定的工作。所以，可以说这是资本和劳动博弈的结果——有一些工人要失业，有一些工人不能有稳定的工作。

从实现阶级跃迁

到自我生活方式的塑造

刘云杉：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大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认为知识能改变命运，这是中国人的基本信念，也是基本的人生实践。通过读书、读大学，获得一个比较体面的位置，有稳定的生活，或者实现阶层的跃升，这是中国家庭与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但到了二代，我们和欧美等国家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第一代大学生的家庭文化资本不足以支撑他们。但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有足够的动能、热情和力量，又在历史机遇当中抓住了很多东西，所以显示出极强的能力。到了第二代被托底、被托举的孩子们，情况就比较复杂，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比较大，方差很大——有的在父辈的肩上，走得更稳健；有的却托不住，甚至下滑。

托不住的原因是什么？我不认为智力是先验的，智力是有合适的事，能激发他的动力，在做事中调动起他的能力。第一代大学生是有动力的，无论是好胜心还是好奇心，或者是家庭对他的压力。有的学生在自传里写，他要离开家乡，因为那个小城到处都是烟囱，冬天是无尽的寒冷和煤烟，他要逃离这个地方，他不能窝在这里一生，这就是他最基本的动力。这个真切又具体的动力要他在学校里面非常努力地学习，所以他考出来了。而到了第二代，很多人的动力没了，父母把一切都包办了，于是孩子既无感也无力。智力一定是要被用来去解决所碰到的问题的。如果父母把孩子成长中一切的问题都像拔钉子一样拔掉了，孩子就被剥夺了遇到困难、运用智力的机会。

阳少：我的理解就是他没有那种饥饿感。

刘云杉：是的，有一次和一位生物学家讨论，他说生命一般有两个动力，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匮乏，是脏腑饥渴，也就是饥饿感。脏腑饥渴是动物性的，所以动物要逃生，要求偶，要捕猎。脏腑饥渴让人有极强的好胜心。

当脏腑饥渴解决了，那什么样的动力出来了呢？就是“好奇心”——感官饥渴，感官饥渴就是你的眼睛要看，耳朵要听，你要横向地获取。如果说第一个脏腑饥渴的动力是纵向的，不断地向上攀登，改变地位，那到了感官饥渴时，就是东张西望的，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是水平的，要不断地创造自我。今天很多年轻人，好奇心导致他横向探索。脏腑饥渴的背后有个概念叫社会炼金术，也就是农民要变成城里面的公务员，公务员要变成专业知识分子，所谓的阶层跃升，它是一个纵向流动。到了感官饥渴时，他是要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去拍拍电影、写写小说，或者去做点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对自我技术、自我风格的塑造。

但感官饥渴也会碰到麻烦，因为信息奔涌而来、信息过载的时候，人会对信息分辨不出来，开始有了分辨率下降的钝感，甚至他连感官饥渴可能都没有了，就是无感。这是要害所在。

不同的工作体制，塑造了

两种不同的主体性

阳少：从一个充分就业的时代转向一个所谓灵活就业的时代，这种转变对于人的要求也在发生改变。在书中，贝克提到，以前在充分就业时代强调的是专业化，而在零工经济时代，一个人的跨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弹性，你要随时随地应对不同的状况。工作经验，显然是被视为一个比较正向的资产。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是35岁职场人的失业，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有点吊诡的现象，因为一个人工作到35岁，正好是经验、能力都比较有优势的时候，但居然会被视为公司的“负资产”。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云杉：在2008年左右，布鲁金斯学院有两个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叫“奥德赛期”。“奥德赛期”就是漫长的游历。

比如，过去我们认为一个人18岁或者顶多25岁，毕业了就是成人了。不同的文化对成年都有自己的定义，在一些地方也会以是否经济独立、成立自己的家庭等作为标准。但在2008年左右，这一代人的成年越来越迟了。结婚与稳定的工作都推迟了，一会儿住父母家里，一会儿又搬出去，换了一个工作，又换一个工作，不断地出出进进的，总也无法安定下来。奥德赛是古希腊的一个英雄，他有漫长的一段游历，所以，两位学者就把这个时期叫作“奥德赛期”。

在这个漫长的奥德赛期里，一个人学习，做点零工，做点兼职，不断地转换，这种状态就构成了个体生命上的特征。同时，工作在不断地把既有的经验无用化，不断贬低经验。对这种趋势，教育中也相应地提出了高阶能力。也就是说，过去强调的是具体的技能，比如当医生、做会计，是要有专业技能的，而现在提出的高阶能力，不是具体的skill（技能），而是基础教育里面说的素养，或高等教育里说的可迁移力、胜任力，胜任力的英文是competence，它背后是一个人的状态。

这种能力就是你能够评估你的工作，能够评估你自己，能够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有一个概念叫作“盆栽植物”，就是说，本来一个人长在那里，你和你的环境是依赖的，而当你变成盆栽植物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可以挪到这儿，也可以挪到那儿，不断地去迁移。而盆栽植物本身是长不大的，而且缺乏连续感。

之前，我们说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就像马车的车辙一样，是清晰的、步步晋升的，虽然可能一眼望到头，有些无聊，但它是稳定的。而对当下的这种情况，美国有一位社会学家、思想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MP3化”，就是混搭，一首歌和一首歌之间是没有连续性的，于是极度强调适应。以前在国营大厂里，你可能会觉得像生活在铁笼里一样，一眼望得到头，很无聊，但当你真正拥有了MP3的自由感以后，你会发现，自己很焦虑，没有安全感。

王行坤：我们可以大概划一个分隔线，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和70年代以后。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一个标准的稳定雇佣，老板对员工的期望之一是忠诚，是行为的可预见，员工的职业上升通道也是稳定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业变得不稳定了，你随时都可能失业，积累的职业素养都可能变得没有用。

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前和70年代后是两种不同的工作体制，塑造了两种不同的主体性。我们当下的主体性，比如斜杠青年，好像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行为，但很多时候是被迫的，被迫不断习得新的技能。

美剧《人生切割术 第二季》（2025）剧照。

以前在稳定雇佣时期，起码说我下班了，我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我就是人，我就做我作为人想做的事。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下班了，但其实没有下班概念。下班以后，我还得去培养自己的就业力（employability）。作为被雇用者，我们变得任何时候都要去提高职业素养，以便在任何状况下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这样所造就的看似是一个多面手的人，实际是极其不安的一个主体。这对我们的心理状况有很大的影响，在这种不安的状态下，我们很难维持长期关系，很难有一个长期的计划。而这不仅对个体，对整个社会，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嘉宾/刘云杉、王行坤、阳少

整理/实习生樊凌希

编辑/Lynn

校对/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