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就差一个置顶星标
今天我们谈人工智能,容易把它看成一场突然发生的技术革命。但《数字存在论》提醒我们:AI 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如果说伽利略让自然开始以数学的语言显现,牛顿让世界成为可以计算、预测和描述的对象,那么今天的人工智能,则正在把这条持续了数百年的道路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正在经历的数字化世界,其思想根源早已埋藏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之中。
从数学化的自然,到计算化的世界;从机器执行人的指令,到机器开始处理语言、知识、图像与思想——人工智能并不是数字革命的终点,而可能是数字存在方式的一次根本转变。
过去,我们用数字描述世界。今天,我们开始让数字系统生成世界。
当AI不再只是计算工具,当它开始阅读、理解、推理、创作和决策时,一个更深的问题随之出现:当世界越来越以数字的方式存在,人又将以什么方式存在?
也许,《数字存在论》真正讨论的,并不是已经过去的数字时代,而是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时代。
《数字存在论》
孙周兴 著
定价:72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6年8月
8月14日上午,“如何理解数字文明?——孙周兴《数字存在论》暨《未来哲学系列》新书对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郁振华与浙江大学未来哲学研究院院长孙周兴围绕“数字文明”这一正在深刻改变当代生活的问题展开对谈,从哲学史、思想史、存在论、知识论以及人的生活经验等多个层面,讨论数字技术何以成为一种文明力量,以及数字时代的人应当如何理解自身的存在处境。
“数字文明”并非凭空出现的新现象,而有着漫长的思想史和知识史背景。对谈伊始,郁振华便提到《数字存在论》正是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脉络切入的。理解今天的数字存在,不能仅仅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当代技术现象出发,而需要追溯到古希腊以来“形式科学”的传统,以及近代欧洲由此发展出来的“普遍数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世界越来越倾向于被理解、描述和处理为可以形式化、计算和操作的对象。数字文明因此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技术革命,而是古典形式科学经过近代科学、数学和技术体系长期发展之后所达到的一个历史阶段。
在这一意义上,《数字存在论》所提出的问题也并不只是“数字技术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而是更为根本的存在论问题:当数字化逐渐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组织知识、进行交往乃至认识自身的基本方式之后,“存在”本身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郁振华认为,《数字存在论》一书最重要的观点之一便是将数字存在的若干规定性概括为时间、思维、数制、逻辑和媒介。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规模,更重新组织了人与时间、人与知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的生存论姿态呈现出鲜明的“二重性”:人一方面越来越深入技术系统,另一方面又必须意识到自身不能被技术系统完全规定。
这一问题也与《未来哲学系列》的整体思想脉络紧密相连。该系列所关注的并非单一技术,而是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文明转变过程中,人类生活世界、精神经验以及哲学自身所面临的整体性变化。系列相关著作从“未来之学”“技术统治”“新世界经验”一直讨论到“人类未来”,持续追问技术文明形成之后,哲学、艺术、人文以及人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
未来哲学系列
孙周兴在对谈中进一步强调,数字文明具有明确的历史必然性。若从近代思想史来看,笛卡尔所提出的“普遍数学”已经为现代世界的数学化、形式化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此后,科学、技术与资本不断结合,最终形成今天以数据、算法和计算为重要基础的数字文明。因而,今天所谓“数据主义”或“技术主义”并不是孤立的思想潮流,而是整个现代知识体系和文明结构长期发展的结果。
但承认数字文明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它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恰而相反,越是强大的数字化力量,越需要追问它的边界。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倾向:如果把能够被数字化、计算和数据化的东西视为唯一真实、唯一有效的东西,那么那些不能被数据充分表达的经验就可能被排除在知识与价值体系之外。对于这种“数据主义”或“技术主义”,如果不加反思地接受,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坏的。
那么,究竟有什么东西不能被数字化、不能被数据化?对谈由此从数字文明的宏观历史转向人的具体经验。
孙周兴指出,生命经验中存在着大量无法被完全还原为数据的信息,包括人与世界相遇时的直接感受、神秘经验、审美经验以及许多难以对象化的生命体验。数字系统可以记录、模拟和分析经验,却未必因此等于拥有了经验本身。数字化可以不断扩张,却不能因此宣称已经穷尽了人的生活世界。
这一点与郁振华长期以来对于知识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很有意味的呼应。郁振华教授的重要研究之一就是“默会知识”问题,强调知识并不总是能够被完整地命题化、形式化和明确表达。从“默会知识”继续推进,对谈的话题进一步转向“语言的限度”。
语言能够表达什么?不能表达的部分是否就不存在?如果一种经验无法被完整编码,它是否就失去了知识上的合法性?这些问题最终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哲学判断:人的存在不能被等同于一套可计算的信息集合。即使数字技术能够不断扩大对人的描述能力,也不能因此取消人的不可还原性。
在这一背景下,孙周兴提出“三进制”式的思考。他表示,传统形式逻辑倾向于以“是”与“否”构成基本判断结构,但数字文明越是追求确定、可计算和可判定,就越需要重新面对一个经常被排除的位置——“未知”。“未知”并不是简单的知识缺失,而可能意味着人的经验、认识和未来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面对尚不能回答的问题,保持“不知道”的能力,也许恰恰是人区别于纯粹计算系统的重要维度之一。
这也是孙周兴“未来哲学”思考的一贯方向。
早在《人类世的哲学》中,他便提出,自然人类文明正在向技术人类文明发生根本转变,哲学必须从单纯解释既有世界转向面向未来,并重新思考生活世界经验。数字文明正在到来,甚至已经身处其中。面对这一历史性变化,哲学的任务或许不是拒绝数字化,也不是无条件拥抱技术,而是在技术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为“人何以为人”保留一个仍然能够发问、能够经验、能够创造、也能够说“不知道”的空间。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数字存在论》与《未来哲学系列》所展开的思考,最终指向的仍是同一个问题:当文明正在发生根本改变时,我们应当如何重新理解人类自身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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