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当天，生态环境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十大案例”，这是三部门首次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联合发布典型案例。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支持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对某电镀基地多家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位列其中。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全国累计办理相关案件逾7万件。在众多案件之中，为何是这起东莞案件入选？记者梳理该案发现，它既破解了历史型、叠加型污染的认定难题，又探索了检察支持行政索赔的协同共治新路，集中体现了行政、司法协同推进改革的实践成效。

以科学量化破解历史污染“认定难”

损害量化是索赔的前提，也是实践中最易引发争议的环节。该案在生态环境损害事实与责任认定方面，存在因累积性污染导致的因果关系认定、责任分配以及溯及力三大难题。

案涉坑塘长期受纳基地企业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具有历史型、叠加型污染特征。调查评估显示，受污染影响坑塘面积约12万平方米，9个监测点位铬、镉、铜、锌等水质指标超《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Ⅴ类标准限值达3.1-22.3倍，总镍超过广东省《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1597—2015）相应限值23.1倍，坑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达1.2亿元。

为厘清“谁排了、排多少、担多少责”，生态环境部门与鉴定评估机构密切配合，系统、全面梳理分析基地企业行政处罚、涉刑案件、给排水平衡、污染物超标排放等情况，认定坑塘严重污染与基地28家企业排放生产废水进入坑塘有关，确定了因果关系、赔偿责任。

三大难题中，溯及力问题尤为关键。该案明确了“损害行为虽发生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出台之前，但若导致的损害后果持续至制度出台后，仍可依法主张索赔”，为历史型污染案件的索赔提供了明确依据。

以协同共治实现“索赔+修复”闭环

行政索赔如何与司法监督同向发力，是制度落地的关键一环。这起案件里，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探索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履职模式，全程参与环境损害案件调查取证、磋商释法、诉讼、执行环节，与生态环境部门一起开展现场调查，共同研究环境污染与企业排污关联性问题以及赔偿义务人认定问题，推动案件最终顺利判决、案涉企业承担赔偿责任。立足本案实践，两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协作的意见》，进一步完善联动工作机制。复旦大学教授张梓太点评认为，该案为生态环境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的意见》提供了实践素材。

在赔偿环节，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分别与28家企业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方式等事项开展多轮磋商，经磋商与1家企业签订赔偿协议，赔偿金额214万余元；其余27家企业磋商不成，提起诉讼。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除1家企业与案涉生态环境损害不存在关联外，酌情判定另26家企业根据排放量按份承担所有赔偿费用的50%，共计约5762万元。

赔偿不是终点，修复才是关键。案件办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先行组织处理坑塘污水、清理坑塘底泥，对坑塘约48万吨存量污水进行处理，并清理坑塘底泥5万余吨，累计投入费用达1.18亿元；同时推动案涉基地按照“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原则，对生产废水、生活污水、雨水收集处理系统进行全面改造，有力提升基地污染防治水平，区域水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以案促治、以治促改，该案推动“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由理念转化为实践。在全国生态日发布的十大案例中，这起东莞案件以其先行探索，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

南方+记者 薛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