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申报进口的大凤螺贝壳，重量10990千克，已经去肉，却带有异味，表面还附着沙土和脏污。经深圳海关检测中心鉴别，这批贝壳并非普通进口商品，而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残余物，属于固体废物。

大鹏海关责令涉事商行将贝壳退运出境，并处以50万元罚款。商行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贝壳已被专业机构鉴别为固体废物，商行经营者对结论无异议并放弃复检；海关作出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遂驳回其诉讼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即使取得进口许可、如实申报，一旦进口物品被依法鉴别为固体废物，仍不得输入境内。该案先后入选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典型案例、广东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有重大影响力案件。司法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把生态风险拦在国门之外。

从口岸前一批贝壳的进退，到城市内一块土壤、一条河流、一片山林如何修复，环境资源审判面对的并非单一案件类型，而是一条贯穿源头预防、责任追究、生态修复和协同治理的法治链条。

今年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这部共5编、1242条的法典，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系统整合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制度规范。

法典施行在即，深圳环境司法的城市辨识度鲜明：一边是产业密集、口岸繁忙的超大城市，一边是海湾、山体、河流、湿地和公园交织的生态空间。最新公开数据显示，深圳已记录物种687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208种，公园逾1350座。“山海连城”计划正连接海湾、山体、河流、生态绿廊和公园绿地，构建“一脊一带二十廊”生态骨架。发展强度与生态敏感性并存，要求司法兼顾惩治、预防、修复与治理。

坚持预防为主、修复优先，以严格司法守护绿水青山

进口贝壳案体现的，是预防性司法理念。法院没有因商行已经取得许可便止步于形式审查，而是审查进口物品的实际属性、鉴别程序和处罚权限，依法支持海关阻止固体废物入境。许可不是免除经营者审慎注意义务的“通行证”，严格执法也必须有事实依据并遵循法定程序。

同样的理念还延伸到绿色低碳领域。在深圳某容器公司诉市发展改革委行政处罚案中，该公司获分配的年度碳排放配额为1686吨二氧化碳当量，实际排放超过6000吨，且未按要求补缴配额。公司以用电量、工业产值同比下滑等为由起诉。福田区法院认为，碳配额依据目标排放总量、产业政策、历史排放等因素综合确定，公司的主张缺乏依据，遂驳回诉讼请求；深圳中院二审维持原判。该案入选人民法院司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

把风险防在前端，并不意味着污染和破坏已经发生后“只罚不修”。在一起东江流域非法采矿引发的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中，相关人员未取得采矿许可，在汕尾一处山地使用炮机、挖机开采花岗岩，开采矿石储量达26903.8立方米。部分受损地块后来被纳入建设用地征收范围。深圳中院审理认为，土地被征收并不免除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已经产生的修复责任，遂判令相关侵权人承担矿产资源永久性损失、修复及评估鉴定等费用47万余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这一裁判明确，生态修复责任在损害发生时即已产生，受损地块用途或权属后来变化，不当然成为免责事由；承担刑事、行政责任后，侵权人仍须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惩治违法与恢复生态并重，正是修复优先原则的具体落实。

做实专业化审判，优化“三审合一”归口审理模式

环境资源案件往往横跨法律与环境科学。对污染物迁移路径等因果关系判断、对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等费用如何核算、修复方案能否实现等量恢复，都不能只凭一般生活经验判断。

深圳中院审理的一起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宝安区某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的六价铬、镍等污染物严重超标，污染范围广、程度重、风险高。由于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复杂，某电镀厂长期超标排放与现存污染结果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成为案件焦点。

审理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委托专业机构形成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和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逐一进行实质审查，报告编制人员出庭说明调查程序和评估内容，并接受当事人质询。综合全案证据，法院认定该电镀厂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判令其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生态环境修复等费用3005万余元，其中3003万余元专项用于修复受损生态环境。该案是深圳首例涉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也是深圳首例由生态环境部门支持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

深圳中院环资庭有关负责人介绍，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方案和措施的确定、修复期间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丧失所致损失费用等问题的专业性很强。法院在相关案件中吸收具有环境资源领域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对案件事实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发表明确意见，有利于其他合议庭成员理解技术材料、辨析专业争议；要求有关专业报告出具主体出庭接受法庭和当事人质询，也让技术判断经受诉讼程序检验，避免简单以鉴定意见替代司法判断。

专业化还体现在审判组织和管辖机制上。深圳中院环资庭有关负责人介绍，环境资源类案件较之其他类型案件虽数量相对不大，但专业程度高、对群众身边利益乃至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大，部分行为或损害事实还跨越行政区划，对促进类案法律适用和裁判标准的统一提出更高要求。自2020年起，深圳中院集中管辖深圳、东莞、惠州、河源、汕尾五市范围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审案件；同年6月，龙岗区法院设立环资法庭，集中管辖深圳辖区内的一审刑事、民事、行政环境资源案件，“三审合一”归口审理模式正式运作；2022年5月，深圳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成为全省首个实行环境资源案件“三审合一”归口审理的中级法院专门审判机构，形成跨类型、跨区域的“双集中”审判格局。

河流、空气和地下空间不会以行政边界为界。集中管辖与“三审合一”，有利于统筹刑事制裁、民事赔偿和行政监管，统一不同区域、不同案件类型的裁判尺度。目前，深圳中院正在上级法院指导下，依托深圳市生态环境损害替代修复项目库，进一步完善选择适用修复项目的相关裁判规则。

延伸司法职能、强化协同配合，以个案推动生态环境系统治理

环境资源审判的价值，不只在于“判了谁、赔多少”，还在于能否通过一个案件发现治理漏洞，推动一类问题得到解决。

在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中，两名被告人以“土壤改良”为名，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收纳建筑渣土，造成约270亩基本农田被压占毁坏，部分区域还存在重金属超标风险。龙岗区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二人有期徒刑各二年六个月，分别并处罚金300万元、150万元，并追缴共同违法所得1334.842万元；深圳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二审裁判后，案件并未随着卷宗归档而结束。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遭受的损害不会因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而当然得到恢复，深圳中院就审理中发现的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损害线索，向相关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该部门随后组织核查处置，并印发专门通知，推动各区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等生态环境损害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从查办一宗案件到筛查一类风险，司法建议连接了个案裁判与行业治理。

协同治理也在制度层面展开。深圳法院持续推进与检察机关、生态环境、规划和自然资源、水务等部门的协同联动，通过联席会议、日常联络、线索移送等机制，衔接刑事追责、行政监管、民事赔偿和生态修复；龙岗区法院与生态环境、水务、城管执法等部门联合签署《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协作共治框架协议》，与大鹏新区共建深圳首个“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创新“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替代性修复体系。

对于无法原地、同质、直接修复的情形，适用替代性履责方式同样需要规则约束。2025年，深圳中院牵头，会同市检察院、市生态环境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印发《关于适用认购碳汇履责方式的实施意见（试行）》，促进执法司法理念一致、标准衔接、尺度统一，明确直接修复优先；确实无法直接修复时，才可选择实现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等量恢复的其他替代修复方式，适用认购碳汇履责方式还须以受损生态功能及“固碳增汇”目标具有关联为前提，认购和核销应在政府认可的正规交易平台进行，并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环境资源审判还将面对新旧规则衔接和新类型纠纷。深圳中院环资庭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化对法典规范体系的认识把握，强化法典与生态环境单行法以及民商法、刑法等其他法律部门的衔接适用，用准用好法律工具箱内的各项规则，严格依法追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绿色低碳发展领域中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新情况新问题，还将继续与行政主管部门、检察机关加强会商调研，保障法典规定和要求精准落地。

从国门固废到碳配额，从污染土壤、受损耕地到山林修复，深圳环资审判正把预防、惩治、修复和治理连接起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这些实践将进入更系统的法治框架。落实到“山海连城绿美深圳”，绿色发展就是让每一片耕地、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海湾，都有人守护、有责可追、有法可依。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吴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