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leni Kalorkoti

利维坦按：

20世纪几乎没有哪位思想家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样，经历过如此戏剧性的命运。曾经，他被奉为现代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奠基者，“无意识”、“压抑”、“梦的解析”等概念深刻影响了医学、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现代文化。但随着实验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兴起，他又逐渐成为科学界最受质疑的人物之一。许多人认为，他的大量理论缺乏可证伪性，建立在个案经验之上，充满时代局限，甚至早已被现代心理学所淘汰。

然而，如果我们对弗洛伊德的否定，本身也带有时代偏见呢？今天文章围绕神经科学家兼精神分析学家马克·索姆斯（Mark Solms）的研究展开，认为随着脑成像技术、神经科学以及意识研究的发展，现代神经科学并非完全推翻了弗洛伊德，反而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与他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洞见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交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弗洛伊德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即便是支持重新评价弗洛伊德的学者，也普遍承认，像俄狄浦斯情结、阴茎嫉妒等经典理论早已难以成立；真正值得重新审视的，或许是他关于无意识、情绪、早期经验以及“通过谈话理解一个人”的基本框架，而不是整个弗洛伊德体系。

真正引人深思的地方，不在于替弗洛伊德“翻案”，而在于它提醒我们：当现代精神医学越来越依赖脑扫描、药物和生物学解释时，我们是否在获得越来越精确的数据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倾听一个人的能力？理解人类心灵，究竟只是破解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还是仍然需要走进那些无法被仪器直接测量的记忆、情感、欲望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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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如果有人宣布自己从今天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培训，那就几乎等同于承认自己打算通过占星术或剖析羊内脏来给患者治病。而要说自己正在作为一名患者接受精神分析，就等于承认自己把心理健康托付给了巫医。因此，如果我告诉你，一位受人尊敬的神经科学家着手挖掘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遗产，并试图证明他的心灵理论和精神分析疗法不仅是治愈情绪障碍的优秀方法，甚至是 唯一方法，你大概会觉得这是一个极其唐吉诃德式的妄想项目，而作者本人或许也需要接受严肃的心理治疗。

弗洛伊德的文化与科学影响力在约70年前达到了顶峰。从那以后，精神病学的很大一部分历史就是对其人、其概念以及其治疗技术的全面弃绝，这种弃绝甚至带有一种残忍、乃至报复性的意味。他被扣上了各种帽子：性别歧视、厌女、霸凌者、自恋狂、恐同者、变态、瘾君子、投机分子、抄袭者、谎言家和科学骗子，此外还是个不忠的朋友和抢夺学生功劳的导师。更不用说他还是个笨拙无能的治疗师——“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恐吓病人，并且始终无法区分病人的幻想和他自己的幻想之间的关键区别。”（1998年由文学批评家、曾经虔诚的弗洛伊德信徒后转变为激进异端的弗雷德里克·克鲁斯 [Frederick Crews] 编纂的解构弗洛伊德论文集中18位精神病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人组成的作者阵容，在封底文案上作出了如上总结。）

如果验尸官要给弗洛伊德主义确定一个具体的死亡时间，他们可能会定在1963年。那一年，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将精神分析理论奉为他所谓的“伪科学”的典型代表：精神分析比单纯的劣质科学更糟，由于它不可证伪，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精神分析理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记忆模糊的梦境进行高度推测性的解读之上，对真正的科学探究毫无抵抗力。波普尔断言，精神分析假装能解释一切，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

卡尔·波普尔（1902-1994）。© Britan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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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今天还有谁敢尝试为弗洛伊德平反？又究竟是为什么？先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原因之一在于：在很多人的眼中，取代弗洛伊德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在20世纪70年代，心理健康行业摆脱了诸如移情与反移情、死亡本能、诱惑理论等模糊的心理学概念，也抛弃了诸如阴茎嫉妒、阉割焦虑和俄狄浦斯情结等更为离奇的概念，转而投向了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药物发现的“生物精神病学”（Biological Psychiatry）。

在摒弃弗洛伊德主义并吹嘘本领域具备正统医学根基的同时，以科学为基础的精神病学曾充满自信地预测，可衡量的成功指日可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哈佛大学医学历史学家安妮·哈林顿（Anne Harrington）在2019年所指出的那样，生物精神病学“过度扩张、过度承诺、过度诊断、过度用药”。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精神病学是否只是用一种形式的巫术替换了另一种形式的巫术？

所谓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和批判精神病学（critical psychiatry）的倡导者们——如今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以及“让美国再次健康”（MAHA）运动的鼓舞下——显然是这么认为的。生物精神病学领域的一些领军人物也是如此。在2002年至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所长期间，托马斯·因塞尔（Thomas Insel）曾试图将美国的心理健康护理方法更坚定地植根于大脑生理学和新兴的遗传学理解之上，而非弗洛伊德主义那些虚无缥缈的概念。然而在2017年，当他回首自己在这一努力上砸下的200亿美元资金时，他的结论却异常凄凉：“我不认为我们在减少自杀率、住院率、促进数以千万计的精神疾病患者康复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

© MedPage Today

生物精神病学曾经许诺的前景似乎具有革命性；但从苦难中的患者视角来看，它所带来的改变却是微乎其微的。不过，重新倒退回一个声名狼藉的维多利亚时代庸医的灵丹妙药，听起来有点像在说：“这种现代医疗技术效果不太好——我们还是改回用水蛭吸血疗法吧。”可偏偏巧合的是，水蛭如今已成为现代整形外科医生工具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手术后的皮肤移植等操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弗洛伊德主义是否可能就是精神病学领域的“水蛭”，正因其一直以来蕴含的惊人健康价值而迎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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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陈述这一观点的理想人选，看起来会非马克·索尔姆斯（Mark Solms）莫属。他是新书《唯一的治愈：弗洛伊德与精神愈合的神经科学》（ The Only Cure: Freud and the Neuroscience of Mental Healing）的作者。这位南非神经科学家履历丰富，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还出版了六本著作，且数量还在增加。他的实验室发现了脑前部负责刺激梦境的特定通路，并推翻了做梦依赖于快速眼动（REM）睡眠的观点。他还对意识科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马克·索尔姆斯。© The Collector

索尔姆斯同时也是一名执业精神分析师；除了精神障碍（焦虑、抑郁、精神病）之外，他还治疗神经系统疾病（中风、帕金森病、痴呆症）。他创造了“神经精神分析”（neuropsychoanalysis）一词来描述自己的临床工作，因为他将传统的精神分析技术——自由联想和梦的解析等探索无意识的方法——与最新的神经科学发现结合了起来。他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于尝试利用现代技术来证明某些弗洛伊德概念和理论的科学依据。例如，索尔姆斯指出，寻求快感的冲动（弗洛伊德“快乐原则”的来源）位于通过多巴胺进行交流的大脑网络中，并且他将“超我”定位在了参与情绪调节的前额叶皮层区域。

既是神经科学家又是执业精神分析师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但索尔姆斯更为罕见，他花了整整29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弗洛伊德全集》的全新修订翻译。其中24卷已于2024年出版，另有4卷关于其神经科学著作的内容（包括一些此前从未出版过英文译本的文稿）将于2028年面世。这些此前被忽视的著作的出版，给索尔姆斯提供了一个纠正“弗洛伊德恐同”这一误解的契机。在给一位请求他“治愈”自己儿子同性恋倾向的女性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同性恋“没什么好羞耻的，不是恶习，不是堕落；也不能被归类为一种疾病”。（鉴于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直到1973年才将同性恋从“反社会人格障碍”或“性偏离”官方分类中剔除，弗洛伊德的这段话显得颇具讽刺。）

弗洛伊德接着指出，历史上一些最卓越的人物——柏拉图、米开朗基罗、达·芬奇——都是同性恋，并以这样一段话结尾：虽然精神分析可以帮助她的儿子变得更快乐、少一些神经质、更有创造力，但这与他的性取向毫无关系。我想，不少批评弗洛伊德的人在读到这段话时都会感到意外。

据索尔姆斯自己估计，“可能世上没有人比我花在弗洛伊德身上的时间更长了。”但他并非像弗洛伊德的拥护者那样教条。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早期的关键领导者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曾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建立一个“类似于查理曼大帝的十二圣骑士”的秘密委员会，以保护弗洛伊德理论不受异端邪说的侵犯。相比之下，索尔姆斯坦然接受对弗洛伊德的一些重要的批评，例如将“死亡本能”称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至于弗洛伊德那些相当“奇特”的性理论，索尔姆斯写道：“我认为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结论：弗洛伊德把这套东西彻底搞混了。”

索尔姆斯在这本书中的部分前提是隐性且无可争议的：尽管人们试图将弗洛伊德主义从精神病学中剔除，但它的修辞、术语和概念——无意识；本我、自我和超我；升华；防御机制；对性的痴迷；早期童年经历的重要性——已经深深渗入我们文化的边缘系统，以至于它们依然活在我们用来讨论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共同隐喻和术语中：弗兰克是“肛门期人格”；玛丽是“受压抑的”；川普是“自恋狂”和“自大狂”；吉尔·拜登处于“否认现实”的状态。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时，诗人W. H. 奥登（W. H. Auden）写道，他已化作“一种整体的舆论气候/我们在其庇荫下度过各自的一生”。

然而，索尔姆斯在《唯一的治愈》中代表弗洛伊德提出的两条明确论点，其雄心之大令人震惊，同时也充满了争议。 第一条论点是：弗洛伊德在神经科学方面的预见性应当获得赞誉。近期的一本神经科学史著作直截了当地指出：“关于大脑如何工作，弗洛伊德没有提出任何新颖或有洞察力的见解。”但索尔姆斯认为恰恰相反：许多关于大脑如何运转的主流理论，最早都是由弗洛伊德梳理出来的。

例如，索尔姆斯写道，弗洛伊德实际上揭示了短期记忆巩固为长期记忆的方式，而且比该过程的神经化学机制被发现早了半个多世纪。为了巩固自己的论据，索尔姆斯请出了揭示这一具体机制的关键人物——埃里克·坎德尔 （Eric Kandel），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坎德尔赞同索尔姆斯的观点，认为精神分析是我们拥有的“最具连贯性和智力满足感的心灵观”，而神经科学则是能够重振精神病学的“新知识框架”。

埃里克·坎德尔（1929-），2000年，因神经系统学领域的贡献与保罗·格林加德（Paul Greengard）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Columbia University

再来看看弗洛伊德主义的核心概念——无意识。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人格和行为受控于暗流汹涌的隐秘驱力和动机，而我们的意识自我对这些驱力大部分一无所知。我们所体验到的“意识生活”，实际上只是对我们因其他原因所作所为的事后合理化——这不仅是对人类理性、甚至是对自由意志的毁灭性打击。

多年来，无意识的证据对于客观科学来说似乎遥不可及。从定义上讲，既然我们中没有人在主观上能意识到它的存在，你又该如何证明它的存在呢？然而，弗洛伊德时代未能拥有的现代技术已经证明，大脑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实际上都是无意识的。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的研究表明[1]，当向人们展示恐惧图像或愤怒面孔的速度快到让他们无法产生意识察觉时，他们的大脑依然记录下了这些恐惧刺激：机器检测到了杏仁核区域的活动爆发，紧接着出现了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和应激激素激增等一系列生理反应。随后，身体感受到的恐惧感突破进入意识层，大脑据此作出决策。如今，至少在基本框架上，已经很难否认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看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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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姆斯的第二条明确主张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更加具有挑衅性。他写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精神分析及其衍生疗法“具有惊人的疗效”——在某些情况下，他认为它们“就像胰岛素控制1型糖尿病，或者HPV疫苗预防宫颈癌一样可靠。这些疗法的效果得到了如此充分的验证，以至于在大多数医生看来——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说——不默认使用它们简直就是疯了”。

在精神分析疗法遭受数十年批评之后，索尔姆斯对精神分析无保留的支持令人震惊。为了支持这一观点，索尔姆斯引用了过去40年里的多项研究和论文，试图证明精神分析式的谈话疗法在治疗抑郁症方面比抗抑郁药或电休克疗法更有效，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方面比抗精神病药物更有效。他还引用研究表明，精神分析具有强劲的“潜伏效应”（sleeper effect）——即在治疗结束很久之后，症状依然在持续改善。

这些结果如此令人瞩目，以至于我决定去查阅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文献。我发现，索尔姆斯在引用文献时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为了证明精神分析式疗法并反对其他形式的疗法（尤其是药物疗法），他忽略了许多细微的差别（有时甚至是直接矛盾的证据）。“精挑细选”并不罕见（尤其是在处理难以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时），但由此得出的结论通常都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审慎与保留。

然而索尔姆斯的断言却异常直接明确：“标准诊断手册中列出和定义的大多数精神障碍，最好的理解和治疗方式不是通过药物，而是通过心理。”以及：“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精神病学中不存在生理意义上的治愈。”也许最令人警醒的是：“现代精神病学的支柱——精神药物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逃避面对患者真正需求这一事实的防御机制。它是一种压制症状的方式，而不是去追问症状背后的含义并加以解决。”

© Centre for Psychodynamic Insights

索尔姆斯的立场，或许并非有意为之，却恰好与小罗伯特·F·肯尼迪作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对SSRI类抗抑郁药发表的公开言论不谋而合，这让2026年5月举行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年会充满了紧张气氛。肯尼迪在不同场合曾表示，抗抑郁药毫无用处；它们比海洛因更容易成瘾，会导致“大脑损伤”，甚至可能是校园枪击案的诱因之一。这些说法都不是事实。但是，针对药物进行煽动之所以容易成功，原因之一在于精神病学的生物学模式——虽然填满了制药公司的金库——却没有提供任何万灵药，反而引发了一轮又一轮令人幻灭的过度反应。（如今，六分之一的美国人在服用抗抑郁药；难怪APA的参会者们人人自危。）

索尔姆斯确实承认，虽然精神病学中不存在生理上的治愈手段，但生理治疗可以缓解症状。正如阿司匹林或布洛芬不能“治愈”疼痛，并不妨碍人们通过服药来止痛一样。尽管如此，他对药物学的猛烈抨击似乎依然过于宽泛：虽然许多服用SSRI类抗抑郁药的人确实不需要也不应该服药，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这些药物，许多其他人将会身心俱疲，甚至危及生命。

在成为精神科医生之前，弗洛伊德本人是一名神经解剖学家。他早期的部分研究集中在鳗鱼的性腺和小龙虾的神经系统上[2]。但考虑到19世纪90年代他所能获得的工具，他不断撞上物理大脑所能揭示的心智运作规律的极限。在挫败感和对资金的需求下，他放下了显微镜，开办了私人诊所，开始转而专注于对患者以及他自己心灵的临床观察。从内部研究意识——以及潜藏在其下的无意识大脑——正是弗洛伊德构建精神分析理论的方式。他有时对这种方法表示尴尬。“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写的病历读起来居然像短篇小说，而且可以说是缺乏科学严谨的印记，”他在1895年奠基性著作《歇斯底里研究》（Studien über Hysterie）中这样反思道。

1938年6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中）与他的女儿马蒂尔德·霍利彻（左）以及精神分析学家欧内斯特·琼斯。© Verywell Mind

弗洛伊德从未放弃将生理学与心理学联系起来的追求。“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在心理学中的所有临时性设想，将来大概都会建立在有机质的基础上，”他在1914年写道。1938年，就在去世前不久，弗洛伊德依然在坚持这一观点：“未来可能会教会我们，通过特定的化学物质，直接对精神装置中的能量大小及其分布施加影响。”

索尔姆斯接过了接力棒，但他坚持认为，我们尚未到达弗洛伊德所预测的那个未来。相反，他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回归弗洛伊德的真正目标：去治疗灵魂，不是像现代生物精神病学那样通过看护大脑，而是“通过承认‘灵魂’——即作为体验着、活动着、活生生的‘自我’——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并非孤军奋战，即使在那些伴随着生物精神病学崛起而成长起来的临床医生中也有同道中人：精神科医生佩萨赫·里希滕贝格（Pesach Lichtenberg）在2023年出版的《重新思考精神药物学》（ Psychopharmacology Reconsidered）一书中写道，精神病患者“太引人入胜、太复杂了，绝不能被简化为对多巴胺受体的阻断”。那么，索尔姆斯提供了一张怎样的蓝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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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契诃夫那个著名的论断吧：如果在第一幕中出现了一把枪，那么在第三幕中它必须开火。好吧，这里有一个推论：如果你在一本关于精神分析的书的第一页引入了一个阴茎，它很快就会勃起，或者勃起失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第二段中，索尔姆斯引出了一位名叫泰迪·P（Teddy P）的患有抑郁症的医生，他在经历早泄和勃起功能障碍双重折磨后被女友抛弃（对于一本关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来说，这剧情也许有点过于直白了）。

当泰迪的病情恶化时——除了抑郁和性功能障碍外，他还出现了失眠、头痛、脑雾、癫痫发作以及可能患有痴呆症的迹象——索尔姆斯收他为患者。他断定泰迪的根本病因是心理上的，而非神经系统上的（之前的癫痫发作曾让这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将泰迪的大部分病痛归咎于他为治疗抑郁、焦虑、失眠和疼痛所服用的药物及治疗带来的连锁反应。索尔姆斯帮他逐渐停用了药物，并与他一起展开了精神分析疗程。然后，他把泰迪的案例搁置一旁，让读者在悬念中等待了258页，才重新叙述他的命运。

尽管接受过极为系统和广泛的神经医学训练，索尔姆斯却专门将精神分析的工作描述为“不太像科学，而更像是一门实用手艺。丰富的经验让人熟悉各种各样的故障，并能提出各种各样的修复方法”。有些人——这里所说的人，可能也包括我自己——通过将自己的焦虑和抑郁理解为机械故障而非道德失败，能够获得某种慰藉：譬如这里有一处气质神经线路的卡顿，那里有一处不幸的基因变异，或者某种神经递质的失调，就像糖尿病患者胰腺中胰岛素调节出了问题一样。

但是，索尔姆斯继承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这些机械故障只有作为对无意识驱力和情感需求进行全面重塑的一部分，才可能得到解决。这一理论在索尔姆斯自己身上得到了印证：他自幼就饱受严重的死亡焦虑折磨，当时他的哥哥在一起奇特的意外事故中遭受了脑损伤；但后来，在克里福德·约克（Clifford Yorke）的诊疗榻上进行了一程分析后，他被治愈了——约克是一位英国二战老兵，曾在集中营解放后参与救治贝尔根-贝尔森的幸存者。

泰迪康复了。（这算不上剧透；读者恐怕也压根没预料过其他结局。）在与索尔姆斯进行了长达四年艰难的共同努力，重新审视了童年早期的经历以及他与母亲的关系之后，他的抑郁和焦虑消退了，他的性障碍和情感依恋问题得到缓解，他日益增强的意识觉知将他从破坏性的无意识强迫行为中解脱了出来。他最终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医生。

整个治疗过程包含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曲折与转变，索尔姆斯动用了大量的弗洛伊德式工具——梦的解析、自由联想、打破防御机制、找回被埋藏的记忆、移情与反移情，以及分析师做出的极其详尽（要我说，是过分详尽）的解释尝试。对于像我这样有着坚定唯物主义倾向的人来说，这一切似乎显得有点过头了。

然而，索尔姆斯在书中不同地方写下的两句话却深深触动了我。一句是：心理治疗的核心目标，归根结底不过是“帮助我们的患者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无论你对整个复杂的弗洛伊德大厦持何种看法，谁又能对此提出异议呢？另一句则是：“精神分析是一种通过爱人如己来施展的治愈方式。”索尔姆斯致力于通过为弗洛伊德的项目赋予神经科学基础来完成它——但也许，他更重要的成就，是为精神病学重新注入了它的人性。

参考文献：

[2]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5/25/where-do-eels-come-from

文/Scott Stossel

译/腐竹与瘦竹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2026/09/freud-psychoanalysis-theories-brain-science/687957/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腐竹与瘦竹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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