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已识能忧患，贫贱谁云有弟兄。海上桑麻应自好，荷锄何日与归耕？”

光绪二年（1876年）春，22岁的张謇在江苏南通告别三哥张詧（音如察）时，写下这几句诗。因多次科举失利、卷入冒籍风波，令张謇身心俱疲，颇有归隐意。

张謇是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敬礼先生回忆：“曾听黄炎培先生说过，每逢春节，毛主席都要在他的住处设便宴请几个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谈心。毛主席曾说：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张謇的科举之路不顺利，奋斗近30年，16岁中秀才，17年后才中举，又经9年、失败4次后，才成状元。他自叹：“计余乡试六度，会试四度，凡九十日，县州考、岁科考、优行、考到、录科等试，十余度，几三十日，综凡四月，不可谓不久。”幸33岁改到北京考试，否则更艰难，北京堪称是他的福地。张謇多次到京，也有在京长期工作机会，可他每次待的时间都不长。

随着电视剧《江海潮生》的热播，关注张謇的人们越来越多。本文主要依据章开沅先生的《张謇传》一书，和学者徐乃为的《张謇的科举“四元”探赜》、学者王斌的《张謇的科举之路及其心态嬗变》二文，试钩沉张謇与北京的关系，以及他如何当上状元等。

电视剧《江海潮生》海报

24岁后才改名张謇

据章开沅先生钩沉，清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张謇生于江苏海门，其家本富，祖父辈“不治生计”且赌博。张謇的爷爷张朝彦入赘吴圣揆家，种地兼贩瓷。

张謇的父亲名张彭年，兼祧吴氏，四子张謇进书塾时名吴起元，“直至五弟（张）警出生后始还本姓”，15岁时改名张育才，24岁后才称张謇。

张謇5岁入塾，11岁谋举业，他的母亲去世前叮嘱：“科第为士人归宿，门户名号，自须求之。”张家三代无生员，属“冷籍”，子弟在报考、入场、确认身份时常被地方学官刁难。经人介绍，张謇冒如皋人张驹的孙子，在如皋应试，“许院事隽，酬以钱二百千”。

15岁时，张謇州试位列百名外，他的老师宋璞斋大骂：“若千人试而额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你）也！”张謇惭，在“塾之窗及帐之顶，并书九百九十九五字为志”，看到时“往往泪下如雨”，此后每夜读书“必尽油二盏”，夏夜在桌下置两坛，双脚放其中，防蚊虫叮咬。

清同治八年（1896年），16岁的张謇考中秀才。没想到，张驹的弟弟和侄子等借机勒索，求助老师宋璞斋，宋却说：“今请改三代，则秀才立时斥革。种田人家甫得一秀才，已视如此耶？”原来宋璞斋参与了骗局策划。

张家无奈，5年间备受敲诈，欠下1000多两白银的外债，张謇的三哥张詧“遂废举业，佐父治理生计”，在地方官孙云锦帮助下，张謇终于改籍。孙云锦珍视张謇的才华，他调任江宁（今江苏南京）后，请张謇入幕，兼教他两个儿子。孙云锦又把张謇推荐给名将吴长庆（袁世凯的义父），张謇遂入庆军幕，据王斌钩沉：“吴长庆在自己住所后筑茅庐5间，作为张謇处所，并月给俸银20两。”

本文开头引诗即张謇入庆军幕不久后写的，张謇曾叹：“因思家况清贫，科第不可必，若竟闲居读书诚得矣，奈积逋生计之累吾亲何？”因而“不觉心事之麻乱矣”。

在南京，张謇也得到了好处——拜在桐城派大师张裕钊门下，提高了写作技巧。张裕钊说：“吾得通州三生（另两人为范当世、朱铭盘），身后有托付焉。”吴长庆到京述职，也带着张謇，或是张謇首次到北京，短短几天而已。

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事变”，时任山东提督的吴长庆奉命率三千庆军（淮军的一支），从山东登州乘北洋水师的军舰渡海平乱，取胜后表示：“赖张季直（张謇字季直）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其功在野战攻城之上。”吴长庆去世后，朝廷为他立靖武祠，属下首列张謇，袁世凯才排名第21。

从朝鲜归来后，张謇名声大噪。吴长庆想自费给张謇买个官当，被张謇拒绝，他想自己通过科举得官，不愿“进身之始藉人之力”。

不理张之洞，也不理李鸿章

张之洞、李鸿章都想拉张謇入幕，均遭拒，时人称他“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张謇自道：“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

张謇科举之路艰难。一是他进考场常齿痛、感冒、痰中带血，二是他喜“独抒己见”，他的老师赵菊泉告诫：“佳者独抒己见而不背法，可希作者，但场屋不可如此。”张謇前5次参加南京乡试均败，33岁改到北京考试，主考潘祖荫、翁同龢是南派清流领袖，想把张謇“拉入自己的阵营”。据王斌考证，张謇的试卷原定第六名，三场考试中首场最重，张謇发挥平平，潘、翁借口张謇后两场好，拔为第二名，时称“南元”。

接下来的会试中，张謇又四度受挫。张謇称三次被人“冒顶”（两次确凿，一次可能是误会）。

清代科举有糊名制度，主考官也不知是谁的卷。无锡人孙叔和、武进人刘可毅知考官看好张謇，模仿其文风，竟被误认，先后考取会元。特别是刘可毅，他没去过朝鲜，见张謇曾在朝立功，便在考卷中加了一句“历乎箕子之封”（箕子是朝鲜古国名），果然骗过主考官翁同龢。内幕曝光后，人们戏称刘可毅为刘可杀（二字的繁体形近）。

1892年科举，翁同龢下决心录取张謇，却没找到其考卷。原来，初审阅卷官冯金鉴“吸鸦片之时多”，没细看张謇卷子，便以“宽平”（宽松平庸）之名丢弃。

翁同龢让张謇先留在国子监任教，年薪600两，静等下科，张謇婉拒。张謇很快又求崇明瀛洲书院院长一职，年入300两，但离家近。

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特开一届恩科，已76岁的张彭年劝张謇：“儿试诚苦，但儿年未老，我老而不耄，可更试一回。”章开沅认为，张謇“已怯于上场，因此迟迟上场”，连考试用具都是“杂借自友人”。对最终成绩，张謇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竟考中第60名，复试时又位列第10，获参加殿试的资格。殿试阅卷时，翁同龢匆匆一看，便评价“文字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殿试的8位大臣中，4人投票给张謇。经26年挫败后，张謇终于成了状元，却已42岁。

启功先生读过家藏的、翁同龢给其曾祖父溥良的信，在《启功口述历史》中，他承认：“显然，张謇和我祖父的中第与翁同龢的特意安排有关，说白了就是当今所说的‘猫腻’，但这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

只想做事 拒绝应酬

虽有“猫腻”，却不是弊案。学者徐乃为指出，翁同龢当年找张謇考卷，是公开操作。翁同龢与李鸿章矛盾深，曾弹劾李“败坏和局”，李鸿章却没反劾张謇科举作弊，可见类似操作在当时不奇怪。

潘祖荫、翁同龢联手改乡试排名，事后潘祖荫却不居功，称“朝廷得人，殊可贺耳”。时人无程序正义意识，既然张謇是大才，让他考中，有利于国，就不算作弊。

在清代，从没人说张謇靠作弊上位，时人多认“在湛深经术之儒，原不必拘拘考试”，经历折磨后，张謇对科举也持否定态度：“科举制艺之徒，空言无用，乃决去之，而趋向于泰西科学。”“科举之弊，令人气短。”“中国人人格，大概不及各国之处，在今日尚沿科举余习，人人歆羡做官。”

考上状元后，张謇被授予六品翰林修撰，上岗仅120天，便收到父亲去世的电报，匆匆离京，回家丁忧。

甲午战后，张謇转向“实业救国”，时中国进口商品中棉纺织品和钢铁占比超60%，每外流白银2.2亿两，张謇用“棉铁主义”应对。1899年大生纱厂投产后，首年即盈利5万两，1905年获纯利超57万两，1907年，纱厂资本规模达113万两。到1904年时，张謇纱厂的纱锭数已占全国华资厂总数的11.9%。

迅速实现盈利，除了融资能力强、擅争取管理者的支持外，还有打开新市场的因素。当时江浙等地多私人织机，生产成本低，产品质量不统一，限制了市场发展。张謇用机制棉纱替代传统手工纺纱，提高了私人纺织品质，从而为普通家庭打开了新的收入通路，所以广受欢迎。

张謇办实业，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天下苍生，他曾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他一边开工厂，一边办学校，全力拓展“强国之基”。

据学者马斌在《张謇办厂的缘起、成败及其历史镜鉴与时代价值》一文钩沉，张謇后期也出现了一些决策失误，如盲目扩张致资金链断裂，产能增加太快造成产品滞销，且过度依赖纺织，“未能及时顺应国际竞争格局变化调整升级”。

1913年10月，张謇再度来京，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工商、农林两部总长。熊希龄内阁由梁启超、朱启钤、周自齐、孙宝琦等名人主持，被称为“名流内阁”。年已60岁的张謇拒绝部门安排的豪宅，搬进“石驸马大街蒙古议员俱乐部”内普通住房，为拒腐败，他还登报发“客约”，即“以衰老之躯，宝贵之时间，供宾客往来雅宴清谈之酬酢，势实不给”，后又提出“若事语非十五分钟所能尽者，乞赐书问备答。饮食之会，敬谢不赴，并祈恕不设酬”。张謇被当时媒体尊为“现内阁之白眉”。

“名流内阁”不到半年即倒台，此后工作难推进。1915年8月，袁世凯策划复辟帝制，张謇拂袖而去。学者王斌称，张謇当官时间短，曾自嘲“读书三十年，为官半日，可笑人也”。张謇想做实事，不愿混官场，所以他每次来北京，待的时间都不长，他晚年两次在北京香山过春节，想在那里建私人别墅，还计划在北京建一座现代博物馆，可惜都未能实现。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