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陈毅元帅这句话已经成了大多数人都听过的名言，淮海战役期间，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放区前后共出动支前民工五百四十三万人，运送了九亿六千万亿斤粮食、一千四百六十万斤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而包围圈里的杜聿明和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黄维等兵团，也只有将军们才有罐头和香烟，基层军官和士兵，冻饿而死者不知凡几。

支前民工主要负责运输，战区各地的民兵配合主力作战也屡建奇功，时任第一八〇师师长的陈芳芝回忆，他其实就是被民兵俘虏的：“一月十日夜十二时逃出包围圈，向永城西北方向逃窜，刚走出四五里路，就被民兵四面包围。我命部队抢占一个小村庄，构筑工事顽抗。最后，在解放军地方部队猛烈攻击下，我只好下令全部放下武器。至此，我率领的第一八〇师全部被歼。（本文黑体字，均出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淮海战役》）”

陈芳芝说的“地方部队”是不是民兵，读者诸君自有公论：当时永城还是蒋控区，不大可能有我们军分区，陈芳芝可能是觉得自己被民兵俘虏比较丢人，这才换了个说法。

时任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的杜聿明（1959年特赦）和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1975年特赦），被俘后和特赦后都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都提到了民兵，还说他们围捕过几位民兵，但遇险的民兵是几人，他们的说法却并不一致，杜聿明说是两个，文强说是七个，但那几位民兵最后全部脱险，这两人的说法倒是一致的。

除了文强和杜聿明，还有其他被俘蒋军将领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过民兵给他们造成的巨大压力，时任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少将副参谋长、第一二二师师长的熊顺义（1949年12月在四川绵竹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任西南军区起义部队第一二二师师长，1955年专业到地方工作）回忆：“（1948年11月）十日晨，渡涡河沿蒙宿大道北上。晚宿南坪集附近，第四十七军某部机枪连被当地民兵袭击，夺走重机枪四挺。忽然谣传兵团部附近，也有潜伏的解放军，半夜起来搜查，并无其事，受了一场虚惊。”

杜聿明带着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从徐州往永城一路奔逃，其狼狈程度可用“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来概括，沿途如影随形的民兵，让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蒋军“王牌”成了惊弓之鸟。

四挺重机枪，说被抢走就抢走了，民兵只要枪不要俘虏，看起来当时的蒋军已经很不值钱了，无处不在的民兵让蒋军一夜数惊，不管是孙元良的兵团部，还是杜聿明的那个比兵团司令部还高一级的前进指挥部，都有民兵如神兵天降般的身影，他们的袭扰，让蒋军在惊慌失措中互相开火，有时有一打就是一宿。

1948年12月3日，步履维艰的杜聿明到达孟集，足足打了一晚上：“是晚全线皆有战斗，甚至指挥部（指杜的前进指挥部）及第二兵团所驻的孟集内外亦发生混战，战斗一直打到我住的房屋门口，直到四日拂晓前后始渐形沉寂。检查结果，只发现几具似农民非农民的尸首及几个被打死的国民党军，此外并无虏获解放军的任何证据。这一晚混战究竟是国民党军自相混杀，还是真有解放军打进来，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一个谜。”

杜聿明不清楚的事情，他的副参谋长文强却很清楚，他在记录自己改造生活的《新生之路》中证实，那就是他们自己“炸营”了，这在古代叫“营啸”：“深夜从梦中惊醒，忽报共军摸营打来了，于是特务营、监护营便朝着人声嘈杂之处乱枪射击。我立在高墙下上下左右观察，只见星光点点，什么也没发现，只听我方乱枪扫射的声音，却听不到反击的枪声，断定是一场误会，才下令停止射击，不过已足足打了两个时辰（四个小时）了。”

因为前进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一直在老蒋和杜聿明之间充当通讯员，文强这个管人事、司法、后勤的副参谋长实际承担了参谋长的任务，他和第二处（情报处）处长李剑虹事后查明，那是他们的通信兵查线的时候互相打招呼，喊叫的“来了！来了！”被其他部队误听为“共军来了！”然后就是各种武器一起开火，“杜聿明通夜不眠，邱清泉则红着眼睛大骂通信兵，并且威吓说要枪毙几个示众。

最后责任人也查清楚了，最先乱打的是特务营警戒兵，事后他们还振振有词地替自己说“共产党的军队到了，不打不行，大有冲进寨子里来的可能。”

杜聿明和邱清泉之所以一夜没睡，是因为杜聿明几次打电话要邱清泉调部队来增援，一直折腾到天明，杜宝惠的特务营和邱清泉派来的“援兵”，打死打伤的是在外面露营的坦克兵和辎重兵——坦克兵那可是蒋小二训练出来的“精锐”，被“自己人”干掉了那么多，这乐子可真够大了。

蒋军杯弓蛇影，但也不是毫无“收获”，杜聿明回忆：“当晚在我住房的一个碉楼上查出两名解放军武装便衣（也许是民兵），我令审讯后枪毙。后来据副参谋长文强说，他并未执行，而是把他们放了。”

杜聿明对很多事情都稀里糊涂，这可能跟他身体不好有关，连被查出的是什么人、几个人都不清楚，具体负责人文强的记载却很详细：“第二处处长李剑虹、政工处长简洁、特务营长杜宝惠，在后门一座五层宝塔内，发觉有人，便包围拽查，结果在塔内发现七个农民模样的武装便衣，立即惊动总部，经过审讯，他们不承认是共军，只说是一小股游击队。李剑虹等人认为罪证确凿，主张立即处决。杜聿明则主张追出实情再行发落。舒适存和我当然按照杜聿明的指示办理，没有急于处决。”

杜聿明和文强的上述说法基本一致，文强除了在《新生之路》中提及此事，在他写的《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和《文强口述自传》中也都说当时被困的是七位游击队员（武功队员），而且在《口述自传》中详细介绍了他放走那七位游击队员的全过程。

据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当时是李剑虹调动一个营包围了宝塔，无论怎么喊话，里面的人都坚守不出，最后他们用大量炸药炸开了大门，才按住了七位被震晕的游击队员和一些炸药包和手榴弹——连枪支都没有，可见这绝非解放军突击队，而是不折不扣的游击队员。

《文强口述自传》描述：“我把情况报告给杜聿明，杜聿明拿支笔一批：‘就地枪决。’我把军法处长和第二处处长找来，对他们说：‘你们糊里糊涂的，判断不对呀。如果他们要炸掉我们的指挥部，这个罪就大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得手，法律上叫做犯罪未遂，就是有罪，也要减刑，不能杀，要杀也只能杀为首的一个，把那七个人都杀掉，哪有这样的法律啊？”

军法处长和情报处长都主张杀害，文强坚决不同意，认为这只是几个农民，即使是俘虏也不能杀，所以拒绝在执行枪决的命令上签字，而是命令李剑虹把这七个人带着一起逃到了陈官庄，而杜聿明一直对此事毫无察觉，最后李剑虹也觉得麻烦：“你看这事闹的，他们在这里还要吃要喝的。我让第二兵团邱清泉那里开个口子，假装我们有任务，把这七个人派出去，把他们都放了。”

据文强回忆，他是把那七位游击队员带着走了半个月，直到在陈官庄被围得水泄不通，才从第二兵团第五军熊笑三那里开了个口子放了出去，等杜聿明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时候，那七位脱险的游击队员也都找到了。

如果那七位游击队员没有被发现，淮海战役可能结束的时间还要早一些——这几位勇士已经潜到杜聿明指挥部附近，只要行动得手，那将是一次可以载入军史的斩首行动。

炸毁杜聿明指挥部虽然功亏一篑，但淮海战役中民兵发挥的巨大作用，却是有目共睹的，带着第一一〇师战场起义的地下党员廖运周回忆，吴绍周第八十五军的行动迟缓拖了黄维第十二兵团的后腿，而吴绍周则是被游击队员迟滞了脚步：“黄维在阜阳渡沙河时架过桥，但他带部队过河后又未留兵守护，等第八十五军到了，桥已被当地民兵拆了，我们还要重新架桥。”

“扒铁道炸桥梁”原本就是游击队的拿手好戏，夜间袭扰，突袭渗透，也把蒋军折磨得寝食难安，第十六兵团四十七军一二五师少将师长陈仕俊哀叹：“我部从村庄与村庄之间空隙钻进，都遇到解放军和民兵的袭击，所以师与团之间、团与营连之间失了联络，不知各团营位置在哪里，各级对部队不能掌握，失去了战斗力。”

差点炸掉杜聿明指挥部而被围捕的游击队员，究竟两个还是七个？这些勇士是如何脱险的？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得看文强的回忆文章，因为杜聿明对这件事的了解不是十分清楚，究竟有几个游击队员，以及这些游击队员是如何脱困的，他并不如文强清楚。

文强的审讯毫无结果，那几位游击队员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附近的农民，文强也没有深究，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多杀几个人也不能扭转战局，还不如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了解文强履历的读者都知道他参加过南昌起义，甚至算得上一个老红军，所以他对游击队员手下一点也不奇怪，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也了解人数众多的游击队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那么在您看来，杜聿明一步一个坎，走到哪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文强释放并派人护送游击队员脱困，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