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回望家乡，写出了他记忆和感受中的潮汕，将隐藏在潮汕历史和文化中的世界性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英文世界，这些祖先，我的父母，包括我自己，都是一个个陌生人，对于陌生的英文读者，我用这门陌生的语言，可以更加独立地去描述他们。在叙述和被叙述之间，我和他们获得了适当的距离，而不会背负上中文世界里早已被界定和概括的亲情包袱。”

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任编辑｜黎衡

▲潮州凤凰塔。受访者供图

早在2011年，李梓新就想写写潮汕了。

那年，他刚出版了一本分析英国政治制度的书，与编辑聊天时提及下一本书是不是可以写写自己的家乡。但那个写作计划没有怎么经过讨论，李梓新就主动放弃了，“觉得好像不是时候”。彼时的潮汕地区在中国人认知里还只是一个面目模糊、边缘感十足的小地方，文化层面上被讲述的故事乏善可陈。写一本关于潮汕的书，会有读者想看吗？他有些怀疑。

他从2001年开始进入传媒行业，当过记者、编辑，做过公关，2011年创办了非虚构写作平台“三明治”。在他的印象里，潮汕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过主流媒体的注意，“别说封面报道了，就是长篇报道我都几乎没看到过”。

近年来，潮汕地区随着美食进入大众视野，然后潮汕牛肉火锅店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出。外地食客学会了像潮汕人那样分辨什么是“吊龙”什么是“胸口朥”，去潮汕寻觅美食也开始成为旅行风尚。

李梓新在潮州出生、长大，在那生活了19年。每次回潮州，他都要去太平路走走。太平路也被本地人称为“大街”，它是潮州古城唯一的干道，地位类似于曼哈顿的第五大道。2009年，潮州市为了开发旅游业重建了太平路，竖起了23座牌坊，太平路也被改名为牌坊街。李梓新每年都会回潮州一两次，根据他的观察，牌坊街一直不温不火，到2014年、2015年开始有点起色。“那之后，感觉潮州的游客逐年在增多，在2018—2019年达到了一种比较理想的平衡状态。”

“潮汕热”的真正形成是在近五六年里。新冠疫情期间的国际旅行限制促进了境内游的爆发，潮汕地区开始成为热门旅行目的地。在美食之后，游神、“营老爷”、英歌舞等传统民俗也开始成为潮汕的招牌。

潮州作为“潮汕”中潮字的来源和历代府治的中心，凭借保存得不错的古建筑群和美食文化，吸引了来潮汕的客流中一半以上的人。2026年春节假期期间，两倍于本地人口数量的游客涌入潮州。

2026年6月，李梓新的新书《出潮入海》出版。从最初动心起念到真正落笔成书，十五年已过去。这个潮汕游子“出潮入海”，到了潮州家人们难以想象的远方求学、工作和生活。但恰恰是在远方，他开始回望家乡，写出了他记忆和感受中的潮汕，将隐藏在潮汕历史和文化中的世界性展现在读者面前。

▲《出潮入海》作者李梓新。受访者供图

01

从地方进入世界，从世界回到地方

与现在人们在公众号文章和旅行vlog中看到的潮汕不同，李梓新记忆中的潮汕没有太多值得艳羡的东西。1990年代初的潮州甚至没有铁路，只有普通人坐不起的飞机和通常需要过夜的大巴。当时潮汕地区内部的相互连通很微弱，除了交通不便以外亦有口音的壁垒。

潮州市区见不到海，只有一条韩江穿过城市中央，江水向东南奔流，从汕头入海。汕头组成了“潮汕”一词中的“汕”字，在改革开放后位列第一批经济特区之一。进入20世纪，潮州这个名字逐渐缩小为对今天潮州市的称呼，尽管在英文世界里，“Teochew”（潮州的方言音译）依然代表着整个潮汕地区。在李梓新的少年时代，潮州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持续跌落，作为一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潮州长大的孩子，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座城市的昔日荣光浑然不觉。

离乡似乎是每一个有抱负的潮汕年轻人的宿命，李梓新也不例外。对外部世界的痴迷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直到1998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他才第一次走出潮汕，在普通话的环境里生活。在《出潮入海》中，李梓新用了不少篇幅描述他对必须融入某种更正统语言的感受：“我感觉北方普通话的世界和粤语（广州、香港）的世界，一个比我们正统，一个比我们时髦高级。”如今他说话依然带有浓重的潮汕口音，时过境迁后的文字，不足为外人道一个潮汕年轻人在融入主流语言、主流文化过程中，需要被小心掩饰的自卑。

“在21世纪前后，能够走出小城市去往大城市的人，好像搬回去就是一种失败。”有意思的是，偏偏是在故乡潮汕，李梓新开始了他的“出海”。国际新闻人陈婉莹受李嘉诚的邀请，到汕头大学创办新闻学院。因仰慕陈婉莹，李梓新来到这所新成立的新闻学院从事新闻和公关工作。在汕大工作期间，他结识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前制片人、CNN战地记者，生平第一次出国，带领过学生去美国报道大选，频繁往来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眼界一点点被打开，李梓新离故乡越来越远。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了硕士学位后，他又为了陪伴孩子读书，举家搬到了伦敦。还未完全在伦敦站稳脚跟，疫情就迎面袭来打得他措手不及。诸事停滞，压在心底的对故乡的牵念浮起，李梓新萌发了用英语去写潮汕的念头。

“在英文世界，这些祖先，我的父母，包括我自己，都是一个个陌生人，对于陌生的英文读者，我用这门陌生的语言，可以更加独立地去描述他们。在叙述和被叙述之间，我和他们获得了适当的距离，而不会背负上中文世界里早已被界定和概括的亲情包袱。”李梓新在《出潮入海》中这样解释。参加了几个创意写作工作坊后，他仍未满足，申请上了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EA）创意非虚构写作专业，与知名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石黑一雄成为校友。

李梓新的英文写作从对他最有精神象征意义的潮州老厝开始。那是曾祖父发达后建起的房子，在住房紧张的年代，曾祖父子嗣中的四个大家庭栖身其中。宅子中间的灰埕摆了若干褐色水缸，莲花、芍药、文竹和夹竹桃在缸中安静生长，与旁边摆放的芍药和地上的石莲构成了一个植物王国。受语言能力所限，李梓新没有太多生动的形容词去描绘这个儿时最初的游乐园，但发现仅仅是把这些名字事无巨细地摆放在一起，把绵密的细节串联成章，就已经在英语里构成了独特的语感和空间感。

他也很快发现，“英文世界的读者对细节是贪之不厌的”。UEA的同学对他笔下关于潮州老厝的一切人和事都倍感兴趣，在学习和彼此交流中，他开始用一种从未尝试过的非虚构方式写作，“以自己为主体，勇敢呈现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总想着藏在事实后面，暗暗观察”。

他从记忆中打捞出一个又一个细节，又在历史文献中发现家族史中语焉不详的部分居然与一段被遗忘的潮汕历史有所勾连。清末民初，李梓新的曾祖父通过刺绣抽纱一举发家；1950年代之后，公私合营，他的阿公和父亲相继成为抽纱公司的员工，母亲则为抽纱公司附属机绣厂的计件工人。早在民国时期，抽纱就是潮汕地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980年代初，抽纱再次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是潮汕地区参与人口最多的产业之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数次出现女主角淑柔手捧绣棚刺绣的场景，记录下了潮汕人关于刺绣抽纱的集体记忆。

潮汕与外部海洋世界的自由流动在20世纪下半叶一度中断，人们早已遗忘抽纱的缘起与西方传教士有关：抽纱是一门融合意大利、墨西哥等地区工艺的纺织技术，由美国传教士耶琳夫人在19世纪末引进潮汕，本地女性基督徒林赛玉习得后把它与刺绣结合起来，发展出独特的潮汕抽纱，物美价廉，很快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

在写作过程中，李梓新渐渐意识到，“离散”是潮汕故事的母题：“即使在‘下南洋’的大门关闭之后，我的父母，其实也在去海南的十年间选择了和潮汕的离散。”一位英国同学读了他的文章后告诉他，第一次感觉“离散”（diaspora）这个词似乎带有一点被动性，而西方人的迁徙很少有这种感受。另一位英国同学说，“放逐和回归”是具有世界性的故事主题。

2024年年底回国后，李梓新用了一年的时间写《出潮入海》。他在英国学习非虚构创意写作的经历既构成了书中重要的叙事线索，也为他的写作本身提供了新的方向。他经常和一位加拿大的写作朋友珍妮探讨写作问题，对方看了他的书稿，提出这本书应该属于“混合回忆录”（hybrid-memoir)——一种糅合了个人叙事、历史和社会分析的，此前在中文世界中罕见的文体。对于李梓新来说，在潮汕成为“显学”之后书写家乡，他还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独特文化的根源，潮汕如何书写自我？”

他仍在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潮州西湖。受访者供图

02

潮汕在不同的语言里会有

不同的人格和存在感

南方周末：这本书出版的时间非常巧，刚好在《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当下。请谈谈写作《出潮入海》的缘起？

李梓新：大概2022年的时候，我其实最早是想写我在英国的经历。当时我只想为自己而写，都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需要出版的东西。2024年年底回国，我想拓展在英国上创意写作班期间的写作计划，继续书写潮汕、我的家庭和我的个人成长。当时我面临的情况是，要在一年之内写一本书，它的体量肯定比我的英文写作更大，结构也不是很确定。

《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大众心理也有点变化，潮汕成为一个“显学”，但我写书的时候潮汕还没有那么显学。如果读者想要在《出潮入海》里找到一些呼应他们需求的潮汕，未必能找得到。我写的是那些很个人化的东西，一五一十地介绍潮汕不是我理解的非虚构写作的审美。

南方周末：和初稿相比，成书进行了哪些调整？

李梓新：实际上写到五万字的时候，就开始感到别扭了。写在潮汕的童年故事，因为有一定的距离感，你在文学性上是可以把握的。但如果要写到近十年的个人经历，就很容易写得像简历，比如你会罗列做过的事；如果是写那些做得不错的事，又太像自夸了，这很尴尬。

但我不想把这本书处理成全部都是关于童年的回忆。之前我在英国用英文写了一些关于潮汕的文章，用另外一种语言故事，寻找我的“潮汕性”。我觉得这可以说是同一个故事的一体两面，是蛮有意思的，我就想把这两条线交织起来，为这本书提供一种推动力。

初稿里以童年视角书写的内容只有两章，编辑张吉人看过后提出潮汕的部分还不够，我就拓展到了四章，然后引入当下视角，通过描写我在英国书写潮汕，在课堂上引起了同学们怎样的反应，再返回到记忆中的潮汕，两条线一直交织到第十五或十六章。最后五六章里，我描写了重返潮州的经历感受。

写作是有“声音”的。《出潮入海》里，彼时的声音是童年的我，此时的声音相对来讲就是在UEA学习创意写作的我。彼地是记忆中的潮汕，此地就是离开潮汕之后的所有地方。彼时此时，彼地此地，彼我此我，至少有八个不同组合供我考量如何去写。英文中有时态的明确区分，这种不同时空的感受就比较强烈。

南方周末：所以这本书有点像是一个关于你的英文潮汕故事写作的“元文本”。你的英文文章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区别大吗？

李梓新：文本本身有很大的差别。首先英文的文本没有那么长，其次《出潮入海》并不是直接把英文文章翻译过来，书中唯一靠近“翻译腔”的部分是和儿子返乡扫墓的那个章节。当然，书中写到的很多事情我已经在英文文章中写过，比如潮州老厝的环境，抽纱的家族史，阿公爬上五楼，来我们家吃了年夜饭就匆匆离去的事情。

后来我问了我爸，他说这就是潮州当地的习俗——老人要在每个子女家都吃年夜饭，这样才会家族兴旺。写英文文章的时候我还没有跟我爸求证过，开始写书后我回潮汕，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印证记忆、收集素材。

先用英文去写自己的家乡，然后在中文世界里这样写作，尤其是非虚构写作，还不算很多。当一座城市被另一种语言表述，它可能也获得了一种所谓的世界性，或者一种新的人格。我们没有太多地想到，城市在不同的表述里会有不同的人格和存在感。

▲UEA校园。受访者供图

03

我们对个人化表达的接受程度在提升

南方周末：在UEA学习创意非虚构写作的经历让你对非虚构写作产生了哪些新的认识？

李梓新：很深的一个感受是，绝对不能写成事实的堆砌。作者的“声音”是从内在情感里生发出来的，事关作者观察到了什么，如何理解所处的世界。过去我们很容易把非虚构理解为对事实的忠实记录和还原，但其实非虚构写作需要提出一个议题（issue），再用你经历过的事情去讲述。

比如我们UEA的一位导师特莎·麦克瓦特（Tessa McWatt）写过一本书叫《为我羞耻》（Shame on Me）。她身上有多元混血血统，她在书里把她身体的各个部位作为每章的主题。比如毛发、皮肤的颜色，甚至是臀部。通过描写不同的身体部位她提出了一些“身体政治”的议题，然后用成长中的事情或者后来搬到伦敦后的经历来叙述。非虚构写作不是论证，论证就变成学术写作了；议题也不等同于主题，而是一种在写作中对自我表达起到很大推动作用的抓手。

在西方的语境里，个人化的表达也有普适性的力量，读者能够在个人化的表达里寻找自己能够与之共鸣的感情。但我多多少少能感受到，中文语境里读者的期待是，少一点个人化的表达，更希望看到学术化的深度分析。《出潮入海》的豆瓣短评里流露出一点点这样的意味。以情感为驱动的写作可能会被认为不够深刻。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写道：“在中文写作里，特别是非虚构写作中，大多数读者倾向于将史料、背景大段大段地放置其中，成为主体，相对回避个人感受。而在英文写作世界，似乎这些专业作者都想读到、感觉到你那细如毛发的心思。”你是怎么看其中的文化差异的？

李梓新：我认为中国人对个人经验是有一定怀疑的，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和他人的差别很大。近十年来我们会在互联网上看到，人们倾向于认为，那些名人、KOL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是和我们背景不同的，他们能跟我们一样吗？我们追求的是整齐划一的美感。西方人对个人化的重视亦有其弊端，就是对权威的不信任，最终他们只能信任神性层面的东西。这种不信任其实也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不过，现在我们对个人化表达的接纳和包容在变强，比如说近年来素人写作的流行。以前，我们多多少少会认为能出书的人必须是学者、记者或得到某个机构背书的权威。现在我们确实在往更加认可个人化表达的方向走。我从2006年开始关注这个，当时我做了一个自己的新媒体，邀请写作者来书写自己的故事，后来“三明治”成立了就更是如此。我们觉得，个体的声音是很有意思、重要的。这个趋势逐年在涨。

南方周末：个人化的表达要如何与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产生共鸣呢？

李梓新：不能完全变成一个很自我的东西，写作终究要与读者产生关联。举例来说，现在“三明治”接到的投稿中有很多讲述苦难的故事，女性的苦难、疾病的苦难等等。但这种苦难叙事如何变成有力量的东西，让别人从中看到些什么，思考些什么，能达到这样写作高度的人不见得特别多。

我也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和别人产生关联的东西是什么？我个人认为，离散或者迁徙是一个与读者有点关联的主题。我写到了历史上来到潮汕的传教士的迁徙，我父母作为知青的离散，以及我自己的“出潮入海”，无论是去上海、香港还是英国。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人是能够对这种迁徙有感觉的。现在有了《给阿嬷的情书》，潮汕地区以外的人也建立起了“下南洋”的概念，它变成了一个值得述说的话题。

▲李梓新和ARVON工作坊同学在山间。受访者供图

04

非虚构写作的边界在不断拓展

南方周末：在我的印象里，何伟、梅英东等一批美国作家书写当代中国社会的非虚构作品译介到国内以后，“非虚构写作”逐步受到关注。你是怎么理解非虚构写作的？

李梓新：在汕头大学工作的那四年里，我用WordPress搭建了一个给普通人发表文章的平台，那是“草根媒体”（grassroot media）开始崭露头角的年代。一位如今非常活跃的历史作家就在我的平台上发表过文章，他那时就已经是很好的写作者了；一个《华尔街日报》华盛顿办公室的实习生写了很多办公室见闻；还有一个移民到澳洲的朋友写了如何在墨尔本找房子的经历。我觉得这些都是新闻啊，但那时还没有意识到它属于非虚构写作。

后来了解到非虚构这个概念，我也没有很意外。与此同时，我也一直没有太纠结于如何定义非虚构。我不像很多人那样认为非虚构就得是100%的真实，写作中哪里有100%的真实？《寻路中国》中的“我”就是100%的何伟吗？当然不是。但他描写的东西就不是真实吗？它也是真实。

我认为把非虚构写作放在文学的范畴内，会有更大的空间，它不应该只被认为是新闻的某个子集。其实新闻反而是非虚构的一个子集，比如深度报道（long-form journalism）。非虚构可以和小说、诗歌、剧本并列，成为一种文学类型。旅行写作、科学解释性报道、人物传记，甚至是有争议的历史非虚构，都可以算作非虚构。它可以拓展的边界还有很多，也不断有新的发展。

这些年日本还出现了非虚构小说。很多人对这个条目嗤之以鼻，我的理解是，作者根据某个真实事件，去想象一些对话。读者在阅读中既能得到文学上的审美感受，又能增进对某个真实事件的了解。

南方周末：作为写作平台“三明治”的创始人和国内较早开始关注、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你如何评价中文非虚构写作在过去十多年里的发展？

李梓新：到了2015—2016年的时候，很多人在写类似于《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这样的特稿。当时“三明治”也培养了几个作者，我们一度成为那些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其中一个，也出过10万+的爆款文章。

但到了2018—2019年，我开始觉得这样的写作也变得程式化了。你采访几个人，写一写诸如“XXX住进地下室”“中产怎么怎么了”之类的文章，大众仍然被工具化，被采访的人缺乏主体性。所以我后来转向让写作者去写自己的故事，鼓励他们拿回为自己发言的权利。

我仍然对第三人称调查类报道有敬意，但我认为素人写作者进行这样的写作并不容易，需要非常多的专业支持。学习第一人称非虚构写作是更好的途径，后来此类写作的出版旺盛也印证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机构媒体渐渐开始意识到第一人称自述的力量，比如冯远征的《我穿墙而去》。

南方周末：从你在英国结识的老师、同学的反应来看，对中国文化、历史的陌生并不妨碍他们理解一个中国作者书写的故事。你在书中以欧大旭为例，谈南洋华裔作家在英文世界出版有更大的优势。请再展开谈谈？

李梓新：他们其实蛮感兴趣的，东方的审美对他们来说很新奇。相对来说，现在东方审美的主流代表还是日本，中国的很多东西他们还不了解，这里就有大量的写作空间。其实普通西方人对中国没有“有色眼镜”，他们能够欣赏中式审美。

有影响力的南洋华裔作家的数量比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要多，后者可能现在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李翊云、郭小橹、颜歌、马凌云、王苇柯、钱佳楠……另外，南洋华裔作家的英文基础普遍比中国大陆作家好，而且他们的写作算是殖民地文学，更容易被纳入英语文学的框架。

我很喜欢阅读他们的作品，但又觉得他们代表不了来自他们族裔本源的中国大陆的声音。欧大旭写过《码头上的异乡人：一个家庭的肖像》（Strangers on a Pier: Portrait of a Family），就是他的祖辈在异国他乡扎根的故事，但他其实写不到我们这边的事。如果有可能，我们应该去补足这个声音。

南方周末：关于来自南洋华人重要源流的潮汕本土作家如何书写潮汕，与更广大的读者产生联结，你有自己的答案了吗？

李梓新：需要具备一种独特的声音。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萨莉·鲁尼小说《间奏曲》的翻译问题，去比较译文和原文。但其实原文的文本本身就是很有特点的，这个特点好坏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它至少是具备独特性的。

对于英文是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的写作者来说，英文写作肯定是不容易的。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有一些写作建议，但我有时候也会怀疑：人工智能当然能写得比我地道，但它真的能代表我的声音吗？我们不是英文母语写作者，但我们的声音在英语世界就是独特的，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校对：吴依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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