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战再战》

“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思想的时代。”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呢？

许知远说：“现在是一个非常疲倦的时代。”经济下行，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 AI 带来的巨大冲击，都在推着人们为现实奔忙，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留给思想讨论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少，深度的交流变得越来越稀薄，人文思想似乎也随之来到了令人挫败的边缘。

如此受困的时候，历史是许知远的安慰和指引。他用自己的五年，书写了梁启超维新失败、流亡海外的五年，试图借此回到那个也在极速变化、颠沛流离的时代，向一位屡次失败、又屡次重来的近代知识分子提问：面对时代变革与新兴事物的汪洋，我们如何在混乱和失序中继续生活？如何在旧与新之间，寻找行动的方向？

去年，许知远带着这本《梁启超：亡命（1898—1903）》来到纽约亚洲协会举办的“725 沙龙”，并接受了《中华书评》的采访，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思考。

他谈论历史的力量，相信每一代人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课题与方向；也谈论知识分子的转变，不甚明晰的未来让他们变成了“游击队员”，在不同的地方展开一个个小型战斗，重新发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历史。今天单读分享这篇访谈，希望你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安慰与启发。

许知远论中国知识分子

采访者：刘怡

受访者：许知远

访谈时间：2026 年 5 月

01

历史是一面遥远的镜子

刘怡你做过记者，开过书店，还写书、做主持人。你有这么多身份，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

许知远 我做了很长时间的记者。书店开了 20年，但我真正开始投身于书店行业是在2010年左右。然后访谈节目做了大概 9 年，还有写作，这三个身份是比较贯穿的。

开书店，是因为我觉得它可以为城市提供一个思想空间（idea house），北京需要它。单向街是 2005 年开始创办的，现在我们一共有 11 家书店，还有酒吧、酒店，工作人员大概有130位，是一个中型公司。

单向街也出版杂志，我觉得它对于年轻的华人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品牌。开书店和做节目可能是我探索世界的方法，也是记者生涯的技巧，给了我很多全球旅行的机会。

刘怡你在亚洲协会的演讲中提到，李鸿章代表权力，林语堂代表身份认同，梁启超代表思想。你完全可以写这三位人物中的任何一位，为什么选了梁启超？

许知远 我当时面临一个职业困境，需要一个更深入的题材，而这个题材要跟我眼前面对的中国的转变有更直接的关系。首先，我觉得梁启超面对的困境和我们现在面对的——中国转变的开始——是有关联的。

第二，我一直非常喜欢传记。因为我觉得传记是看到时代切片的最丰富的方式，而这里面又很富有戏剧性，所以我选择了梁启超这个人物。但坦白说，这个选择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做了决定之后写了很长时间，就形成了路径依赖，再转变也不容易了。

刘怡现在你完成了《梁启超：亡命（1898—1903）》这本书，你找到了想要的答案吗？

许知远 我找到一些能量。我看到了在历史中挣扎的人的身份困惑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在很无力、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能够创造新的可能性。我觉得，要主张他身上的这种精神。那时候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他们都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变的时刻，这种时刻对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激发非常大，它跟一个正常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电影《荒野生存》

刘怡对你来说，现在和梁启超所在的时代相比，最大的相似之处和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许知远 现在也是面对着历史的巨变，你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比如说AI时代的到来，全球地缘政治的转变，或者说突然要发生很大的挑战。这些东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生活在自己的时代，可能看不清楚，有时候我试图回到梁启超的时代，去理解他怎么面对巨大的变化。他是19世纪末的重要知识分子，他也面对技术革命和传统政治形态，以及整个知识结构的瓦解。比如面对新的AI时代，我们现在的知识结构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变成什么样的形态。所以我看他的选择，会受到一些鼓舞。

刘怡除了从梁启超的经历上找到一些精神的安慰，你还找到什么吗？

许知远 我发现自己很无知。因为如果你想回到那个时代，你就要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结构。那个时代只有四书五经或者八股文，突然要进入一个充满科学、民主、共和观念的时代，所有的事情都在发生变化，他们是这些新语汇的使用者和创造者。

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语汇和概念，都是从他们那个时代开始创建起来的。而我现在理解这些语汇和概念都很困难，他们在那个时代完全没有方向，没有路线图，所以他那时候是非常困难的。

刘怡 你觉得他的经验对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启发吗？

许知远 在他们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来说是更中心的角色，我们现在是一个更边缘的角色，这感觉很不一样的。我们也很难有他们那种使命感，很难有那样一种强烈的链接，认为自己和时代息息相关了。我们现在就像一个旁观者，似乎很难真正地介入这个时代的变化。

但梁启超对我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你应该成为一个行动者。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可能充满了挫败，但行动本身会让你的思想增加新的维度、保持活力。我在研究《梁启超》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时候，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因为在我们的传统书写中，通常强调梁启超有很强的思想能力或者是宣传作用。但是在第二卷中，我非常明显地发现，梁启超建立了这么多分布广泛的组织，他穿梭于世界各地，然后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件，不断地说服别人。他是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行动者。

我在写这本书的同时才开始创业。创业当然给我烦恼，但当我看到他的那些行动的时候，经常感到宽慰。在一个转变的时代，我想大部分人都非常困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但有一小部分人，他们从不确定中反而获得了很多能量，或者是他在反复地反抗现状。总有这样的一个人。

刘怡 你说梁启超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大变革的时期，他的许多著作、疑问和困惑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还看到有人拥有梁启超那样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吗？

许知远 现在很难有这样的人，因为这需要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国家具有领导地位。中国在 80年代后的十年左右是这样的情况，但现在知识分子已经很边缘了。我觉得是政治压力和消费文化带来的改变。这是全球的趋势。

电影《一战再战》

刘怡 美国历史学家Barbara Tuchman曾说，历史是一面“遥远的镜子”（distant mirror），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有类似的含义。当你凝视历史这面镜子时，有什么东西会让你感到不安吗？

许知远 历史带给我的更多是一种保证，而不是不安。因为历史从来不存在一个清晰的路线图，也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方向。每一代人其实都在挣扎，都在混乱与失序中寻找自己的方向。个人也总是在历史中不断寻找自己的任务、自己的方向。

所以历史给我的反而是启发。历史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即使在一个非常困惑的时代，每个人依然能够尽量找到自己的可能性，找到自己的方向，依然可以创造出一个小小的个人空间，或者一种属于自己的自由。

我觉得，人未必要寻找一个完整、统一、终极的意义，因为意义本身就是阶段性的。而且人生也可以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活法，每一个阶段都有它自己的意义，你可以不断找到它。

最近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我们可能需要变成某种观念上或者情感上的“游击队员”。过去似乎存在一种“正规军”式的方向，人们知道未来大概要往哪里去；但现在，这样完整而明确的方向已经不存在了。你变得更像一个游击战士，在不同地方展开一个个小型战斗，每完成一场战役，再进入下一场战役。所以我很喜欢《一战再战》（One Battle After Another）这部电影。

02

感到挫败的一代，寻找自我的一代

刘怡 你是一位网络名人。自从你开始主持《十三邀》以来（超过100期），你已经和很多不同背景的中国人交谈过。这些人的故事如何影响了你？这让你对社会和中国的看法有什么改变吗？

许知远 其实我自己没什么太多变化，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更熟悉镜头了，适应了这样的状态。而且做节目跟采访别人是一样的，它会给我们很多经验，而这些经验能让你保持沉着冷静——这是一种技能。

我以前做记者和写作的时候，也会去各个地方旅行，遇到很多普通人。所以我最喜欢这个节目的部分，就是我采访的人物非常多元化，他们有不同的年龄、教育背景、成长背景。例如我采访了陈年喜，一位矿工诗人。

刘怡 采访谁是由谁来决定的？

许知远 大部分是我与团队共同讨论的结果。我必须得为采访这个人而感到兴奋，这是这个节目很重要的一点。

刘怡 有谁是让你在采访之前就非常兴奋的吗？

许知远 陈年喜，那位矿工诗人。我喜欢他的整个人生，写诗是他的优势，延伸和表达了他的人生经历。我们有很多相似的背景：都成长于90年代，也都读类似的书，比如马尔克斯。但他的经历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们的人生和成长经历如此不同，我因此非常好奇。

刘怡 如果你可以选任何一个人来你的节目，不管是当今的，还是已经过世的，你会选谁？

许知远 胡适。胡适在20多岁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1919年的时候，他看起来那么有希望，还有那时候年轻的中国。但过了30年，五四运动都变味了，我想看他怎么理解这些东西。

胡适在50年代左右来到了纽约，那时候的中国发生了巨变，他其实挺无力的。我很想跟他共度一个下午，看他在做什么，他怎么想，他如何理解自己的现状，以及他有没有那种很强的失败感。因为在来到纽约后，他半生的追求实际上都没有了，某种意义上看起来，他是失败了。我想理解他的想法，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挫败感。

剧集《觉醒年代》

刘怡 为什么你对胡适那么共情？

许知远 因为我受他影响很深。我们这一代人，对自由主义理念有一种很强的情感联系。但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自由主义本身在全球范围内都遭遇挑战。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也是自由主义遭受巨大挑战的时代。

我想，我和胡适之间的共情在于此。现在的中国社会里，有很多无法被清楚表达的感觉，我仍然在寻找新的语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胡适的年代和今天有相似之处。

刘怡 我们来谈谈你的书店。你在中国和日本都开了书店，现在情况怎么样？哪些书最受欢迎？你最想出版什么书？这些年来，中国人对书籍的选择有什么变化吗？

许知远 最近四五年，旅行写作和心理学的书很受欢迎。可能是因为人们现在对自己的内在更好奇，也很困惑，所以内在的驱动变得很重要。

我觉得这种变化在我的谈话节目里更明显。在过去十多年，中国是个非常娱乐化的时代，但现在，我们的观众对历史学家更感兴趣，我们最受欢迎的节目是和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谈话。观众对他们关于历史航线的判断、个人的经历，以及他们面对危机的态度很感兴趣，特别是从这几年开始变得更明显。因为大家遇到了真正的危机，一个是疫情，另外一个是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好，大家没有那么多机会。

刘怡 最近几年，因为政治和经济因素移民的中国人增加了很多。你觉得这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相比，有什么类似或者差异吗？你怎么看待这代移民？

许知远 时候不太一样，梁启超是被迫流亡，还要被追杀。

其实我在东京办单向街书店，是想跟这个群体在一起的。他们是新的一代人，是经过国际化、社会化的教育的年轻一代，他们在海外需要一些文化的参照。

我对这一代人其实蛮看好的，因为他们的数量很多，而且非常活跃。他们习惯于流动，也需要文化认同。无论是在东京还是纽约，他们不是一定要拥抱日本或者美国文化，而是在寻找认同（identity），很多人找到了。我觉得这是一场新的、更国际化的中国大革命。

这是新的东西，以前没有出现过，它跟教育、物质条件都有关系。之前几代人都很挣扎，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到90年代，中国移民都有明确的想要回到中国，或者融入到当地社会的强烈想法。但新的一代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认同。

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中国的文化能力很强大，就算是在海外，他们也普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不会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那时候，民主国家的概念还是很弱的，但他们对中国文化仍有这样一种强烈认同。那时候的华人拼命要办华语学校，都是因为这个。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天然的全球化国家，更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没有过去那么强了，包括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某种自信，让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认同。

03

观照历史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抗争

刘怡 最近刚好过了五四运动纪念日。在中国，人们是如何纪念这一天的？你觉得该如何纪念？

许知远 我今年没有看到太多关于五四的纪念。以前在学校里，五四是非常重要的纪念日，会有很多讲座，也会出版很多相关书籍。

我们最近采访了一位研究五四运动的重要学者，陈平原。陈平原老师认为，五四之于中国，相当于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卢梭、伏尔泰。即使一百年、两百年后，它依然会是一个不断被讨论的话题。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源起，因此应该被不断重复、不断辩论，也不断给予当代人新的启发。

但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未必会把它视为一个特别隆重的起源。历史上有些时期，一些事件会沉默、不被讨论；但在另一些时期，它们又会被重新讨论。法国大革命在西方历史里也不是始终被高频讨论的，它同样有时被强调，有时则相对沉默，是一个起起伏伏的过程。

五四不仅是一场思想运动，它也是一个“感受”的时代，人的感官和情感在这个时代被打开。我觉得，五四在“感受”这一面向上，其实还需要新的书写和新的发现，但这一切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思想的时代。

电影《情感价值》

刘怡你觉得我们现在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许知远 现在是一个非常疲倦的时代。大家既要面对经济下行，也要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 AI 带来的巨大冲击。人们处于一种非常困惑、摸不到方向的状态，所以留给思想讨论的空间也会相对变少。

刘怡 你写过十几本书，你认为哪本书能够体现你的想法在某个时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或者哪段时间能够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上的变化？

许知远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写了第一本书，那本书写的是一代年轻人的困惑和迷茫。然后我很快就做了记者，在经济观察报工作的时候又写了一本《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这本书对我很重要。那时候，我总是想去寻找一些宏大的话题。那一代人也很西化，想学习西方的很多东西。而这本书是对我们自己国家的发现，受到一些西方旅行作家的影响。

刘怡 现在，你还能想象有作家在写这样大主题的书吗？

许知远 我当时写这些书，是因为我接受了记者的基本训练，我要对时事做出一个很快的反应。不过我觉得这些书是很重要的，它有它的历史性作用。现在美国的书店里，有这么多关于政治人物的书，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你又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怡 如果你现在再写时事，会写什么主题？

许知远 今天，我更想回到内心的感受。

刘怡 这是你的主动转变，还是被动转变？

许知远 是同时发生的。因为这种时事写作需要有鼓励性的氛围，才有利于发展想法。否则，我们会感到无力、无用，时间一长就会形成一种隐身状态。这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也是种普遍的情绪，大家都有点抑郁。

我们的想法是被时代慢慢塑造的。我后来花了很多时间写历史，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某种意义上，观照历史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抗争。

刘怡 你觉得在写作主题的选择上，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都有这样的变化吗？

许知远 现在有很多人进行历史写作，它开始兴起。很多作者之前是新闻记者，他们写元朝、明朝、宋朝等各种朝代的都有。

刘怡 你提到年轻时很喜欢《纽约书评》，关心西方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但现在你已经不感兴趣了。为什么？

许知远 我以前很关心，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关心。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明白我到底该怎么看待我的时代、我的国家。关于这个事情，我没有和身边的人交流太多，但我觉得不在乎这些观点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

我很不喜欢只从政治角度来看待问题。我曾经和《朝日新闻》的记者聊天，我说我们中国读者也关心建筑和音乐，和每一个日本读者是一样的。政治是重要的，但它只是一小部分，而不是只用这一个角度来思考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