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效应是比较明显的，过去两年设备工器具投资增速分别创下近十年的峰值和次高，对社会总投资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直接拉动

文｜沈建光 莫寒

编辑｜王延春

中国本轮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已实施两年有余，设备工器具投资（设备、工具、器具投资）增速一直维持在两位数以上，对装备制造、高技术等领域投资形成明显拉动，直接带动的全社会投资规模逾万亿元。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次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标志着本轮设备更新投资周期正式启动。2024和2025年，设备工器具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15.7%和11.8%，对装备制造、高技术等领域投资形成明显拉动。从细分产业来看，有色、航空航天、专用设备、通信、计算机等领域设备投资增速上行最为明显，增速分别创下近十年的峰值和次高，同中国工业品制造能力和外向型经济竞争力的提升相契合。

与此同时应看到，去年二季度以来多数地区设备投资增速逐步回落，特别是房地产、基建等影响下的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形势偏冷，“资本开支-生产增加-价格和收入上涨-消费回升”的良性循环效应不够明显。展望下一阶段，相关部门可考虑将政策更好与技术创新、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发展相结合，“稳增长”的同时推动投资结构调整和内生动力培育。

设备更新政策的增量效应

改革开放接近50年，中国先后经历了五轮较大规模的设备更新改造周期，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代表性行业为纺织、家电等轻工业）；1993年前后（代表性行业为建材、钢铁等地产基建相关产业）；21世纪初（代表性行业为钢铁、有色、化工等周期性行业）；2009年前后（代表性行业为机械、石化、建材等受益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行业）；2016年前后（代表性行业为电子、电气等高技术制造业）。

回顾这五轮设备投资和资本品更新历程，总体上符合八年至十年为时长的朱格拉周期，且每轮设备更新周期通常都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增速的扩张。最典型的如2003年，在“入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国债支持工业技改等多重红利带动下，重化工、出口、房地产等产业链均进入增资扩产阶段，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3.8%；又如2009年，以“四万亿”投资为抓手，当年投资总体增速为25.7%，创下本世纪以来的峰值。

关于本轮设备更新政策的投资增量效应，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测算。一是以2023年设备工器具投资增速6.6%为基准，假设无政策出台的背景下随后两年维持该增速，对应的设备投资规模分别为6.8万亿元和7.3万亿元，同该时期实际投资规模之差合计约为1万亿元。这点从设备工器具和建安工程投资增速走势也可看出，多年来两者走势总体较为一致，2024年以来则出现显著分化，受到政策刺激的设备工器具增速较建安工程增速快15个百分点左右。同样方法对2025年-2026年测算，截至今年末的投资拉动规模可能超过1.5万亿元。二是通过增量资金的乘数效应来衡量，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口径，2025年用于支持设备更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为2000亿元，受到资金支持的社会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乘数效应约为5，假设三分之二的社会投资为政策带动的新增项目，由此计算，2024年-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拉动的设备投资规模约为1.8万亿元。

总之，本轮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效应是比较明显的，过去两年设备工器具投资增速分别创下近十年的峰值和次高，对社会总投资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直接拉动。

如何看待设备更新与固投增速的“背离”

尽管设备更新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速，但过去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却很疲软，2024年同比仅增长3.1%，2025年还下降了3.9%，不仅处于明显的下行偏冷周期，也慢于同期经济名义增速及社零增速。从更为宏观的背景来看，中国经济的资源要素禀赋、潜在经济增速、政策调控方式较先前已发生显著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也告别了延续多年的高名义增速阶段，仅凭产业设备投资的增长无法扭转这一趋势。

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陆续出台了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其目标不仅在于防范经济超预期下滑，也在于改善最终需求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防范重点领域风险等，包括产业设备更新在内的大规模投资政策不再居于主角，这点同先前有很大不同。以2009年为例，“四万亿”投资框架下的年度新增中央投资规模为4875亿元，占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1.48%，直接拉动短期需求显著回升。2025年中国名义经济规模已超过140万亿元，年度投资规模也接近50万亿元，若参考2009年的新增中央投资占GDP比重，2025年的新增中央投资规模将达到2万亿元左右，接近当年实际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的3倍，这显然并不符合政策现实。

实际上，本轮设备更新政策也并未以新增政府投资为主要方式，而更多以相对市场化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财政贴息、技术改造再贷款为支点，2024年、202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环比增量分别仅为200亿和350亿元，这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过往刺激政策伴生的产能过剩、效率降低以及对民间投资挤出效应等经验教训，同时避免短期赤字规模上升过快以及新增地方隐性债务负担。从细分产业来看，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设备投资迎来高增长，这些产业大多集中在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领域，同中国工业品制造能力和外向型经济竞争力的提升相契合。

政策利好背景下，也有一些行业设备投资增速不升反降，如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这些行业大多在上轮制造业产能投资周期中明显扩产，尽管光伏、风能、新能源汽车等产品普遍具有全球竞争力，但在产能相对过剩和“内卷式竞争”压力下，无论是行业利润还是新增设备投资，近期表现都弱于大多数工业行业。

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尽管近年来中国设备更新投资总体保持较高景气度，但其他重点领域投资的低迷是拖累固定资本形成的最重要原因。如房地产，2025年房地产开发及建筑业投资分别同比下降17.2%和22.2%，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较四年前峰值下降50%以上；又如基建，2025年同比下降2.2%，尤其是下半年以来降幅相当明显。房地产和狭义基建领域占中国年度投资总规模的四成左右，对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拖累约为3.5个百分点。而设备工器具投资规模约占年度社会总投资的15%-20%，其高增速尚不足以完全抵消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负增长。

设备更新政策后续如何发力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一轮八年至十年的朱格拉周期中，设备投资相对高增长的年份通常持续三年至四年，本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已持续两年有余，尽管2026年相关政策仍维持较大力度，但也显示出一些“隐忧”和薄弱环节。

总体增速显现“见顶”态势。自2025年3月设备工器具投资增速创下19%的高点后，随后总体呈缓慢回落态势，体现出政策拉动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受“十五五”开局带动，今年一季度设备投资增速出现小幅反弹，4月又有所回落，总体处于过去两年多以来的较低水平。

区域增速差异显著。截至今年4月，东部地区设备工器具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1%，增速总体稳健有力，甚至较前两年更快；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该增速分别为3.4%、2.8%、-4.8%，过去十几个月来基本呈震荡下行态势。对于上述区域增速的分化，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本轮设备投资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重要特征，东部地区相关投资更多受AI等外向度较高的产业供需两旺的带动，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传统经济比重较高，新兴产业带动的设备投资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则可能受配套资金政策执行力度的影响，尽管特别国债和贴息多由中央财政“直达”企业，但在经济相对欠发达以及债务风险红色等级的省市，投资优惠政策的实际落地仍受到影响。

一些政策细节需动态优化。前期享受设备更新政策利好的企业更多集中于工业、能源等生产领域，消费和民生基础设施惠及较少；大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取配套资金相对容易，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新设备的“疑虑”更多。部分地方和企业还反映政策申报门槛较高、落地流程相对繁琐等，这也表明后续政策仍有优化和持续发力空间。

历史经验显示，生产设备投资及资本形成的高增长，要么受强有力的逆周期调控或改革政策拉动，要么受技术进步或需求回暖带来的内生动力拉动。当前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关键期，展望下一阶段，设备更新相关政策的结构优化空间可能比总量扩张空间更为显著，具体可考虑适当扩大支持范围，简化项目申报和审批流程，推动政策更好同技术进步相衔接，惠及更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强化投资和消费的协同促进，加快形成和完善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财政金融联动、循环体系畅通的设备更新长效机制。

（作者沈建光为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莫寒为京东经济发展研究院总监）

责编 | 李煜

题图来源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