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usie

编辑｜珍妮

1

我们这代人，多是独生子女。父母皆为双职工，若祖父母住得远，照看孩子的事，便全由他们一肩挑起。如今想来，那时似乎少见今日这般，全家围着一个孩子转的光景。

人都说三岁之前的事记不真切，我却总想起两岁多的某个午后。那时，帮忙照顾我的远房表姑回老家成婚去了，父亲长年驻外，家中只剩妈妈与我。我还不到上幼儿园的年纪，妈妈要去上班，我时常被反锁在家中。

早晨妈妈出门，时间陡然变得很长。我有一盒积木，几本涂画书，几个不出声的绒毛玩具。我将它们排成一列，挨个说话，假装它们听得懂。玩累了，我会趴去窗边，看偶尔过往的人们。

中午妈妈会回来，从食堂打饭，我们一同吃完。饭后她总哄我午睡，我却常强撑着眼皮——知道一旦睡着，屋里就会只剩自己。她指指墙上的钟，轻声说：“你看，等这根短针走到5，长针走到2，妈妈就回来了。”我仍拽着她衣角不放，她只得又多坐一阵，上班迟到，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我实在困得厉害，在她一下一下的轻拍里睡着了。醒来时，屋里静得听见自己的呼吸。喊“妈妈”，无人应。我坐在床上哭了一会儿，哭累了，又昏昏沉沉睡过去。再睁眼，天光已换了颜色。我爬下床，走到客厅。

暖气片上，静静搁着一只橘子。我挪到窗边，那儿能望见院墙后妈妈单位的大楼。我慢慢剥着橘子，望着那些方方的、或明或暗的窗口。橘子的清甜在口中漾开，我还不认得钟面上“5”和“2”的位置。

要等那些窗子一扇一扇亮起暖黄的灯，等天色一寸一寸暗成墨蓝，直到楼梯间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那时，门会打开，妈妈就回到这屋子里了。

2

三岁上了全托幼儿园。每逢春秋，园外总有小贩卖小鸡小鸭，毛茸茸、嫩黄黄的一团，挤在纸箱里，一块钱一只。

我缠了又缠。妈妈拗不过，终于在一个周六晌午，买下两只小鸭。家里养不得，送去了外婆家——我的外公，是家里最懂得照料这些小生命的人。

小鸭子刚来时，像两朵会跑的嫩黄蒲公英。外公把它们安顿在阳台上，用木板单独隔出两平米的长条空间。阳台是外公的天地——挂着两笼叽叽喳喳的虎皮鹦鹉，架子上排着好些清雅的兰花，角落还用砖围起一小块，养着几只白玉蜗牛。那蜗牛原是旁人送来作菜肴的，我不舍得，外公就把它们留了下来 ，当是我的伙伴。

每日，外公拿白菜拌玉米糁喂小鸭。夏天我们吃西瓜，特意多留一些瓜瓤，递给它们啃。那两片橘黄的小扁嘴啄得“哒哒”响，快得像两架小缝纫机。外公还搬出我幼时洗澡的大铝盆，盛满水让它们游。看它们扑翅溅起水花，是我每周回外婆家最惦念的乐事。

它们长得快，嫩黄渐渐褪成雪白，身子圆滚滚的，走起路来左摇右摆，像两团会“嘎嘎”叫的云。可春节前，干休所下了通知：不得饲养家禽。外公家在大院，属部队统一管理，住户皆是离休老首长。营院办公区就设在里边，平日清静惯了。阳台未封闭，鸡鸭难免出声，毛也易飞——总归是不大妥当。

周末我照常冲向外婆家，阳台上空荡荡的——我的鸭子不见了。

我哭得厉害。大人们围着我说，鸭子被“送到动物园的天鹅湖享福去了”。起初我不信，觉得他们是串通好骗我。我闹着要去动物园，我要亲眼看见它们在水里游才行。可没有人答应。我能怎么办呢？那么小，连去动物园的路都不认得，更不会坐公交车。

哭累了，我缩在沙发角落，晚饭摆在面前，一口也吃不下。可心里却忍不住顺着他们的话想：天鹅湖应该很大吧，水是不是比阳台的盆里清得多？它们在那儿，或许真能整天游水，不用再被困于这小小的水泥台了。

如今回头望去，那场大哭，大概除了是对失去小鸭的伤心，更深的，则是一个孩子第一次清晰地触碰到“无能为力”时的慌张与委屈吧。

3

有好些年，妈妈常带我去动物园，我就蹲在天鹅湖边上，冲着湖里那些优雅的白鸟挥手，心里默念：“我的鸭子，你们要游得开心呀。”直到上大学后的一个寒假，全家又去动物园。我站在天鹅湖边，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湖里游的，分明是一只只体态修长、羽色纯白的天鹅，哪里有半点普通家鸭的影子？

我转过头，看向身旁的父母，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茫然：“妈，这天鹅湖里……好像都是天鹅啊。没有鸭子。”

话一出口，空气似乎静了一瞬。妈妈正低头从包里找保温瓶，闻言动作没停，只是抬眼看了看湖面，又看了看我，

“哦，”她拧开瓶盖，神色平常得像在讨论天气，“可能就是飞走了吧。动物园这么大，哪儿不能去。”

爸爸在一旁点点头，接口道：“都过去十年了，你的鸭子可能和大雁一起去南方度假了，也可能已经寿终正寝。”

他们说得那样坦然，那样顺理成章，脸上没有一丝谎言被戳穿后的窘迫或慌乱，倒像在陈述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我怔怔地看着他们，又看看湖里那些天鹅，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不知该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相信他们那毫无破绽的、理直气壮的神情。

我没再追问。我们沿湖慢慢走着，风是凉的，带着水禽特有的、微腥的气息。我转过头，看见他们走在前面不远处的背影。心里那点堵了许多年的、孩子气的委屈，忽然就松动了。

我忽然懂了。他们坚持的并非那个说法本身，而是说法背后需要被护住的东西——那个关于“天鹅湖”的童话，从来不是为了解释鸭子的去向，只是为了接住一个孩子当时捧不住的悲伤。在我还太小、接不住生活的粗粝时，他们先替我接住了。

我偶尔同朋友提起这事，他们总笑，说哪有人去了那么多回动物园，还分不清天鹅和鸭子。我试着回想，或许小时候某一次，我已看出来了。只是每回立在湖边，望见那些优雅修长的白鸟，心里总会轻轻补上一句：我的鸭子，为什么不能变成天鹅，藏在它们中间呢？

4

寒暑假时，幼儿园仍可全托。母亲看我可怜，总会接我去外婆家住上半个来月。外婆家有保姆料理三餐，我并添不了太多实际的负担。记忆里，外婆总靠在沙发上，举着一枚放大镜，静静看书。外公多半待在书房，用毛笔蘸了砚台里的墨，在叠成方格的旧报纸上练篆字。练得顺了，才舍得铺开宣纸。

那房子里总是很静，少有人同我说话。多数时候，我抱一只灰绒毛考拉玩具，在客厅的茶几上涂涂画画。

外公瞧我有些蔫，没过多久，从菜市场捧回一个纸箱——里头是六七只叽叽喳喳的小鸡崽。它们一来，阳台霎时就热闹了。

我总爱蹲在客厅地上，看它们在木地板上走来走去。可惜这些小生命比小鸭更弱，常常隔天就有一只身子软下去。我渐渐熟悉了“埋起来”的流程：用小铲子在石榴树下挖个坑，垫几片落叶，再轻轻覆上土。心里懵懵懂懂的，倒不觉难过，只当它们是睡着了。

最健壮的那只被接回了自己家。它格外亲人，捧在手里时，会扑棱翅膀，用淡黄的喙轻啄我的指尖。

我上学时也惦着它。有个周末下课回来，却发现小鸡身上的绒毛颜色变深了！我指着它大声说：“这不是我的小鸡，你们把我的小鸡换走了！”大人们围拢来，这个说“小鸡长大都会变颜色的呀”，那个道“你看，它就是原来那只”。我哪里肯信，只觉得自己的宝贝被调了包，眼泪在眼眶里直转，非要他们“把我的小鸡还回来”。

他们好说歹说，末了几乎一齐说道：“真的没换，小鸡长大就是这样的。”我这才将信将疑地收住眼泪，凑近去瞧。那只小鸡也仰起脑袋，拿黑亮亮的眼睛瞅我——那眼神倒是熟悉的。我勉强接受了“长大就会变色”的说法，心里却仍存着一丝疑惑。

5

那阵子，我家的小鸡仿佛被谁偷偷调着色。今日瞧着还是浅黄，过两天，绒毛里便冒出星星点点的褐；再过一阵，那黄里又透出些暖融融的橘；最后，竟成了一身明亮的金黄。

我看着它几天一个样子，心里那份最初的疑虑同委屈，渐渐被另一种新奇的感觉替代了。

只是变故来得突然。午后的阳光太好，我抱着小鸡到一楼小院里晒太阳，正低头给它找草尖上的蚂蚱。一道黑影“嗖”地掠过——邻居家的大花猫不知从哪儿窜出，叼起我的小鸡就跑！院门锁着，我只能隔着栏杆哭喊，眼睁睁看它消失在墙角。

来敲门的是邻居郭师傅和他太太。郭师傅在研究所做仪器，有双巧手；他太太总是笑眯眯的，很和气。两口子极本分，平时在楼道遇见，总会憨憨地朝你点点头。

此刻他们并排站在门外，郭师傅搓着手，他太太在一旁不安地攥着围裙边。两人一句接一句低声说着：“这猫……真是对不住。”“怎么又没看住，这、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见我哭得满脸是泪，上气不接下气，他们更慌了。郭师傅额头冒汗，笨拙地弯下腰，连声道：“莫哭了，好孩子，莫哭了……伯伯明天就去给你买两只新的，买最精神的，好不好？”

我心里又痛又气，声嘶力竭地朝他喊：“新买的不是我的小鸡！买多少只也换不回它！”喊完这句，喉咙便像被什么堵住了，只剩剧烈的抽噎。他们愣在那儿，一时说不出话，两双手无措地搓着，脸上是那种做了错事却不知如何弥补的、真实的难过。

原来小鸡的绒毛不曾变色，我的小鸡也从未真正“长大”。那些几天一个样的金黄、橘红、褐，不过是不同的、来不及长成的小生命，被人悄悄替换上场。

过了两年，郭师傅置了辆做煎饼果子的小推车。每天清早，院门口就飘起面糊与蛋液混合的焦香。他们的煎饼卖两块钱一个，加五毛能多磕一个鸡蛋。我周末睡醒，常揣着零钱去排队，看铁板上热气蒸腾，面糊“滋啦”一声摊成浑圆的饼。

他们总在我的煎饼上，多打一个鸡蛋。金黄的蛋液迅速凝固，裹着翠绿的葱花，香得很扎实。许多年里，这份“加量不加价”的默契从未说破。我捧着热腾腾的纸袋时，总会想起小鸡消失在墙角的那个下午，心想：这大概是一种无声的、属于大人世界的歉意罢。

6

说起猫，我小时候，猫是常见的宠物。妈妈同事邓阿姨家就养了一只，叫小雪，是波斯猫，雪白的长毛，双眼一黄一蓝。妈妈偶尔带我去串门，我能瞧瞧它。可它胆子小，听见门外楼梯间有陌生脚步，便“呲溜”一下钻进沙发底，只露一截尾巴尖在外头。

同学里也有养猫的，听他们说那些趣事，我心里就羡慕得发痒——只是我家那道“养猫禁令”，是母亲很早就立下的，雷打不动。她对猫的那种抗拒，源自童年的经历。她说自己养过三只猫，“没一只有好下场”。

动荡年间，许多事都失了常理。那时妈妈在外公单位的食堂吃饭，偶尔有肉菜，她总小心将肥肉剔出，拿手帕仔细包好——那是带回家给猫的一点犒赏。就为这几块肥肉，竟被人打了小报告。外公被拉去批斗，罪名是“资产阶级享乐作风”。他沉默地去，又沉默地回来，进门时脸色灰白，手一直抖。走到猫窝边，他弯下腰，一把抓起那只正打呼噜的猫，拉开门，将它丢了出去。

妈妈常说，外公的话，就是从那时起越来越少的。在那之前，他是个很健谈的人。下班回来，总爱在院里站一站，和邻居说说话。他是学化学的，战争年代研制弹药，解放后在军工厂做事。大家喜欢找他，因他脑子里像有个百宝箱——葡萄用高锰酸钾水一泡，又干净又亮；衣服染了色，他用点稀盐酸就能救回来；连冬天存大白菜怎么不烂，他都能讲出个道理。那时他聊起天来，眼里是有光的。

可有些东西，大约和那只猫一道，被永远地丢在了门外。批斗，下放，几年后再回来，他几乎成了另一个人。不再说那些配方与窍门，不再谈过去，甚至不再解释当下。他好像忽然明白，话一出口，就可能变成别的什么——变成把柄，变成罪名，变成祸端。话说得越多，错便越多，危险越多。于是许多话在心里转过千回，到了嘴边，又无声地咽回去。就像村上春树写他历经战争的父亲，一些无法言说的东西被长久封存后，人只得自行拆去了语言的桥梁。他们不是无话，是有些话，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安放了。

外公下放在山西农村时，家里有只小狸花，灵得很，像通了人性。妈妈在县城上寄宿学校，只休礼拜天。每到周六傍晚，那猫一准蹲在村口老槐树下等着。远远瞧见妈妈的人影，它就“噌”地窜去，轻盈一跃，稳稳落上她肩头，然后用毛茸茸的脑袋，一下一下，蹭她的脸颊。那是独属她们的、风雨无阻的回家仪式。

几年后，全家要迁回北京。猫带不走，只好留在村里，托给了相熟的老乡。临走那天，它一直跟到村口。没过多久，从山西传来消息，说猫没了，被人害了，皮都给扒了。母亲每次讲到这里，声音总会低下去，眼睛望着别处，好像还能看见几十年前那个蹲在村口的小小身影。

爸妈刚结婚那阵，也动过养猫的心思。家里真的来了一只橘色的长毛猫，毛色在阳光下像融化的蜂蜜。那时住在南池子的老四合院里，院门常敞着，橘猫成了个自由的小巡警，时常在屋瓦和石榴树之间轻盈地跳跃。可有一个清晨，橘猫没有像往常那样踩着饭点回来。爸妈和邻居们把附近的巷子都寻遍了，却始终没见到那团温暖的橘色身影。它就这样静悄悄地消失在了胡同里，再也没有回来。

从那以后，妈妈心里就筑起了一道“爱的防火墙”——猫，是万万不能养了。

至于我两岁那年那只猫，纯是一场美丽的意外。那是邓阿姨送的，波斯猫小雪的孩子，一只浑身雪白的小奶猫，蓝眼睛像玻璃珠子。它摇摇晃晃地在我家地板上走，并不怕人。可两岁的我哪懂轻重，我觉得它胡须一翘一翘很好玩，老用手指去捏，捏住了就往上一提，小猫被我悬空揪起来。妈妈说，小猫那叫声“凄厉得啊，听得我心都揪紧了”。于是它在我家只待了短短两天，就被匆匆送了回去。

我妈妈还曾立下其他家规：但凡会喘气、不是人的，一律严禁入户。可她自己的童年，却热闹得很。猫狗兔子都养过，甚至在树下捡过一只摔下来的猫头鹰幼崽，小心养到它能飞。我常暗自猜想，或许正因她小时候过足了瘾，轮到我这，养小动物的那份新鲜劲儿早已过去，也不再觉得我的愿望非满足不可了。

7

我读过不少关于狗的书，也看过好些电影。有一部《我与狗狗的十个约定》，我没能看完——看到一半，心里堵得厉害，伸手按了暂停键，对着暗下去的屏幕坐了好一会儿。

很小的时候，我心里就揣着个梦想——养一只自己的小狗。

可惜时机总不对。小时候爸爸常年驻外，妈妈一个人带我已是团团转，实在分不出心神再照料一条小生命。后来父亲调回来了，全家刚松口气，我却确诊了过敏性紫癜。轻微时，胳膊腿上会莫名浮出些血点；严重起来，伴着一过性血小板减少，竟能到住院的地步。那几年不知住了多少回院，一住就是几个月，专家门诊也跑遍了，可查来查去，医生也寻不出确切的过敏源，末了只郑重叮嘱：“千万远离小动物皮毛，家里绝不可养宠物。”

我的生活被套了层看不见的罩子，严重时连吃都成难题，许多食物都成了“禁忌”。西红柿炒鸡蛋，变作西红柿炒豆泡；冬瓜汆丸子，成了冬瓜煮豆腐。连盐的摄入也要细细计量。在医院吃早饭，一个病区里四个病房有三十二个孩子，轮着分一块酱腐乳——就分到指甲盖那么点，还得在馒头上抹匀了。如今想来那场景，简直像一群小麻雀抢一粒芝麻，严肃得滑稽，可怜得教人想笑。

这般小心翼翼的日子，从初中一直延到读大学。就连大一军训去延庆，都因水土不服突然发病，被连夜送去医院输液。

在家人看来，“养狗”这念头，已不止是任性，简直是作死了。那个摇着尾巴的梦想，被好好地收了起来，同我童年那些消失的小鸭、小兔放在一起，成了一个我知道或许永远无法拆开的礼物。

大学第四年，在通讯社实习，邻桌老师的屏幕上，趴着一只雪团似的比熊犬。她常给我看照片。我心里一动，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这不就是一只活的、暖和的、会对你笑的大号毛绒玩具么？这念头一旦落下，再挪不开了。

毕业前那个生日，妈妈送我一对钻石耳钉，爸爸则塞来一个红包，语气爽利：“自己买个礼物吧，喜欢什么都行！”我立刻抬头，眼睛发亮：“真的什么都可以？”他点头：“都行。”

我马上接话：“那我要一只比熊。”

爸爸笑了：“你不是有几十只熊了？都可以开展览馆了，还没够？”

我看着他，认认真真地说：“这次，我想要一只不一样的，比Steiff还略贵一点的那种‘熊’。”

儿时总盼床头的毛绒玩具能活过来，能说话，能陪我在房间里进行真正的冒险。几日后，我当真用双臂环着一团温热柔软的、颤巍巍的白色卷毛犬回家。

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声音：看，我的毛绒玩具，真的醒了。

我给它取名“喜多”——欢喜多多，福气多多。

8

喜多的狗生，想来是快活的。我们很少让它独自看家，出门去爷爷或外婆那儿，也总带着。每日早、中、晚三趟遛弯，更是雷打不动，总要陪它走到尽兴，再由它领着回家。

如此，生活里许多事便围着它转。全家想一同出远门，得商量着轮流留下；晚间朋友聚会，心里也总惦记要早些回去。从前遇上刮风下雨或大雪天，是决计不愿出门的，如今有了它，披上衣服就得下楼——它在那儿等着呢。

但这些改变，并不觉是负担。我们依恋它，它也依赖我们。它格外喜欢我父亲，只要父亲一出家门，它就必趴在门口，蜷在那双大拖鞋上等。楼道里稍有陌生脚步，它立刻竖起耳朵吠叫。我后来读到，狗在家里叫，是因它把自己当作守卫，用声音提醒家人留意。家里若真没人，它反倒安安静静的。

最奇妙的，是我的过敏。医生再三叮嘱不可接触小动物。可和它相处的这十年，每到换季，以往难捱的症状竟轻了许多，只在胳膊上偶尔泛起几点浅浅的紫癜。当初严禁的，反倒成了医我的方子。

这些事，在养狗人看来，或许都寻常。我们只是把一个生命妥帖地、热热闹闹地，迎进了自己的生活轨道里。而后发觉，被改变的、被抚慰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小狗的寿命终是有限。中小型犬若能活到十几岁，已是福气。喜多在六岁那年打疫苗时，曾意外经历一次抢救，也是那时，医生听出它心脏的杂音，说是先天不足。从那以后，“告别”这个词，像远处地平线上淡淡的云，我知道它在那里，只是不愿想它何时会飘到头顶。

二〇一九年，在它快过十岁生日前，它开始时不时轻咳。诊断很快出来：肺心病。医生并无太多办法，人的许多疾病尚且棘手，何况一只小狗。医生试了一种进口的人类用药，按体重仔细换算过剂量。服药后，喜多呼吸似乎顺畅了些，能安稳趴一会儿了，但我们心里都明白，痊愈已是奢望。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大概就这一两日了。我们围在它身边，看着它费力起伏的小身子，心里揪得发紧。妈妈轻声提议：“今天医生也提了……若家属愿意，可以选择安乐，让它安稳地走，也少受些罪。”

我几乎是立即摇头，眼泪涌上来：“不要，我舍不得。”

那时我固执地认为，只要它还在呼吸，还在眼前，就仍有一丝微弱的念想。如今回想，我那不舍的背后，或许更多是自己的怯懦。让一个陪伴十年的家庭成员，在我们温暖的怀抱中静静睡去，或许才是真正为它好。

9

我亲眼见过，一只小狗的生命，是如何一点、一点，消逝的。

那天晚上下班回家，喜多依旧摇着尾巴，慢慢向我走过来。它仰起头看我，眼神湿漉漉的，我猜它大概想让我抱一会儿。妈妈轻轻拦住我，低声说：“别抱了，抱着压迫胸口，它更喘不上气。”我只能蹲下，用手指轻轻拍它的脑门，挠挠它下巴的软毛。它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呼噜声，很短，很快又被艰难的呼吸打断。

到了晚上九点多，它明显站不住了。四肢发软，身子摇晃，可又躺不下、卧不踏实，就那么半蹲半站着，看着让人心头发紧。那一刻，一个念头冷冷的浮上来：也许……妈妈是对的。也许让它安宁地走，才是慈悲。

妈妈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它旁边，一直弯着腰，用手托着它的小身子，想让它借点力，能舒服哪怕一点点。夜深了些，它终于在自己的藤篮里卧下了，喘息声似乎平缓了一些。我守着看了一会儿，心里竟生出一丝虚妄的希望：说不定，熬过今晚就好了呢？这样想着，也就起身去睡了。

夜里十一点五十九分，爸爸在门外低声唤我。声音很轻，但我立刻就醒了。

我走到客厅。它躺在篮子里，妈妈的手掌还托着它小小的脑袋。它忽然极轻地咳了一下，一点浅红的血沫沾在了妈妈手边。然后，它整个身体，就在那个瞬间，彻底地安静了，松软了。

我走过去，伸手摸了摸它的胸口。没有起伏了，温热还在，但那种属于“生命”的震颤，消失了。我心里堵着一块巨大的、冰冷的石头，沉得让我连眼泪都挤不出来。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清晰到机械的指令：得送它走。我立刻抓起手机，查找通宵营业的宠物殡仪馆。

我给它穿上了它最喜欢的那件小棉服，把它抱进它平日睡觉的藤篮里。那时它的身子还是软的，带着残存的一点暖意。爸爸沉默地发动了车子，我抱着篮子坐在后座。深夜的道路空旷，路灯的光晕一片片滑过车窗。

我的手一直轻轻搭在它的背上。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团熟悉的柔软和温暖，正在无可挽回地、一分一分地消逝，变得僵硬，变得像它小时候玩过的、塞足了棉花的磨牙玩具。

导航机械地重复“您已到达目的地”，眼前却只有一片漆黑的绿化带。我们绕着那片区域转了一圈又一圈，像陷入一个沉默的迷宫。凌晨快两点，才终于看到远处一点手电的光，一个穿着工装的工作人员走出来，朝我们招手。

后来朋友听我说起，轻声安慰：也许是喜多舍不得，它的魂想带着你们，再多走一会儿。

进火化炉前，爸爸哑着嗓子，哽咽着对我说：“你再……再拍拍它，叫叫它。”

我摇摇头，只说了四个字：“已经凉了。”再多一个字，都怕声音会碎掉。

10

我带它回家。如今它住在一个浅青色的小瓷罐里，安放在我书柜的一格。偶尔会想看看它，每当指尖拂过冰凉的瓷面，我会想起那个深夜，在我怀抱里的，逐渐消散的温度。

那些天我和爸爸都很难过。妈妈却显得很平静，照常买菜、做饭、收拾屋子。我终于忍不住问她：“你一点都不伤心吗？”

她正擦着桌子，手里的动作没停，过了一会儿才说：“它走的时候，小脑袋是被我捧在手心里的，是不是？”

我点点头。

“它活着的时候，我白天坐在沙发上打毛线，它凑过来，我就把手里东西放下，抱着它。它就把脑袋乖乖靠在我肩上。”她语气很平常，“真要说什么遗憾，就是没能更早一点发现它病了。可也许早几天带去医院，医生也一样没办法。”

她转过身看着我：“养小动物，从开始就知道它会先走。心里有准备，就不算太意外。”

她顿了顿，声音又低了些：“它终归是你的宠物，是你当初非要带回来的。对我来说，比起有多喜欢，更重要的是把它照顾好，尽了这份责任。”

喜多离开后的第六年，我在一家宠物店看到一只幼犬。它趴在笼边，眼神湿漉漉的，两只小耳朵浅浅地黄着——像极了喜多。我征得同意，把它抱了出来。

小家伙一点也不怕生，在我怀里轻轻一挣，竟用后腿站稳，前爪扒着我的肩膀，把温热的小脑袋凑到我面前。它舔了舔我的鼻子，又蹭我的脸。细软的绒毛扫过皮肤，带着幼犬特有的、暖暖的气味。

就在与它对视的一刹那，视线突然模糊了，眼前突然像是起了一层雾，心口连着嗓子一片酸涩的钝痛。喜多小时候也是这样扒着我，湿湿地舔我脸，许许多多的画面重叠着涌到眼前，怎么也按不回去。

后来，终于看完了《我与狗狗的十个约定》。小狗索克斯与小女孩的最后一个约定，说的是“我离开后，你要再养一只小狗”。

但，这辈子，我再也不养狗了。

11

这些关于小动物的告别，无论轻柔或笨拙，都像一种预习。它们教一个孩子最初能理解的失去。而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告别，预习来得同样早，只是那课程，要沉重得多。

小学四年级时，外公胃穿孔住院。起初被误诊，药用错了，发展成腹膜炎，后来又确诊是胃癌。确诊时他七十八岁——这本该是散步、下棋、含饴弄孙的好光景。

从那时起，周末不再是纯粹的玩乐。妈妈每周带我去医院，消毒水的气味、走廊里苍白的灯光、还有外公日渐消瘦却依然温和的笑脸，成了我童年一段沉静的插曲。

八月的一个晚上，十点多，电话响了。铃声在夏夜的寂静里显得很尖利。妈妈接起来，只“嗯”了几声。放下听筒，她说：“医院来的，得过去。”

九十年代的北京，夜里的车很少。是妈妈单位派了辆车，载我们从北四环外往西三环的医院去。没有手机，路上她格外沉默，只是望着窗外。我挨着她坐，心里隐约感到，是有很不好的事要发生了。路灯昏黄的光晕，一盏接一盏掠过车窗。

医院走廊更静，白炽灯管发出低低的嗡鸣。病房外，有人说“还在抢救”，我们就立在灯光漂白的寂静里等着。墙上的圆形时钟，红色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声音清晰得有些刺耳。

在那一格一格跳动的间隙里，外公的影子却异常鲜活地浮了上来。

外公和爷爷年岁、资历相仿，性子却两样。爷爷总爱把我搂在怀里，一遍遍说“你是我最心爱的臭孙女”。外公却是个寡言的人，话少到我小时候一度以为，他不那么喜欢小孩。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他那份沉默的来处。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也会作诗，只是历经了特殊的年代，话越来越珍重地收在了心里。于是他对我的好，全在静默的行动里。

冬天逛菜市场回来，他军大衣口袋里总能掏出几串冰糖葫芦，不是一串，是好几串，默默地递过来。楼前小院里，他种了一架枸杞，夏天结满红艳艳的果子，他摘一小把放在我手心，说：“喏，吃这个，很甜。”那带着太阳温度的果子在嘴里抿开，真是清甜的。夏夜散步，他会忽然停下，用眼神示意我去看柳树干上那个透明的知了壳，在月光下像一件精致的旧琉璃。

他研究甲骨文，写一手好篆书，还会画山水。能用古法把硬牛皮鞣制得温软，也会在厨房用小锅慢熬油脂，调出润肤的雪花膏。可他总是一副平淡的样子，仿佛这些有趣的事，和吃饭喝水一样平常。

此刻，这位有趣的老人，正被一墙之隔的、规律的嘀嗒声衡量着生命。我从小在无人信神的家庭长大，只在书里见过人们拜神祷告。可在那条被惨白灯光浸泡的走廊上，在秒针切割时间的声响里，一个从未祷告过的孩子，在心里手忙脚乱地、挨个央求起她知道的所有神明。我把能想到的仙佛名号都在心里仓促地念了一遍。祈求只有一个：让外公留下来，再带我摘一次枸杞，好不好？

后来门开了，声音很轻。走出来的医生对我们摇了摇头。

那个动作很慢。然后，所有的嘀嗒声，都停了。

12

部队的车将我们接回干休所，已是后半夜。第二天，大人们在客厅铺开白纸研墨写挽联。毛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持续而轻柔，填满了安静的早晨。

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部队来了四五辆大巴车，还有十数辆黑色轿车。我袖口别着小小的黑纱，和外婆、妈妈、舅舅们站成一排，看无数双脚缓缓从眼前移过。每个人停下，微微躬身，说一句“节哀顺变”。

那时我不懂这四个字。心里偷偷想：哀伤怎么能“节”制呢？它又不是水龙头，说关就能关上。“顺变”更奇怪了——变故山崩海裂地来了，人除了承受，还能怎么“顺着”它？

我站在穿深色衣服的大人群里，看他们用相似的表情、低沉的语调，对外婆和妈妈重复那四个字，像完成一道规定的仪式。哀乐低回，白花层层叠叠。袖口的黑纱摩擦皮肤，传来细密的刺痒。

那一刻我觉得，大人们一定共用着一套特别的密码，一个用来换算“失去”的简短公式。而我，一个被茫然和钝痛裹住的孩子，还远远没被允许学会解法。

我悄悄抬眼。外公的遗像挂在正中，穿着军装，眉眼温和。人们胸前别的白色绢花，随着鞠躬的动作轻轻颤动，像许多停栖的、安静的蝴蝶。仪式结束时，妈妈摘下一朵，放进我掌心。

许多年后我才懂得，“节哀顺变”不是让悲伤停下，而是在剧痛中学习如何呼吸，在无法扭转的变故里，试着继续生活。

就像外公留下的那只乌龟，后来也在某个秋日静默离去。我们把它埋在石榴树下。每年春天，石榴树开出火焰般的花，我总会想起八宝山礼堂里如雪的白花，和掌心那朵绢花轻轻的重量。

13

一晃，三十年过去。

五一假期，我回东华门。

午后阳光正好，我想给阳台上蜷着打盹的小猫拍张照，却发现一盆敦实的仙人球杵在光最好的位置，灰绿浑圆，周身是密密的刺。“这刺头哪来的？”我随口问，伸手想把它挪开，“有点碍事呢。”

正在浇蝴蝶兰的奶奶回头看了一眼，手上动作没停：“那个呀，可不能动。是你小时候，你外公送给你爷爷的。”

我外公走得早，关于他的记忆，其实不多。但爷爷陪了我二十八年。直到二十八岁那年的春节，我还能收到他给的红包——而且总是两份。爷爷给一份，奶奶给一份。可爷爷总要问清奶奶给的那个数目，然后慢悠悠地，从自己怀里掏出一个更厚的红包，塞进我手里。那意思是，总要胜过奶奶才算数。我手上常戴的“泥鳅背”戒指，也是从他送我的那枚老戒指上剪下一块，重新打的。

爷爷活到九十八岁。每年七夕，我们都在东华门为他过生日。最后一次生日，他已经吃不太动了，就坐在主位，安静地看着我们小辈热热闹闹地说笑。等人都散了，我依旧陪他坐一会儿。他忽然拉住我的手，声音很轻：“我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可能……陪不了你们多久了。”

这话是他只对我一个人说的。我听了，心里猛地一酸，眼泪毫无征兆地滚下来。再看爷爷，他也默默地流着泪。我俯身抱住他，像小时候撒娇要他抱那样。只是这时，他已经很瘦很小了。我们祖孙俩，谁也没说话，只有轻轻的抽泣声。直到妈妈和奶奶过来劝，说别让老人家情绪太起伏。

我知道爷爷很怕疼。住院时，因为输液久了，血管不好找，护士把他的手背扎青了，他就孩子气地伸给我看，眼里满是委屈。我也知道，到了最后那几年，他很怕死。其实我们都怕。

在爷爷的追悼会上，我听人念他的生平，才知道他曾出任驻外使级商务参赞，在漫长岁月里，辗转于不同的国度。也知道他年轻时参加过山西的牺盟会——那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是抗战时一群把性命豁出去的年轻人。我还特意去山西，找过旧址。站在那些旧砖瓦前，怎么也难以把照片里那个义无反顾的青年，和后来那个怕打针、怕离别、总想把红包塞得最厚的老人联系在一起。或许人就是这样吧。年轻时能轻看生死，是因为心里装着的江山太大，未来太远。等到老了，怕死，怕疼，是因为心里被一个家、被几代人的笑声和温度，填得太满了。满到再也舍不得，放不开手。

水壶喷出的细雾在阳光里亮晶晶的。奶奶轻轻补了一句：“算起来，这盆仙人球的岁数和你差不多大呢。一直在这儿，好养，不用人操心。你看，它还总是生宝宝，亲戚家几乎每家都分了一盆去。”

我的手悬在半空。

忽然间，那些蒙尘的时光，又清晰地漫到眼前。清晨是外公的阳台——鹦鹉在笼里扑腾，水壶淅淅沥沥，和他拖长了调、总也听不清词儿的戏文。午后是爷爷的书房——他颤巍巍地从书柜深处摸出藏好的巧克力，递给我；有时又翻出些更早的物件：六七十年代国外航空公司泛黄的纪念徽章、印着外文的铁皮盒子，都是他早年出访时一样样攒回来的。然后，他再打开点心匣子，掰一块桃酥，笑眯眯地，喂给脚边早已等不及打转的喜多。

原来他们从未离开。

14

后来读到些关于人与小动物之间牵绊的文字。提到一个古老的实验，小猴子会舍弃有奶瓶的铁丝妈妈，选择钻进没有食物但柔软的绒布妈妈怀里。原来温暖的触感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需要。

难怪手指碰到小动物温热的皮毛时，心里会跟着软下来。只是和它们安静地对视一会儿，气息也会不自觉地变得平缓。那些伏案工作的间隙，看到它们蜷在脚边安睡的样子，疲倦仿佛也散去了一些。

它们常常像个单纯的孩子。你出门，它就在门后等着；你回家，它跌跌撞撞地扑过来。那种全然的信赖，让人心里又满，又沉。或许正是这种信赖，让人在失去之后，仍会一次次被那些温暖的生命吸引。

喜多离开后的第七年，我没有再养狗，却偶然在网上看到安哥拉兔的视频。那是唐山一家专门繁育英系安哥拉兔的兔舍，主人是个年轻姑娘。视频里，一团团毛茸茸的小东西安静地偎在人手边，偶尔抬起脸，神态竟有几分像小狗。

姑娘很慷慨，说可以免费送我一只，用宠物专车送来。北京到唐山不算太远，我想了想，还是决定自己去一趟。一来是觉得该当面接它回家，二来心里也藏着点隐隐的期待——万一，能遇见更合眼缘的呢。

春节正月初二，我到兔舍，从几十只满月的安哥拉兔当中接回了“初二”。

研究术数的朋友常说，万物来到身边皆有缘由。初二是我一眼相中的——通体淡灰色的长毛，唯独鼻尖一点雪白，像被谁用画笔偷偷点了一下，俏皮得很。给它梳毛时，它温顺地眯起眼，暖烘烘的安静一团，忽然让我想起从前养过的那只比熊犬。

它确实有几分小狗的性子，亲人，粘人，常拿湿漉漉的小鼻子拱我的手，示意我摸摸它的脑门；也爱被抱着，窝在怀里一动不动，仿佛全世界都跟着静了下来。

其实家里已经有一只栗色的侏儒兔，性子沉稳，常揣着前爪蹲坐，像一团安静的麻糬。初二却活脱脱是只“静音版”小狗，在围栏里弹来弹去，灰茸茸一大团独自跳着踢踏舞。侏儒兔胆怯，出门容易受惊；初二却对外出充满兴奋。

春天回暖时，我带初二去看花。满树的杏花、樱花与桃花，它全然不感兴趣，只对草丛里冒头的青麦草着迷。它小心地嗅着，专注地啃着，颊边雪白的须子随着咀嚼轻轻颤动，阳光落在那些细软的绒毛上，跳跃着碎金般的光。

周末，在檀谷，一尺花园门口，好几拨路人停下来给它拍照。“是猫吗？”“不，是兔子！好大的兔子！”它也不怕生，大大方方望着镜头，过会儿又躲到树后，举起前爪，慢条斯理地洗脸，模样矜持得很。遛狗的年轻人经过，都体贴地将兴奋的小狗牵远些，朝我们笑着点点头。

外出回来，它长长的毛发里总会缠上好些草籽、碎叶，颈后的毛也容易打结。我在阳台坐下，用梳子一点点、极轻地梳开。它倒也乖，趴在膝上任人打理，耳朵温顺地贴伏着，仿佛知道这是回家必经的仪式。

15

带初二出门，总会有路人蹲下身，手指虚虚一点，轻声问：“这小东西，能活几年呢？”

我总把话头轻轻绕开。谁会愿意去数算心爱之物的期限呢？

就像没人会问，一条最心爱的裙子能穿几次，一段最投入的恋爱能走多远，或一位至亲的家人能否活到百岁。偏偏对这小生命，人们总自然而然地问出那句关于尽头的话。

这问题本就没有答案——全看命运如何写，主人如何待。

若科学喂养，精心照料，活到十几岁的兔子也是有的——我曾见过那样的老寿星，毛色虽不如少年时光亮，眼神却依旧清润，透着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安然。可兔子终究是较脆弱的小生命。肠胃敏感，胆子又小，一场风、一次惊吓，都可能成为它生命里险峻的关隘。

我知他们并无恶意。但这问题的答案，总有些残忍。四五年？六七年？无论哪个数字，在人类动辄数十年的漫长年岁面前，都显得太短、太轻了。

可有时又想，时光的长短，或许不该只用年岁这把尺子来丈量。它不能陪你走完一生，却将它自己完整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全都交给了你。

16

有研究说，常与动物相伴的人，不那么容易感到孤单。倒未必是说了多少话，而是有个生命在你近旁呼吸、走动、发出细小的响声，日子显得不那么空。早晨有它要喂，傍晚有它要遛，生活里有了一个个温柔而确凿的锚点。

这些道理，我也是在多年以后，在经历了一次次相遇与告别之后，才慢慢懂的。

我们渴望的，或许从来不止是一个玩伴。而是另一个生命给予的温度、信任，以及它在无声中教给我们的，关于爱与失去的全部重量。

后记

电影《镰仓物语》里的那班丑时列车，是开往黄泉的。都说那头的月台上，立满了来接人的逝者。想来不是悲剧，倒是久别的团圆了。

若是许多年后，当我们也搭上那班车，或许会看见他们——那些先一步离开的亲人，那些陪伴过我们的生灵，就静静等在站台边。

几十年未能相见的思念，与那些总觉得亏欠的时光，大约会在重逢的一眼里，轻轻化开。

这样想来真好，他们还是我们最熟悉的模样。

却也真好，他们总算见着了我们老去的样子。

这样的念头，或许能带来些许慰藉。只是我也渐渐明白，失去他们的感受，终究是可以诉说、也能够被倾听的，却很难真正被治愈。那空缺的形状，会长久地留在日子里，成为安静下来时，呼吸之间穿过的风。

写下这些，是诉说，是告别，也是纪念。

写作感受

写给珍妮：

曾与好友闲谈，我说起童年养过的小动物，她听我一件件讲，想了想说，你养过的小东西，好像结局都不太好。是那天，我意识到，一些我以为早已模糊的告别，原来在心里刻得这么深。

我想，或许该为它们写点什么，于是有了第一版初稿。

珍妮读完一段，在旁边批注：“那时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我愣了一下。我似乎没有认真想过“自己的感觉”。我只记得事件，记得画面，却好像把当时那个小女孩心里翻腾的委屈、不解、愤怒……一起封存了。

珍妮就这样，一次次地把我拉回“感受”的现场。

回答这些提问的过程中，一些我以为遗忘的细节，慢慢浮了出来，故事变成现在的样子。而我也知道，当初那个嚎啕大哭的小孩，被那些在追问中重新浮现的、坚实而绵密的往日温情，轻轻地接住了。

谢谢珍妮。你追问的，不止是一篇故事的脉络。你帮我打捞起的，是一整个从未真正远离的童年。而打捞的过程，亦是一场疗愈。

编辑导师｜珍妮

西门菲沙大学小说和跨体裁(hybrid-form)写作工作坊毕业。她喜欢在写作中让人物经历种种缘分巧合，发现内在的觉悟和成长。作品见于三明治，emerge25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