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花舞影】

图亚莱呀，图亚莱呀，你不可偷取熟透的玉米；图亚莱呀，图亚莱呀，你不可飞入贞女的公田！图亚莱呀，秋叶染碧；图亚莱呀，穗粒饱满；图亚莱呀，丰收成果；图亚莱呀，真甘甜……

——我们要把你、图亚莱呀，扣进大罗网；我们要将你、图亚莱呀，鸟爪都砍断。你问那树上、图亚莱呀，钉死的麻雀：心脏在哪畔？图亚莱呀！羽毛在哪边？……夺回那公粮，图亚莱呀，判下它处斩；看那贪污犯，图亚莱呀，就是你的明天！

——印加戏剧《欧雁塔》第二幕

上半年，是南半球的秋季。在今年适逢大选的秘鲁，2026年已过去的五个月，则是一个不起眼的、一如往常的多事之秋：

2月，本届任期的第二位“顶班总统”被弹劾；

3月，继去年底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后，秘鲁首都利马和一半内陆省份分别因政治动荡和大量不同类型自然灾害，各自进入各自的紧急状态；

4月，利马的紧急状态继续延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在一场乱七八糟的后勤组织和“舞弊指控”中勉强落幕；

5月，伊卡地震、始于玻利维亚边境的麻疹疫情向全国延烧，太平洋发生厄尔尼诺现象，各大交通运输部门“随机刷新”针对选举的抗议罢工。

北京时间6月7日夜到8日晨（当地时间6月7日），秘鲁将在这一切混乱中迎来第二轮大选投票，由一个名叫罗伯托·桑切斯的人对阵第四次出战的藤森庆子。

他们所争夺的这份工作，不仅是十年内秘鲁的第十任总统，而且可能是当今世上最危险的元首宝座：

表：秘鲁2016年6月以来的总统及其下场，代总统未计入作者制图

相比之下，朴槿惠以来的韩国政坛简直堪称“安定团结”的典范。

与青瓦台最初是日本总督府一样，最初由皮萨罗建立的利马政府宫（今秘鲁总统府和内阁驻地）历史上是西班牙帝国的秘鲁总督府。它见证了这个文明古国新生203年来无数的政变、战争、阴谋和背叛，从混乱的考迪罗时代，直到几乎打破了总统连续执政时间记录的藤森。然而，自2000年藤森被武装起义推翻、直到2016年库琴斯基上台，“入主政府宫的人能坐满一届任期”这种最低限度的政治稳定确实曾持续了十来年，一度仿佛将成为“第三波民主化”时代的某种新常态。

一、秘鲁体制有什么问题？

从某种“西化”的，聚焦政客政党品牌商标、选举周期结盟毁盟，尤其三权分立规则怪谈的“短平快”视角，我们可以轻易找到许多已被反复讨论的“宪政技术原因”：

例如，该国从19世纪遗留至今的奇怪的双副总统接班制和虚位总理传统（总理不能真正执掌内阁、不在总统继任顺位中，本质上是个权力大一些的部长）。

前者允许一个竞选班子在第二副总统人选被裁定无效的情况下当选上任（例如2021年的卡斯蒂略政府）；后者则使得秘鲁总统像美国总统一样独揽大权、但直接对议会负责（面临类似议会制国家总理的不信任案威胁）；虽然总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解散议会，但宪法对这些条件的描述十分抽象（例如“议会两次谴责或不信任内阁”）、难以对现实事件形成各方基于常识的一致判断。（例如，议长下令关闭议事厅大门阻挡总理参会被撞开，是否可视为达到了“不信任”门槛？）再配上一个弱势的宪法法院，很容易形成政治危机，稳定性上甚至不如厄瓜多尔那种总统和议会“同归于尽”式的解散-罢免流程。

又如，1993年藤森的一院制改革破坏了立法机构自我制约，赋予了议会尤其议长个人（经常成为事实上的总统继任第一顺位）极低的弹劾总统门槛。

2020年比斯卡拉被弹劾时底层支持率几乎位于最高点，被民间广泛认定为“孤身对抗全员腐败政府的青天总统大老爷被腐败的议员团伙政变”；2022年议会对卡斯蒂略的弹劾则导致了一场政权合法性危机：由于继任的原第一副总统博卢阿尔特在弹劾前叛出了执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由秘鲁党，整个事件在拉美被广泛视为一场右派政变，不仅引发了大规模国内政治暴力抗议，而且导致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当时由MAS执政）、洪都拉斯（当时由希奥玛拉·卡斯特罗执政）和阿根廷等拉美左派政权（当时米莱和卢拉还未上台）长期拒绝承认新政府。

时任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左）怒斥博卢阿尔特（右）为“伪政权”、下令（按墨西哥传统）庇护卡斯蒂略的家人亲信，引发了美洲两个文明古国旷日持久的外交战。辛鲍姆接班后继续抵制秘鲁，两国关系直到去年博卢阿尔特自己也被弹劾后才恢复

再如，除弹劾权外，秘鲁议会对总统还有一种门槛更低、却十分模糊的“停职权”。

这种权力能严重扰乱政治格局（会开启总统继任程序）、却缺乏法理共识，出现过2019年比斯卡拉被议会决议停职一年，却靠着民间高支持率和军队拥护、在顺位继任者（第二副总统）已经宣誓就职的情况下成功“卫冕”，迫使议会收回成命、“新总统”沦为跳梁小丑一天垮台（以至于上面的大表都没收录此人）的奇事，等等。

除上述之外，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些“政客政党品牌”层面的原因：在世界层面最广为人知的此类“品牌”，自然是已多年未曾掌权、却一直如伏地魔般阴魂不散的藤森家族，以及秘鲁国内围绕他们而成的、我国历年来已有大量深刻分析的“藤森-反藤森”阵营矛盾。下沉到秘鲁本国层面，还可以观察到一些或影响深远、或历史悠久的“品牌”，如著名的“贡萨罗主席”——古斯曼、前胡宁省长塞隆，以及“人民行动”、“秘鲁民族党”、“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等几个大党。

然而，以上所有这些，都只是忽略秘鲁独特文化国情、单纯围绕“西式‘民主’政治一般共性”，将其抽象成一个“理想选举政治模型”玩弄数学推演的观察视角。

这样的观察对秘鲁到底能有多贴合实际呢？就以“政党品牌”一项为例，“美洲晴雨表”（Barómetro de las Américas）截至2024年的调查认为，秘鲁只有7%的人对任何政党有信心！

如果讨论“对任意一个特定政党的认同感”而非信任度，对调查有正面回应的秘鲁人反而多一点，但大概和北洋政府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水平差不多（2023年9%±1%左右）

作为中国人我们知道，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秘鲁高层政治的风云变幻，虽然受到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全球地缘政治、美国政局、国际大宗产品和海运市场等诸多（拉美）域外因素直接和间接影响，但仍是一个与美国平均直线距离高达5000-7000公里遥远国家的内政。它首先是由秘鲁自身作为文明古国复杂的历史文化“小气候”、以及其所属的拉丁美洲区域自身的“大气候”所塑造的。

限于必须引入的背景信息篇幅，本文只对这两者各举一个例子。

二、背景：欧雁塔和他的名字

本文开篇的总统列表是从当年推翻“藤森一世”的革命英雄——欧雁塔（奥良塔）开始的，我们要举的两个例子也由他开始。

相比藤森庆子和那些西装革履、英语娴熟、满口计量经济学术语的利马天龙人，欧雁塔父子三人组成的“乌玛拉家族”是秘鲁本土政治独特性很好的代表。然而，这种独特性深深扎根于秘鲁的历史文化中；为了达到与安第斯山区成千上万“本地人”（而非藤森庆子、库琴斯基等移民精英）同样的共情基础，笔者不得不单独拿出两节篇幅来补全这些背景信息。

坐落在秘鲁内陆库斯科河谷，俯瞰乌鲁班巴河、背靠琴手山（Cerro Bandolista）的关隘小镇——奥扬泰坦博（Ullantaytampu，克丘亚语“Ullantay的驿站”），在小红书上常被穷游者截取其利马（首都）西语读音“奥扬泰”的前三个音节，略带诗意地译为“欧雁台”。

作为从印加故都库斯科前往这个国家最著名的旅游景点——马丘比丘的必经之路，欧雁台不仅是一个区域交通换乘站，本身也是重要的考古遗址和古战场：1536年，曼库皇帝领导的印加起义军在此设伏，打出了古老安第斯高地文明对抗西班牙人战史中唯一一场已知的战术胜利。

欧雁台考古园区的主要部分——将整面山体铲平铺砌而成的虎阶（Pumatalis）梯田（上），如今是“欧雁塔”年度大型实景戏剧（下）的露天舞台

“欧雁台”这个发音在克丘亚语中没有意义，可能源于古艾玛拉语或已失传的印加文言（普奇纳语）“瞭望哨”或“高瞻远瞩的卫士”。值得提及的是，“瞭望哨”在克丘亚语中也是一个人名：“加卫利”（Qawiri）；上述1536年曼库印加大起义中，一个被后人称为加卫利的校尉军官奉大祭司之命，指挥库斯科西北萨克塞瓦曼要塞的起义军守城。当要塞被西班牙人围困多日、印加军队弹尽粮绝时，他宁死不当俘虏，跳下约20米高的团城（Muyuqmarqa，瞭望塔）壮烈殉国。

当代考古观点认为欧雁台聚落历史可追溯到艾玛拉人主导圣谷的前印加时代。但今天在秘鲁、包括当地克丘亚群众的心目中，它的名字往往被视为源于印加古戏剧《欧雁塔》：

印加战士欧雁塔屡立战功，被皇帝帕查库特克封为大将。然而，他爱上了美丽的公主库茜柯怡月，二人情投意合。印加皇族自古兄妹内婚，但欧雁塔与公主暗通款曲，把她肚子搞大了。帕查库特克得知此事大怒，将欧雁塔痛斥一顿，将女儿关进贞女宫思过。欧雁塔误以为公主被处死了，怀恨反出京城、来到今天的“欧雁台”落草聚义，发誓为爱人报仇。皇帝派另一位大将平叛，欧雁塔据险迎战十年不分胜负。

十年中，库茜柯怡月在囚禁中生下了她与欧雁塔的女儿——伊玛苏玛克，小郡主被忠心的侍女藏在贞女宫逐渐养大，偶然发现生母，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老皇帝帕查库特克驾崩，欧雁塔叛军仍与官军相持不下。聪明睿智的太子图帕尤潘基登基，命官军假投降、混入叛军阵中杀将起来，剿灭了欧雁塔献俘回朝。这时，伊玛苏玛克闯入皇宫，求皇帝赦免父亲欧雁塔和母亲库茜柯怡月。最终，图帕尤潘基不仅成全了姐姐和欧雁塔的爱情、还加封他为元帅，故事以大团圆结束。

基本上，这部戏的主线是：“皇家贵胄与寒门代表间的观念鸿沟引发了漫长国家内耗，新兴势力与投机分子间的貌合神离导致了整个组织垮台”。

1780年秘鲁印第安人大起义失败后，有西班牙教士抄录本的《欧雁塔》成为唯一存世的印加时代宛卡剧（克丘亚语历史剧）剧本、实际上也是印加古代文学幸存至今的唯一长篇作品。欧雁塔等人的名字，也成为印加文化仅存的（非神话、非地域性）文学虚构人物形象。

1950年代，秘鲁处于亲美独裁政府高压统治下，秘鲁共产党（PCP）将自己用于高校合法活动的皮包公司之一起名为“加卫利小组”。参加它，就是成了地下党（图为当代建造的印加战士加卫利像）

星移斗转，时光飞逝。170余年后的秘鲁共和国，年轻的阿亚库乔大区律师、无神论者、“加卫利小组”组员和地下马列主义理论教员——伊萨克·乌玛拉立业成家，当上了父亲。

有感于祖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现实，伊萨克把自己满腔的报国之情寄托在了下一代的名字上。为了赓续反帝反殖民主义理想、彰显本土身份，他特意避开了当时秘鲁知识分子为子女起圣经人物名的习惯，给七个婚生儿女中的四个分别起名为“帕查库特克”、“库茜柯怡月”、“伊玛苏玛克”和“欧雁塔”——由于如前所述的原因，要表达这种情怀，他也没什么其他典故可供选择！

“欧雁塔”的“雁”是利马沿海“现代”西语的发音。在前些年我国的时政新闻报道中，新华社译名室非常专业地根据乌玛拉家族故乡——阿亚库乔山区的传统安第斯西语读法（即Lleísmo现象）将-llan-音译为“良”，因此整个名字被译为“奥良塔”。

回到当年伊萨克·乌玛拉的起名上来。第五个最像他的儿子，被他用克丘亚语单词“安塔”（红铜）与西语“傲罗”（黄金）拼在一起，生造了一个新名字——“安陶罗”：

1980年代的乌玛拉家族。父亲伊萨克（左前落座者），长子乌里西斯（后排左一）、库茜柯怡月（左二）、伊玛苏玛克（右二）、欧雁塔（右一）、安陶罗（中）

三、背景：“马克思主义秘鲁化”进程中的多向裂解

安陶罗从未解释自己的名字。一些西语资料称其为西语化的克丘亚语“铜星星”，这显然是错的；还有资料称“安陶罗”是“红铜”与古希腊语“黎明”的拼合。本文采用“红铜黄金”一说。

前面说到，1950年代的伊萨克是一名暗藏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员，他为安陶罗起名时，“红铜黄金”可能只是对秘鲁共产党党旗色调的本土化的诗意代指。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秘鲁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极大的独特性：

我们在之前说过，印加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已知唯一不存在商人阶级、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普遍使用货币或任何一般等价物的大型国家文明。在“市场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等于社会主义”是普遍共识的近代，这种特征很容易被叙事者“抹红”为“我们民族祖先的伟大文明一直独立地与马列主义道路暗合，只是四百年前被帝国主义殖民者们搞断了！”

伟大的秘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家——马里亚特吉1928年不朽的著作《阐述秘鲁现状的七篇论文》，明确奠定了这种共产主义与秘鲁民族主义、尤其是与高地土著民族历史自豪感深度绑定的叙事框架。从那时起到1950年代，大批仁人志士因接受了这种叙事框架加入秘鲁共产党；然而由于秘鲁现代工业的落后性，这些秘鲁共产党人中只有极少数是单纯出于“改善产业工人待遇”之类“欧式动机”，绝大部分首先是乌玛拉家族老父亲伊萨克这样，怀着文明古国后裔骄傲、却不满于祖国内外现状，试图同时向世界寻觅民族信心和富强道路的爱国知识分子。

早期秘鲁共运因此表现出与东欧六国和（除古巴外）其他拉美国家都不同，但与俄国、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十分相似的“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叙事深度融合”特征。然而，在一个共产党长期未能夺取民族整理利益代表权、自身也未能因此获得必要理论权威的国家里，这种特征本身成了一把双刃剑。

随着1960年代共产主义在秘鲁重新合法化、中苏论战（导致秘共按理念分裂为亲中亲苏两派）和1968年胡安·贝拉斯科将军政变夺权与苏联交好并实行一系列左翼政策，主要以高校知识精英为主、个个热爱独立思考，却严重缺乏产业工人纪律性的秘鲁共产党人，陷入了今天常见的“网左无限可分”和“另立中央陷阱”：

秘鲁共产党（PCP）在中苏论战时分裂为亲苏的“团结派”（PCP-Unidad）和亲华的“红旗派”（PCP-BR），1970年代团结派中又分裂出更加拉美本土化的“图帕克·阿玛鲁游击队”（MRTA，古巴支持）。红旗派中又分裂出霍查派的“马列”（PCP-ML）、坚持亲华的“红色祖国”（PCP-PR），以及最终走向反华的著名恐怖组织——贡萨罗集团 (PCP，外界俗称“光辉道路”SL)。原版“红色祖国”在当代又进一步分裂出支持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全套体系、试图发展“秘鲁特色社会主义”的“红色祖国（克丘亚语表述）”（PCP-PL），这个党可视为2021年至今秘鲁理论上执政党——自由秘鲁党（PL）的价值观前身

在这种党组织不断崩解、派系自相残杀，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正确的”党中央承载理论权威的环境下，被马里亚特吉融合在一起的共产主义与秘鲁爱国主义两种叙事，自然重新发生了裂解。其代表产物有两个：

第一个是自1980年开始武装割据、一度遍及秘鲁全国的“光辉道路”及其衍生者、同情者派系。这部分报道相对较多，不再赘述；

第二个产物，则是经历了这一“被党甩飞”全过程的前共产党员老伊萨克发展出来的、以“秘鲁民族”尤其是其文化根脉——高地原住民（印加人）身份为核心的“国族重塑”。

其“理论成果”，就是最终由他“红铜黄金”的儿子——安陶罗接手、其后续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种族卡塞雷”主义（Etnocacerismo）。

四、一个“秘鲁内因”：安第斯山区的沉默者

人类有四个种族……白种人主宰着世界，黄种人拥有中国和日本两个超级大国（笔者注：原文如此），黑种人虽不如他们那样富裕，但至少主宰着自己的大陆。相比之下，红铜人种（美洲印第安人及其混血后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统治权……我们是乌托邦式的；在希望已经丧尽的时代，我们仍怀着希望。

……纳粹鼓吹雅利安人种优越。我们并不认为印第安人优越，而认为他们是受害者，必须重新融入（现代国际）社会。我们不指望别人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靠自己，首先要为我们的民族、血统和文化感到自豪……

——伊萨克·乌玛拉，2006年

由于印加帝国的“社会主义”特征和西班牙人漫长的殖民掠夺记忆，秘鲁高地人民天然对互助经济、集体公社和“反商业生活方式”抱有认同感，同时倾向于讨厌一切跨国公司进山采矿。老伊萨克在“种族卡塞雷”理论中提出“安第斯社会主义”口号，勾勒了一幅“驱逐外国资本、恢复艾柳公社、建立原住民民兵”，然后借助和发扬秘鲁政府军系统打败智利（智利政权相较秘鲁的其他邻国高度白人主导，被该理论视为西方人殖民美洲的反动堡垒）、最终以某种方式重建500年前印加帝国、一统安第斯西麓的前景。

安陶罗（左）和欧雁塔（右）都参加了秘鲁政府军，而且都去镇压了“光辉道路”

从北美自由主义视角，“种族卡塞雷”强调民族主义和种族身份、鼓吹全社会军事化、虚构某种“需要（靠战争）重现的（印加）帝国辉煌”，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主义。然而，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提倡公有制和集体劳动、完全抵制（当时主要是美国）外资和市场化的经济政策，又是如假包换的左翼立场。从西方白左视角，由于他们宣传美洲原住民权益破坏了白人语境下的“社会保守主义”要素，他们在技术上甚至无法被归入劳芬贝格或利莫诺夫式的民布阵营。

“种族卡塞雷”这个到处自相矛盾的叙事框架到底为什么能够存在？

关键在于，它抓住了许多年来，一直被利马主流政客和传统知识精英忽视的一大批秘鲁人：

阿亚库乔或库斯科圣谷山区的贫困原住民（尤其青年），他们被传统议会共产党的视野边缘化，又往往与“光辉道路”发生过冲突；

曾舍生忘死爱国、却深感被国家高层腐败背叛的秘鲁退伍军人（尤其参加过1980-1990年代厄瓜多尔边境冲突的老兵，相当部分是克丘亚人）；

进入利马等大城市讨生活的山区土著“移二代”。他们是抽象故乡合法土地上漂泊的具象的异乡人，在城市贫民窟中经历了（被白人精英）种族歧视、认同边缘化与经济上的深度压迫。

自皮萨罗时代起直到今天，秘鲁实际上很接近一个以利马为中心的城邦：高度欧美化的利马聚集了全部“公民社会”，而其他领土、尤其克丘亚人聚居的，保留着古代Lleísmo口音的高地农村，不过是利马的殖民地。对上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而言，他们希望秘鲁能变成的“理想国”，其实就是隔壁莫拉莱斯执政下“印第安社会主义”的玻利维亚。然而，由于秘鲁海岸线带来的上述特性（繁荣的利马商业区、买办经济、藤森等异质移民精英圈子高话语权等），他们遭到了比玻利维亚同胞们大得多的“代表性压制”，形成了秘鲁政治中一个庞大的隐身群体。

这些人是上一节提到的“共产主义与秘鲁爱国主义叙事裂解后两种思想产物”共同的阶级基础。他们曾在1980年代支撑了“光辉道路”短期内的星火燎原，又在“光辉道路”的教条主义傲慢面前很快（在绝大部分地区）抛弃了它；也正是这些人延续同样命运的后代，在2011年大选中将欧雁塔托举成了总统，在2021年大选中再次将“自由秘鲁”和卡斯蒂略推上了执政地位。欧雁塔背叛父兄理想、卡斯蒂略被本党叛徒政变背刺后，他们则在下一选举周期内陷入“各种其他势力都无法催出票”、对整个政党选举丧失信任的集体迷茫中。

高度亲华亲古巴的“自由秘鲁”（左）与高度反华反古巴的“光辉道路”（右）其实一脉相承，不仅支持者阶级成分结构一样，甚至领导层也有明确的人脉乃至血缘关系。前者的出现，可以看作在孕育后者的矛盾土壤始终未变的情况下，同一政治理想甩脱后者沉重历史现实包袱的一种自发尝试

五、一个“拉美外因”：“粉红浪潮”的互助与反噬

最后说回到伊萨克、安陶罗和欧雁塔这一家人。我们已经知道，老父亲伊萨克原本是秘鲁共产党人，后来转向了一种奇怪的原创“左右融合”民族主义；而安陶罗继承了这种思想（虽然他没有接稳）。那么，欧雁塔为什么要被单独列出来呢？

这是因为，如前所述，2011年当选总统后，欧雁塔迅速抛弃了“种族卡塞雷”教义中的“复兴印加”之类信条，转向类似查韦斯或莫拉莱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随着任期推进，欧雁塔变得越来越温和、更接近巴西劳工党和卢拉的立场，在经济上甚至试图与美国矿业资本重新勾兑；这种“背叛”激怒了他的父亲老伊萨克、兄长安陶罗和他们的追随者，欧雁塔最终与父兄决裂。

2000年10月，发动起义推翻藤森的时任秘鲁陆军少校欧雁塔（左）和中校安陶罗（右）

欧雁塔为什么“叛变”？真正的原因很现实：我们前面说过，影响秘鲁政治的外部因素，首先是拉美区域内的“大气候”。在欧雁塔执政的时代，大气候是“粉红浪潮”，拉美左翼政府的战友们给他和他的政府拿钱了。

21世纪初起，以委内瑞拉查韦斯、巴西卢拉、玻利维亚莫拉莱斯、阿根廷基什内尔为代表的左翼政权和古巴一道，建立了包括“美洲玻利瓦尔人民联盟”（ALBA）、“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和南方电视台（TeleSur）等机构在内的一系列跨国左翼政治互助网络。通过这些关系，欧雁塔不仅获得了竞选技术顾问和国际舆论声援，而且直接获得了物质支持。

这种物质支持十分复杂，既有合法的“阳谋”，例如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PDVSA）向秘鲁输送廉价燃油和补贴贷款（间接帮他缓解社会治理压力）、古巴在秘鲁贫困地区建立卫生院（极大提升他的政治声望）等；也包括其他拉美左翼政府（通过各种皮包公司、同时利用拉美既有的跨国洗钱网络）向他的竞选团队直接注资！

这种操作当然涉嫌“境外势力操纵选举”和干涉内政。然而，在美国一直试图操纵拉美各国选举、干涉拉美各国内政的情况下，拉美左翼只有抱团实施这类“反向操作”，才更容易在与美国的博弈中达到某种“力的平衡”；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他们这样干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然而，这类既不好看、又显然违反各当事国法律的操作，最终也给美国和亲美势力送去了巨大的把柄。

2014年，巴西司法机关在美国“开图”协助下，揭露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与奥德布雷希特建筑公司（巴西国营）等企业的巨额利益输送网络；随着调查深入，巴西检方发现，奥德布雷希特公司在整个拉美设立了专职行贿部门，秘鲁自藤森以后上台的所有总统都收了他们的钱。

就欧雁塔而言，秘鲁法院判决书称，他在2011年当选前共收了巴西劳工党300万美元竞选资金；此事曝光后，他又被控2006年竞选时从委内瑞拉政府通过外交邮袋直接拎走了150万新索尔（约合人民币300万元）的竞选经费。

现在一般认为，“洗车行动”破获的腐败问题并非完全虚构，但整个行动首先是巴西亲美势力借助美国金融霸权对左翼阵营进行的针对性破坏。此事在秘鲁的外溢影响几乎与在巴西的影响一样大，藤森之后的所有在世前总统和传统主流政党全部卷入案件，严重挫伤了秘鲁选民对未来所有“体制选项”的信心，也在欧雁塔卸任后反噬了他自己。

六：总结

理解秘鲁国情和拉美域内政治环境在秘鲁近年政治乱局中的重要性，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助益？

首先，作为观察秘鲁的中国人，这有助于我们避免许多美国人一直在犯的心态错误：以庸俗化、“强行事件关联”、“零散新闻对号入座”的方式，去尝试把一个有自身行为逻辑的拉美国家代入“中美斗争外溢”、“中美大国角力”、“中美正邪对决”之类只能从宏观层面看待的视角。

秘鲁陆军第二步兵旅位于VRAEM“光辉道路”游击区的炮楼（“第34反恐基地”）

事实上，不同于菲律宾、立陶宛乃至米莱执政初期的阿根廷等国家，在秘鲁截至目前的一切选举和非选举、暴力和非暴力政治斗争中，秘鲁各方政治势力都没有公开的反华叙事，仅有的例外是被压缩在VRAEM一隅的“光辉道路”、和本世纪一直被压制的“建制亲美极右翼”——藤森集团这两个极端。而他们之中，“光辉道路”至今残存的那部分生命力，却正是源于其“中国真经”中那些仅剩的（尚未被古斯曼污染的）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及其阶级分析工具；而藤森一伙新自由主义买办们在1990年代按“华盛顿共识”实行、本意是服务美国资本的市场/资源“门户开放”，则正是中国商品/投资大举进入秘鲁、到如今形成举足轻重规模的直接政策原因！

一方面，中秘关系已经建立基于双边贸易的极大“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秘鲁两股自身光谱占位最极端、意识形态也最反华的政治势力，反而都与中国羁绊最深。在秘鲁这种内部政治结构的基础上，我国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不参与意识形态站队、不干涉对方内政”政策，确保了秘鲁政府“对华友好”立场极其稳定的、超越内斗的连续性。秘鲁不仅每一届在任总统、而且（除藤森集团外）几乎每个主要政治势力的领导人，都总是倾向于从各自的角度保持对华友好。

最近十年，利马城头“大王旗”不断变换，与之相距仅数十公里的钱凯港项目却能一直总体上稳步推进、得到相互斗得你死我活的各派执政者共同支持，于2024年11月胜利落成；在这一进程中，博卢阿尔特手下的秘鲁港务局曾耍了一些小花招，但最终她还是礼节周到地共同主持了开港仪式。

笔者在开篇的表里已经提到，博卢阿尔特靠“背刺”卡斯蒂略上台，国内民间支持率长年徘徊在个位数（最低时创造了2%的世界纪录），被周围一圈国家抵制；如果我国政府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加入他们下场站队，虽然可能一时凑到某种热闹，反而大概率会对这座巨港让一众美国文武高官“担忧”不已的“能力”引入变数。事实上，由于中国政府“不靠干涉他国内政实现自身利益”的长期口碑，今年2月导致总统赫里下台的“Chifa门”（Chifa是已本土化的秘鲁中餐），也普遍被视为一次“私营商人行贿贪官”的偶然事件。

其次，从秘鲁自身视角，这有助于我们越过党派重组表象，意识到他们问题的一些源头是什么——由于沿海尤其利马地区大量异质（移民）精英人口存在，秘鲁“印第安人觉醒叙事”与“阶级斗争叙事”的主次矛盾，比笔者前文介绍过的玻利维亚更加难以理顺；有志于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现状的秘鲁革命者，纵使背靠一个庞大的潜在基本盘，却始终难以在现行政治空间中，将他们以任何方式、组织成足以推动任何变革的稳定主体。

十年是一个轮回。当年首败于欧雁塔、却从此一直阴魂不散诅咒着秘鲁政坛的藤森庆子，今天第四次闯进了争夺这个国家总统大位的决赛圈，而且很可能得偿所愿。

然而，仅就秘鲁本国的繁荣富强理想而言，在这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飞速发展、美国等传统霸权国家政治迅速右倾化、“基于规则国际秩序”在西半球快速明牌化的时代里浪费十年，无论眼下的选举最终谁赢，被耽误和内耗的秘鲁都已注定是输家。

世界银行有数据的秘鲁（蓝线）、中国（绿线）最近十年人均GDP（购买力平价），2021年不变价格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