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龙澍峪景区，探险谷门口的“襄汾方言墙”引人注目。

王子瑞摄（人民视觉）

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潮阳方言调查中，张静芬及其团队记录了一段关于侨批通信的口述往事。一位潮汕老年受访者讲述，过去人们有时会自行书写侨批，而不完全依赖代书先生；若不会写字，便借助简笔画与方言谐音传递信息。她还讲了一个具体的侨批故事：一对年轻夫妻长期分隔南洋与家乡，丈夫写信给不识字的妻子时，曾画下“狗尾绑铜锣”的图案，用以表示“九月底回家”。在潮汕话中，“九”与“狗”同音，“尾”取“末尾”之义，圆形铜锣则借其形状指代月亮，合起来即为“月底归家”之意。图中文字为张静芬根据受访者潮汕话口述录音转写的方言直译及普通话释义。

张静芬供图

“一定要看方言版。”这是许多观众对《给阿嬷的情书》的一致评价。这部以“侨批”为线索、讲述潮汕人下南洋的影片，全程使用潮汕方言，让大众看见了方言独特的文化力量。不少网友尝试用乡音诵读“山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在社交媒体上延续这份深情共鸣。

为何方言没有阻碍电影破圈？汉语方言如何形成？方言在文化传承与情感表达中价值何在？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河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傅林、北京大学中文系预聘副教授张静芬。

方言强化代入感

记者：电影中的潮汕话为何没有阻碍叙事与传播，反而对情感渲染起到推动作用？有网友用家乡话二创台词，却完全不对味。

张静芬：潮汕地区是著名侨乡，这部片子用的主要是汕头潮阳口音。观众爱看方言版，首先是因为地道乡音让故事场景更加真实，不像刻意演绎。像“走仔（女儿一词的民间写法，非本字）”“家己人（自己人）”这些词，蕴藏着普通话难以传达的亲昵感。在暹罗的情节中，来自潮汕不同地区的演员们口音并不统一，恰恰还原了海外华人聚居区语言多元的真实面貌。观众不需要听懂每一个字，却能沉浸式地体验潮汕生活细节、感受人物情绪。如果换成普通话，难免产生割裂感和悬浮感，容易令人出戏。

其次，方言本身也成就了表演。男主演王彦桐说，比起汕头话，潮阳话多用降调，很有气势，对他塑造直性子、糙汉子形象的木生很有帮助。

当然，情感的共鸣终究超越语言。就像很多人不懂粤语，照样爱听粤语歌、爱看港片一样。现在的观众审美意识日益成熟，只有高质量的内容才能真正打动人。当地方故事配上乡音，那便是锦上添花。

记者：片名中“阿嬷”的读音引发讨论，到底读mó还是mà？

张静芬：字典里“嬷”读mó，意思是年老妇女，比如大家熟悉的“容嬷嬷”。但作为方言字，学界对其读音有不同看法：中山大学曾南逸教授主张遵循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折合读音，根据“闽语阴上→普通话三声”，读三声mǎ；中国当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林伦伦则从方言使用心理出发，主张“名从主人”，认为应按潮汕地区对奶奶、外婆约定俗成的称呼，读mà。

我个人从学理上认同前者，但从情感上支持后者。读mà更贴近乡音，能突出方言的原生状态。普通话吸收方言词汇时，往往并不完全遵循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而会兼顾社会接受度与实际语感。就像当初吸收吴语词“尴尬”（本字作“尲尬”）时，没按对应规律读作近似于“监jiān介jiè”的发音，而是依照吴语实际读音，采用了普通话中声调较贴近的gān gà。

那天我询问学生的看法，发现北方同学更接受“嬷”读mó，而南方同学则倾向于读mà——他们坚持的，或许并不只是一个读音，而是对乡音那份天然的亲近感。

此外，还有一个被忽略的选项是，就按照“嬷”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规范读音读mó。既然影片以汉字书写面向全国观众，那么按普通话标准读音来读，也具有充分的语言规范依据。

穿越回古代能听懂吗

记者：潮汕话属于哪种方言，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它和普通话差异那么大？

张静芬：潮汕话是闽南话的重要分支，与厦漳泉一带的闽南方言同根。方言就如同地质层，由漫长岁月里的多重因素层层沉积而成。

首先是地理阻隔。福建多山，古时交通隔绝，因而形成了“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调”的局面。

其次是人口迁徙。历史上，秦汉驻军、唐宋战乱引发中原人口南迁。他们把不同时期的古汉语带入南方，闽语因此保留了上古与唐宋时期的音韵特征。此后由于南方局势相对稳定，语言演变较为缓慢。而北方方言受民族融合、战乱影响持续变化，导致南北方言差异逐渐拉大。伴随着闽南人的迁徙和移居，闽语在闽粤沿海、海南及台湾等地扎下根基，并进一步辐射至东南亚。

傅林：语言接触对方言的形成和演变同样重要。一方面，其他族群与汉语群体接触时，会习得或改说汉语，其口音中往往带有其母语特征，从而形成一种方言；另一方面，方言也在不断受历代“通语”影响，逐渐朝通语靠拢。因此，是迁徙（分化）和接触两种力量共同塑造了汉语方言的面貌。

记者：有人说闽南语、粤语接近唐代语音，朗诵古诗文都比普通话更加押韵，因此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还说如果能穿越回唐朝，福建、广东人更容易与唐朝人沟通。这些说法成立吗？

傅林：整体上，北方方言比南方方言演变得更快，因此与古代汉语的差异更大。但不能笼统说某一种方言就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具体来看，各方言保留的古汉语特征不一样：广州话韵母更接近中古汉语，上海话声母保留更多古音特点。只是古诗词的押韵特征更容易被人们注意到，所以大家往往津津乐道于用广州话读唐诗会更押韵。

张静芬：我也觉得“活化石”的说法不完全准确。闽南话、粤语确实保留了大量古代汉语特征，比如入声字的发音。用广州话、闽南语读柳宗元的五言绝句《江雪》，“绝、灭、雪”等入声字不仅押韵和谐，而且都有短促、冷峻的韵律感。这种普通话不具备的特质，让大众产生了“南方方言更贴近古音”的直观感受。

然而，语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使用中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断塑造着。今天，普通话里依然持续发生着“音变”现象，现在的闽南语、粤语和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话不可能高度相似。所以，福建、广东人穿越回去也许能听懂个别词汇，但大概率没法和唐朝人无障碍交流。

记者：汉语方言的分布构成是怎样的？哪些方言有专属文字？

张静芬：汉语各方言并非各自独立、彼此泾渭分明，而是构成一个连续分布的语言连续统，其间存在大量过渡地带。为了厘清这种复杂性，“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等前辈学者和早期传教士开展实地调查，选取代表性方言进行命名与归类，才为我们确立了方言分类体系。

传统学界通常将汉语分为官话、吴、湘、赣、客家、粤、闽七大方言。其中官话覆盖大半国土，是普通话的基础，后来又细分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等8大片区。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语言地图集》进一步细化原有体系为十大方言区，在七大方言之外，将晋语、徽语、平话等划为相对独立的方言区。

得益于秦始皇“书同文”的历史创举，中国各地口音虽然差别极大，却共享同一套汉字书写体系。至于粤语的“乜”“冇”“佢”、吴语的“侬”、闽语的“囝”等方言特征词，大多承袭自古汉语本字、民间假借或方言会意造字。这些字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方言独特的发音与词汇系统，也是方言与古汉语血脉相连的印证。

方言是人的精神故乡

记者：在推广普通话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方言的价值以及二者之间关系？

傅林：汉语自古就有通语与方言的分工，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今天，普通话承担着跨区域公共交流、文化传习的重任；而方言用于本地人的日常交流，表达精准鲜活、极具在地性。

很多方言词，普通话得用一整句话才能解释清。比如河北献县话里的动词“乔”，专指“散发着强烈的令人不适的气味”，比如“屋里乔鱼腥味”，普通话的“散发”“弥漫”都不能和这个词完全对齐。

乡音难改，方言是人精神上的故乡。保护它不只是留住口音，更是为了把握地域历史、增强文化认同、延续乡土文化与乡愁记忆。只是这份价值往往比较隐性，其文化与生态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不容易被直观看到。因此，调查、记录、保护方言资源的工作，应该得到更多重视。

记者：除家庭与市井生活外，方言在文艺界、网络上有哪些活跃形态？

傅林：文艺作品中，戏曲是方言最坚固的阵地。戏曲传承创新应该建立在坚持方言、服务地方的前提上进行，否则就失去了灵魂。

社交媒体上，一些方言自媒体博主很受本地人欢迎，不仅是因为语言贴近性，也是因为这契合了人们对身边人和事的关心。值得一提的是，自媒体的爆发也为方言调查和记录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以往我们方言学者需要到当地寻找发音人，费时费力，而现在打开手机，海量的自然方言素材就在眼前，能让我们更高效地捕捉当下的语言生态。

记者：立足长远，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大众化、可持续的方式，做好方言的保护传承，让乡音持续焕发活力？

傅林：方言的传承受社会的总体发展影响，很难通过行政的、主动的手段保持其活力。更为实际的工作是尽快调查、全面记录各地方言的信息。国家开展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就是通过文本、音频、视频等形式记录各种方言面貌，并且数字化建档，使它们承载的地方文化信息不至于消泯。

张静芬：方言的生命力在于使用，离不开一代代新生力量的学习和传承。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是第一阵地。过去有些家长担心孩子学方言会影响普通话，这种观念需要转变。学方言不仅不妨碍学普通话，还能提升语感、辨音能力与语言运用能力。孩子完全可以在家庭环境中自然习得方言，入校再系统学习普通话。因为儿童期是语言习得的敏感阶段，在语音辨识和语感养成上优势明显。如果长大后才学方言，又缺少稳定的语言环境，就很难说得地道自然。

记者：国外语言也有方言体系吗？与中国方言的性质和形成过程有何异同？

张静芬：英语等语言也有方言，词汇和语法层面均有差异，但更多体现在口音上，不像汉语方言差别大到难以互通。这与中国地形复杂、山水阻隔加剧了方言分化有关；欧美以平原为主，历史上语言交流相对顺畅，因此分化程度更低。

从语言学角度看，中外对“方言”的界定都涉及历史来源、互通程度与社会认同等维度，没有本质区别。但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口音在不同地区会被赋予不同意义。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窈窕淑女》里，卖花女要想进入上流社会，必须先改掉自己的底层口音。这反映出，在西方语境中，口音常被当作阶层标识。

反观汉语，虽然天南地北“声不相通”，但汉字“书同文”和民族历史记忆确保了共同文化认同。正是这一点，使得潮汕话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跨越语音差异，触动观众心弦。（本报记者 陈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