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王雪坤在5月26日国新办举行的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在华研发的新技术、新模式积极反哺国际市场。

为何说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转向背后的动能是什么？意味着怎样的时代红利？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亚洲所副研究员潘怡辰。

澎湃新闻：关于“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这个判断依据是什么？

潘怡辰：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中国的创新研发投入强度跃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首次突破7%，创历史新高。可以说中国的创新“地基”越打越牢。

其次，中国的创新产出全球领先。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前十。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中国以24个集群数量继续位列全球第一。这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引领者的突出地位。

另外，跨国公司将中国视为研发“热土”。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外资用脚投票，把核心的研发环节放到了中国。

还有，“中国研发、全球共享”成为新常态。比如我们在编写今年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时，发现了不少外资在华研发成果反哺全球的案例。比如，在技术产品层面，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已搭载在中国制造的汽车上，成功登陆欧洲市场；在产业标准层面，来自中国科技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诊断算法和数字孪生技术，已全面应用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工厂。中国不再只是“世界工厂”，更成为全球创新的“发动机”和“策源地”。

澎湃新闻：转变为全球创新策源地，为什么要强调跨国公司的作用？

潘怡辰：跨国公司在中国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我们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中也专门提到，跨国公司积极参与中国全链条、多层次的创新生态建设，涵盖基础技术突破、应用场景创新、规则标准制定、多种金融支持和创新生态合作等多个方面。

比如，我们以规则标准制定来看，跨国公司的重要作用体现为规则的“共建者”，以及国际与国内标准的“连接器”。据国家标准委统计，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外资企业委员已达3333人次，占委员总数的5.4%；外资企业委员参加了791个技术委员会，占技术委员会总数的58%，涉及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通信、汽车、医疗、电子、家电、食品等重点领域。外资企业委员不同程度参与了中国标准的预研、立项、起草、审查、修订等具体工作，对提高中国标准技术水平、促进与国际国外标准一致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澎湃新闻：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转向”背后的主要动能是什么？

潘怡辰：这一历史性转向，背后有多重动能共同驱动：

首先，国家战略是最重要的牵引力量。“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部署了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战略前沿领域科技布局、构建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等重要战略任务。

还有，超大规模市场红利的不断释放。随着中国消费结构的持续升级和产业的加速迭代，中国的14亿人口构成了庞大且多元的需求生态，这对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最丰富的“试验场”和最快速的应用迭代场景。

另外，完备的产业体系是系统支撑。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完备的产业链配套能力，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这种产业生态为从技术创意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转化提供了独特的“系统效率”。

最后，人才是推动创新的坚实力量。中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至2025年10月，中国专业技术人才超过8000万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为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

澎湃新闻：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作为创新策源地，相比制造基地阶段，新增哪些核心红利？

潘怡辰：中国作为“创新策源地”为跨国公司带来了很多新增的核心红利。

首先是技术与场景带来的加速研发红利。跨国公司可以与中国本土的创新力量形成“研发—应用—迭代”的正向循环。过去，跨国公司的技术研发在海外完成，在中国主要做的是生产制造；现在，跨国公司可以基于中国的科创力量和用户市场，直接参与基础技术攻关和应用场景创新，这种新合作模式大幅缩短了跨国公司的技术迭代周期。我关注到很多医药、机器人、汽车行业的知名跨国公司都是因为这一点，加码在华研发。

其次是本土创新生态带来的网络红利。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加入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计划等本土创新计划，与政府、高校、科研机构、本土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享创新资源。这种嵌入式创新网络让跨国公司能够更高效地获取中国的创新要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

另外，还会带来创新成果的全球溢出红利。跨国公司在华研发的技术和产品，可以借助中国在全球市场的畅通贸易渠道实现规模化输出。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在中国投入研发获得的回报，不仅是服务中国市场的收益，更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增量收益。

澎湃新闻：关于中国将来成为全球创新策源地，您有怎样的政策建议？

潘怡辰：展望未来，中国还需要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

首先是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筑牢原始创新根基。中国要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特别是加强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领域的技术攻关，强化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等战略前沿领域科技布局。

其次，还要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加快推进数据跨境流动、人才引进、科研数据共享等领域的制度创新。在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平台开展先行先试，主动对接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领域实现制度突破。

另外，我们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创新活力。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同时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支持跨国公司深度融入本土创新网络。跨国公司不仅是技术输入者，更是中国创新走向全球的重要载体，应进一步发挥其在链接全球创新资源方面的独特优势。

还有，要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创新提供多元资本支持。做强做优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早期、小型、长期和硬科技领域。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从天使投资到上市的全周期融资服务。用好QFLP试点和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拓宽科技创新的跨境融资渠道，让中国的创新企业能够更便捷地对接全球资本。

最后，我们还需要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构建互利共赢的创新共同体。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型科技合作项目。比如，结合本次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来看，应该发挥峰会的重要平台作用，推动研发、产业、资本、市场的深度融合。通过联合研发、技术转移、标准共建等多种形式，将中国打造成为全球创新要素汇聚的“引力场”和全球创新成果输出的“辐射源”。

正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王雪坤在发布会上所言，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已经从“市场+制造”升级为全方位深度融合，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我想，这既是时代赋予的机遇，也应该是跨国公司与中国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