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

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黄坤明致辞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脉赓续与文化创新创造，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与会嘉宾表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智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中央有关部委、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内容来源：新华社）

文脉如何传？创新怎么干？

一众大咖在深圳给出答案

5月21日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

本届论坛围绕主题

“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展开

发挥文化强国建设的“风向标”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高德步：

《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人文经济学的历史渊源与当代探索》

“‘人文化成’就是通过人文活动实现人文价值，人文经济学是‘人文化成’的经济学。”高德步认为，中国自古便是“人文之国”。《周易》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提出“庶矣、富之、教之”的治国三部曲——先让人民繁庶，再发展经济，最后通过文化塑造使人成为真正的“文化人”。这种从人本、民本到人文的递进，让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始终浸润着文化价值。

在高德步看来，历史长卷里，经济过程与文化发展的深度融合俯拾皆是。青铜器本为祭祀用具，但拉长了冶炼、铸造、钱币的产业链条；瓷器根植于古人对自然元素的把握，文化元素的叠加赋予它远超生产成本的附加价值；造纸与印刷术的发明，更催生了唐代“飞钱”、宋代“交子”、元明“宝钞”等货币向纸质信用凭证的革命性跨越。这些例证表明：中华民族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从来就是高度统一的。

现如今，经济文化化，让经济活动从物质生产转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创造，越来越多地嵌入文化元素和人文精神。高德步说，近年来，“新国潮”崛起，故宫口红、园林联名糕点、汉服热潮、非遗好物走进直播间……消费者愿意为文创产品背后的东方美学、匠人故事与文化认同买单。而文化经济化，则通过创意转化、科技赋能和市场运作，让抽象的文化资源、符号与精神价值，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服务与体验。例如，河南卫视《唐宫夜宴》通过IP授权开发数字藏品、敦煌莫高窟衍生出VR沉浸体验和定制数字壁画。“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即人的本质需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以上说明，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许多人只视其为纯粹的技术革命。然而，AI与以往任何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可以也必须被赋予价值观。”高德步指出，没有价值判断的AI只是运算速度更快的机器；被人文浸润的AI，才能成为富有灵魂的智能体。在AI时代，技术提供效率与可能，人文提供方向与意义。AI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文的涵养与文化的引领，AI时代就是新人文时代。

高德步认为，回望历史，从上古先贤“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宏愿，到今日以人文赋予智能以灵魂的探索——中华民族的人文化成之道，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之道。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王军：

《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创新与体系构建》

王军指出，目前亟须加大保护力度的是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聚落遗产和文化景观，因为它们尚未被明确地作为遗产类型写入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列举的受国家保护的物质遗存名录，还不能做到依法实施全面、系统的保护。

在王军看来，中国文化特有的时空观塑造了与天地环境整体生成、人文与自然高度融合的聚落形态、文化景观。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各考古学文化与历史时期的各族人民，不断融入并分享同一个古老而饱含生机的时空体系，共同创造了极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文化形态，形成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古代中国由此走出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

“我们的古城、古镇、古街、古村不是保护得太多了，而是留存得太少了。”王军认为，当前亟须将聚落遗产和文化景观作为不可缺失的遗产类型，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推行全面、系统的普查、登记和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应该及时启动对这两类遗产的专项普查工作，将已留存不多的古城、古街、古镇、古村全部纳入聚落型遗产的普查登记范围，将五岳、五镇、四渎、四海人文圣地，佛教、道教名山胜境、皇家陵寝，具有地方特色的风景名胜，纳入文化景观的普查登记范围，制定行之有效的保护政策。

“我们唯有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健全体系，推行系统性全面保护，才能践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神圣使命，无愧于时代的重托，为中华文脉的永续提供强大保障。”王军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 王巍：

《跨学科视域下不同文明演进路径的比较与思考》

王巍表示，中华文明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作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依托不同的自然地理、社会结构与文化内核，走出了各具特质的演进路径和不同结局。立足跨学科视域，融合多学科成果，系统比较四大文明的演进路径，能够探寻中华文明历经5000余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核心密码。

王巍指出，四大原生文明均依托大河流域孕育，依靠农业奠定的物质基础完成文明的突破与跃升，但迥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不同走向。古埃及依托尼罗河稳定水源与天然屏障，形成封闭农耕体系和神权王权合一统治，最终因外族入侵、文化同化中断；古巴比伦地处两河流域，无天然屏障且河水泛滥，长期受外族侵扰，靠严苛法律维系秩序，最终因战乱、土地盐碱化断裂；古印度依托两大流域，复杂地形与种族迁徙形成割裂族群，种姓制度与宗教主导社会，文明脉络多次断层。

相较于其他三大文明，中华文明依托长江、黄河流域，形成南稻北粟互补格局，地理环境兼具封闭性与开放性。西部高原、北部草原、东部海洋构筑天然屏障，抵御外部冲击；国土幅员辽阔，保障中华文脉延续；内部地形交错，为区域文明融合提供空间，史前文明最终走向统一，筑牢文明延续根基。

“文明传承的延续性是中华文明最核心、最鲜明的独特性。”王巍认为，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历经朝代更迭、民族交融，始终脉络完整，是人类史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存续至今的原生文明。一脉相承的汉字体系、儒为核心兼容百家的思想、家国一体的结构，赋予中华文明超强韧性。中华文明始终坚守“大一统”政治追求与多元包容的民族文化理念，使其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创造力。

王巍表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核、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大一统的治理理念、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开放包容的宽广胸怀，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爱好和平的仁德之心，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密码。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四大文明兴衰的历史经验，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华文明永续发展，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共生共荣，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南帆：

《文学场域之变与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

南帆表示，“新大众文艺”近来成为文化界的一大热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他认为，这一概念是对一系列新型文艺动向的敏锐概括。互联网的出现带来大众传媒的深刻变革，这是新质生产力与文化创造的又一次历史性结合。互联网可以聚合与重组文字、图片、影像、声音等多种符号，具有纸质传媒无法比拟的传播速度与范围。技术赋能正在为大众的表达与接受提供崭新的空间。

南帆指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大众形象顽强地从各个方向渗入文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更为基础的意义上，大众的存在不断推动文艺传媒体系的变革。“竹简、纸张、书籍、报纸、电视、互联网等传媒体系的持续延伸愈来愈清晰地显示出一个主题：接纳更多的大众共同参与。”他说，传媒体系的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更大程度地向大众开放。

“新大众文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来自多种历史因素的共同促成。”南帆表示，自过去一百多年文化界的反复讨论和形成共识，再到后来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文化整体水平的大大提高，大众充当创作主体的条件愈来愈成熟。如今，互联网提供了新大众文艺异军突起的特殊契机，大众可以随时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这个空间。由于手机与个人电脑的加盟，很大一部分新大众文艺作品绕开纸质文化的传媒体系，进入互联网完成另一种创作与传播的循环。

南帆认为，新大众文艺之所以“新”，创作、传播、接受等众多环节显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人们可以在新大众文艺之中发现新的美学，新的社会学。围绕互联网为中心的大众传媒，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情感共同体正在悄然形成。科学技术与文化创造的相辅相成制造出不同以往的创作与传播路径，文化构成元素发生了积极的调整，一些传统的文化壁垒在新大众文艺面前无形地消除了。

在南帆看来，由于大众的广泛参与，民族的创新与创造活力正在充分调动起来，色彩斑斓的时代生活正在从各个层面获得展示，众多优秀作品正在新的传播条件下产生强烈共鸣。从新型的文艺形式、文艺人才的成长模式到激发大众的创造活力，新大众文艺的成功留下许多有待进一步总结的经验。他进一步认为，新大众文艺要在新的背景下重新思考“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更好地承担起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任。

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傅若清：

《中国电影的自信之源、自立之基与自强之路》

傅若清表示，中国电影作为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载体，历经多年产业化改革，已完成现代化转型与规模化积累，不仅稳固占据本土市场，更跻身全球前列。面对当下媒介环境的深刻变化与全球竞争格局的深度重塑，锚定文化之根、立稳产业之身、走出复兴之路，是中国电影的时代命题。

傅若清说，纵观世界电影史，凡能在全球产生持续影响的电影体系，无不深耕于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中国电影要建立文化自信，必须回到中华文明这个精神原乡寻根汲养。中华文脉传承赓续，赋予中国电影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核。家国天下、天人合一、和合共生，这些跨越时代的文化母题沉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一旦被一部好电影唤醒，就是一次辽阔而雄壮的民族情感共振。同时，中华美学的东方气韵塑造了中国电影的独特品格，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铸就了中国电影海纳百川的精神气度。中国电影的精神辨识度，让中华文化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展现出崭新生命力。

“强大产业作支撑，深厚文化方能转化为影响亿万当代人的精神力量。”傅若清认为，中国电影行稳致远，需在三方面固本强基：一是讲好中国故事，捍卫叙事主权，以自己的语言讲述中国人的世界观与心灵史，构建兼具中国视角与全球传播力的话语体系；二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中国电影从“孤峰突起”走向“群峰并峙”，以高质量跃升铸就电影强国；三是涵养文化生态，厚植产业发展土壤，唯有尊重艺术、包容创新成为主流共识，方能涵养良好文化生态，形成健康的电影创作生产循环。

在傅若清看来，中国电影的自强之路，是在革新与超越中不断塑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并重，只有加速实现国内国际市场双轮驱动，才能在对话与互鉴中，让当代中国电影产生更深远影响。要以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姿态走向世界，从中国叙事、技术引领、价值认同三方面发力，让中华文化通过光影故事走进海外观众心灵深处。

傅若清说，中国电影的自信自立自强是一项系统工程，唯有在守正创新与开放合作中坚守文化初心、强化产业实力，才能实现产业自强与文化传播的双重突破，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助力铸就电影强国之梦。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长聘教授 孙茂松：

《生成式人工智能给知识生产创新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孙茂松认为，与此前所有知识生产范式中人类始终是其中的唯一主体不同，这次“破天荒”地增加了一个新的主体：“机器”。而且，语言大模型具有强大的语言生成能力，同时具有较好的开放式语言理解能力。机器能做到这一点，是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

孙茂松认为，与此前所有知识生产范式中人类始终是其中的唯一主体不同，这次“破天荒”地增加了一个新的主体：“机器”。而且，语言大模型具有强大的语言生成能力，同时具有较好的开放式语言理解能力。机器能做到这一点，是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

“ 但同时也要看到，语言大模型远非完美。”孙茂松同时指出，本质上它是概率模型，在语言理解上不能保证如人类一般精准可靠，在语言生成上会出现与生俱来的“幻觉”现象（即生成虚假信息）。此外，训练语言大模型使用的互联网语料中，往往掺杂各类人类的偏见与谬见，从而导致模型也存在偏见与谬见。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进行知识生产时，从真实性、可靠性、安全性等诸多角度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孙茂松现场抛出了几个必须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第一，在知识产生及传播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人和机器的关系？毋庸置疑，在这个进程中人始终应占据主导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应成为人类的好助手、好伙伴，但绝不能“反客为主”。第二，在人机共存的基本条件下，如何更加积极地发挥人在知识生产中的主观能动性？第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加速知识发现与整合以及无时不在、无远弗届的知识传播。如何有效重构知识生产新范式，使其与时、与世俱进？如何有效重构知识生产新范式，使其与时、与世俱进？第四，生成式人工智能降低了知识生产门槛。如何更好地调动和挖掘大众知识生产能力，与专家知识生产形成互补？他说，2024年的一项调研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能提升个体创造力，却降低了“新颖”内容的集体多样性。知识生产创新中面临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促使我们必须进行深入思考。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岭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春声：

《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以岭南文化为例》

“一讲岭南，就是在讲中国与海洋相遇，也是讲中国与世界对话。”陈春声指出，广东是移民出洋最早、海外乡亲最多的省份，有近3000万海外粤籍侨胞分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东南亚街边食档随处可见的“贵刁（粿条）”，到场场爆满的海外粤剧团、潮剧团、英歌舞演出，再到遍布全球的客家会馆、潮人商会、广府会馆，岭南文化的对外传播，往往融“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于“一粥一饭，一言一行，一趣一味”的日常交流之中。他说，日常生活交融更是深层的文化传播，这正是岭南文化海外传播的天然优势。

陈春声认为，人际交往是最自然的文化传播。文化影响更多是靠“有血有肉”、有情有爱、活生生的人带出去的。其在潮汕、梅州和四邑乡村做田野调查，看过无数侨批和银信——生活再窘迫的华人，也会尽量省吃俭用，寄钱回家，赡养长辈、修建房屋、照顾妻小、供子女读书。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普通百姓“侨批”跨国往来的故事，讲述岭南人“有情有义”的精神，感动了海内外数以千万的观众。这种对祖先的敬重、对故土的深情、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子孙未来的重视，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讲到人群的流动与交往，陈春声表示，吸引几代年轻人关注的李小龙、孙燕姿、梁静茹这样的明星艺人，也会在公开场合自豪地提及自己的岭南祖籍。这份文化认同感，跨越了地域、身份和国籍。

陈春声指出，两千多年来，岭南人 “得风气之先”，在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与时俱进、“先走一步”的作用。从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岭南在近代中国每一次变革中都走在前列。改革开放以来，更有深圳孕育出腾讯、华为、大疆等世界级科技企业。这反映的正是岭南文化“务实、开放、包容、敢闯敢试”的底色。他认为，在大数据和AI的时代，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让中国智慧与世界需求对接，正在产生影响空前的效应与力量。

“所谓‘广东文化’，其实是‘中国文化在广东’。”陈春声表示，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海外岭南人往往具有深厚家国情怀，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海外受众习惯以自己所接触的岭南文化现象和文化元素，去想象和构建中华文化的整体。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地域文化传播，实际上都在“全息地”反映国家的总体形象，讲好岭南故事有助于对中华文化整体的传播，应当要有这样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内容来源：深圳特区报&读特 记者：李舒瑜 宁若鸿 徐兴东 张钧政 杨丽萍 关炜瀛 林捷兴 樊怡君 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