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试验”到“商用牌照”:政府如何为卫星物联网“铺路架桥”
——中国卫星物联网制度破冰幕后
采访/文| 稻子
在上一篇对话《》中,我们讲述了国电高科如何选定VHF/UHF频段,并完成了与多家卫星操作者的频率协调。
频率协调完成后,董事长吕强面临下一道关卡:申请频率许可和空间电台执照。但当时国家产业和运营资质分类中根本没有“卫星物联网”这个类别,连主管部门也犯难。因此,从创业第一天起,推动政策破冰就是既定的方向。
他接连走进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和信息通信管理局的大门。这,正是卫星物联网从“技术验证”迈向“合法商用”的破冰起点。《太空与网络》继续对话吕强。
《太空与网络》:
第一次正式向工信部汇报是什么时候?当时是什么情形?
吕强:
是在2018年。我们做好频率协调工作后,去无管局申请卫星频率许可和空间电台执照。当时空间处的领导接待了我们,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这么多年了,终于有商业航天企业开始在卫星通信领域迈出第一步了。”他们既惊喜又感慨。
但卫星物联网确实是新东西,用卫星移动频率来开展是否合规?是否需要先取得运营资质?——这些问题需要局里决策。
《太空与网络》:
后来是怎么突破的?
吕强:
局里很快做出了高瞻远瞩的决定:支持新型卫星物联网业务和商业航天发展,以“技术试验”的形式,先办理卫星频率许可和空间电台执照。于是2018年10月,天启1号卫星得以成功发射,我国首个低轨物联网星座正式开启了技术验证。
这个决定在当时是需要一定的担当的。因为法规里没有卫星物联网这个类别,没有先例可循。但局里认为新型产业应该先“试起来”,不能因为政策空白就把创新的路堵死。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无管局当时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天启星座。
《太空与网络》:
有了在轨卫星和真实案例后,下一步是什么?
吕强:
随着天启星座卫星不断发射上天,开展技术验证和应用示范,卫星平台技术和系统体制不断成熟、完善和定型。我们认为,呼吁和推动卫星物联网运营资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频率许可解决的是“能不能发卫星”,运营资质解决的是“能不能签商业合同、能不能收费”,归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信管局)管。
于是,我们开始持续向信管局进行沟通和汇报,局里也来企业实地考察调研。每一次汇报,我们都会准备详实的材料:技术体制、组网进展、应用案例、国际对比、产业意义等等。
《太空与网络》:
汇报过程中,局里有没有提出过尖锐的问题?
吕强:
有。比如“你们和地面物联网有什么区别?这个市场有多大?”……这就需要我们从覆盖范围、终端功耗、应用场景等方面详细解释。我们强调,正是卫星物联网能够覆盖深山、远海、荒漠、低空等地面网络无法触达的区域,同时解决高功耗和高资费问题——它天然适合广域、高数量的物联网场景,对地面物联网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升级。
当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和天通、北斗是什么关系?会不会重复建设?”我们的回答是:协同互补,不是竞争。天通、北斗是中高轨,我们是低轨;中高轨适合高端、低密度、专用场景,低轨适合高性价比、大规模、消费级场景。而且我们正在开发融合芯片,未来互为备份。
《太空与网络》:
那么政策突破的关键节点是什么?
吕强:
2025年是一个大年。正好当时赶上了我国准备对卫星通信准入资质进行优化的重要历史机遇时刻,卫星物联网就幸运被列入了优化改革的重点。8月27日,工信部发布了《关于优化业务准入促进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里面首次把卫星物联网和卫星互联网并列提出,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赛道。
紧接着,11月底又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通知》,明确了试点流程、准入条件和监管要求。
这两份文件,是我们等了八年的“政策东风”。
《太空与网络》:
拿到商用试点牌照的具体日子是哪一天?当时您在做什么?
吕强:
是今年(2026年)5月6日下午。那天我在办公室,看到了工信部的官宣。我一个人在窗前站了很久。我很清晰地记得,我内心不是狂喜,是释然。
八年了,从2017年创业时没有人看得懂,到2018年发射第一颗试验星,再到今天拿到合法运营资质——就像跑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终于看到了终点线。但同时,有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回荡:拿到牌照不是终点,而是真正商业化的起点。
《太空与网络》:
您认为这张牌照对行业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吕强:
我认为有三点。第一,从“模糊地带”到“有类可归”。卫星物联网不再依附于其他业务,有了专属的监管体系和发展路径。第二,从“试验”到“合法商用”。企业可以依法收费、签大合同、规模化部署,商业闭环彻底打通。第三,从“民营企业自己闯”到“国家战略认可”。牌照相当于国家背书:对这个赛道是支持的,对这个企业是认可的。
《太空与网络》:
对于其他正在推动政策创新的硬科技企业,您有什么建议?
吕强:
第一,先做出来,用事实说话。不要空等政策,政策往往滞后于创新。第二,持续沟通,不厌其烦地汇报、解释、论证。主管部门需要了解新事物,而你的开创,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第三,找对窗口,知道哪个部门管什么,精准对接。第四,保持耐心。政策破冰通常需要数年,急不得。
《太空与网络》:
回首这八年,您最想感谢的是谁?
吕强:
很感谢工信部无管局、信管局等相关司局。是他们的高瞻远瞩和责任担当,给予了一个新兴产业创新实践的机会,我们也有幸赶上了国家政策开放的步伐。
我也要特别感谢这个时代,没有国家对商业航天的开放包容,就没有今天的天启星座。
《太空与网络》:
拿到牌照后,国电高科在行业规则与标准层面还有哪些重点计划?
吕强:
后续我们的侧重点,一是推动更多卫星物联网频率的申报和协调,加快二期试验星发射和IOT NTN标准体制的验证,为天启二期全球组网做准备。二是推动国内卫星物联网技术标准的制定,让产业链有规可依。三是参与3GPP NTN国际标准,让中国的窄带物联网方案成为全球选项。
《太空与网络》:
政策突破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期待国电高科的下一个八年。
吕强:
谢谢。我们会继续踏踏实实,把卫星物联网做成中国商业航天的一张名片。
后 记
从2017年无人问津的“窄带物联网”,到2026年首张商用试点牌照落地;从一本泛黄的《频率划分规定》,到累计41颗卫星的全球星座……
国电高科的八年,是中国商业航天政策环境逐步开放、民营创新力量不断崛起的缩影。这张牌照的含金量,或许正在于它背后那段少有人知的、企业与政府良性互动的破冰之路。